第十三章 民運人士當特工（一）
“民運人士”者，民主運動人士的簡稱；“特工”者，執行特別任務或勤務的工作人員的簡稱，在大陸也叫做“特務”。乍一看，這兩個詞彙之間毫無關聯，但仔細考量，卻可以發現，這兩個詞彙其實可以並行不悖，——人，是可以擁有多重身份的，民運人士當特工，抑或特工搞民運，其實完全是有可能的，尤其是在多種政治勢力或利益集團互相纏鬥的時候。
明裏做特工，特工便是特工；明裏從事其它職業，暗裏做特工，習慣上稱爲“間諜”。做間諜的人，其目的和動機也不一而足，有人為理想、爲主義、為國家，有人只為間諜這一行當的驚險刺激，而有人則是為一己私利。
在前面的第二章中，提及王丹、王軍濤等民運人士的現狀時，曾引述媒體爆料，概述過某些民運人士和臺灣情治單位的合作。在此後的幾個章節中，或引述媒體消息，或引用民運人士的披露，也曾提及某些民運人士與臺灣情治單位之間的合作關係。
其實，某些民運人士接受臺灣情治單位提供的經費、為其工作，在海外民運圈子裏已經是公開的秘密，亦是民運人士内訌、互相攻訐之時經常使用的一件武器，——你指控我是臺灣特工，我指控你是“共特”，諸如此類；雖然目的大多在抹黑對方，但很多人知道，這其實並非空穴來風，而是其來有自。而媒體的爆料更是言之鑿鑿，公佈出來的資料、秘辛也是證據充分。
在以下三章中，本書將引用各種公開資料，為“民運人士當特工”做一次集中披露，以饗讀者。
逐案審查 臺灣情治單位為民運供血
2002年9月23日，台灣《自由時報》出人意外地揭開了一個讓輿論譁然的内幕，——號稱“海外最大民運雜誌”的《北京之春》雜誌，是由臺灣國安局出資兩億多新台幣設立的，其主要任務是，在“支持民運”的名義下搜集情報。於是，《北京之春》雜志社原社長薛偉，以及目前的社長王丹的“臺灣特工”身份被暴露出來。這則新聞很快被海外各華文媒體轉載，成為2002年最引人關注的民運新聞。
台灣前立法委員錢達披露，自1982年起，臺灣國民黨當局就為民運機關刊物《中國之春》雜誌提供經費，這項經費主要是通過台灣情治單位撥出的，並不在行政院的行政開支預算之內。民進黨執政以後，為了使海外民運的活動更符合陳水扁當局的意願，遂決定將資助方式由以前的“定額補助”改為“逐案審查”。對此，當時的臺灣行政院陸委會副主委陳明通解釋，這樣做的目的，是要把“錢要花在刀口上”。
長期以來，指責民運組織為台灣情治單位工作的批評之聲不斷。以《北京之春》雜誌為例，向來自稱“海外最大民運雜志”的《北京之春》，曾因代表海外民運與設在土耳其的“疆獨”組織簽訂合作協議，以及刊登廣告公開為北約戰機炸毀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之舉進行辯護，在其他民運組織以及華人社區中招致非議，被斥為“台諜機構”和“民族敗類”。但《北京之春》對此均予以否認和駁斥，還譴責這是“共特造謠”。此次台灣《自由時報》的爆料，無異於打了《北京之春》一記耳光。
然而，《北京之春》隸屬於台灣情治單位的內幕被爆料，還衹是問題的冰山一角。“民聯”、“民陣”、“民聯陣”、“自民黨”、“中國人權”、“聯席會議”、“中國之音”、“聯總之聲”、“天安門一代”、“二十一世紀基金會”、《大紀元》、《議報》、《新世紀》、“漢藏協會”、“學自聯”等組織，在經費來源上，也與臺灣和美國的情報機關有著千絲萬縷的聯係。
據稱，這些秘密經費的使用並沒有有效的監督機制。因而一直以來對於民運組織經費被貪污、私吞、挪用的指控，不絕于耳。例如，《北京之春》的經理薛偉聲稱該社目前的處境是“在工作人員領取失業救濟金的情況下勉強維持”；但實際上他本人則早已從長年經手、不受監督的秘密經費中獲益，在美國擁有幾處房產。早前主管《中國之春》秘密經費的另一名民運人士徐邦泰，以及曾任“民陣”主席的萬潤南，也一度被人指責“私吞大筆公款”。
有錢能使鬼推磨 民運成傀儡
人們時常感到困惑，王丹等民運人士到了海外之後，何以自甘淪為台獨的工具？在由台灣或外國機構資助的幾家網站、報刊、電臺上，幾位自詡為“民運主流”的評論員先後充當著李登輝、陳水扁兩朝台灣雇主的喉舌。他們往往一稿數投，相互因襲，唱著同一個調門，論點大致與台灣陸委會各個時期的對外發言基調相似。
雖然這些民運人士常常說，“衹要能搞民運，不必理會錢從哪裡來”。但是，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你既然從間諜機構領取工資，就得完成情報任務，正如民運人士盛雪拿了“遠華案”主角賴昌星的錢，就得為其上庭辯護和出書立傳一樣。台獨之所以要民運人士出面活動，無非是要在遏制、肢解中國的戰略中，打出一面“民主人權”的漂亮旗幟。
眾所周知，台獨教父李登輝就是以“大陸不民主，兩岸不統一”作幌子，要實現他的中國“七塊論”。1998年12月，民運人士魏京生到台灣接受李登輝接見，為了獲得二百萬美元的資助，他竟聲稱“山東也可以獨立”，就是一個明顯“有錢能使鬼推磨”的例子。雖然當時台灣當局並沒有按魏京生要的數目給錢，但是讓《北京之春》牽頭為他搞了一個“民運聯席會議”，授予其“主席”虛銜，目的就是滿足其虛榮心，調高他的反共音量。
敲詐勒索 不給錢就曝光“特殊合作”
面對台灣媒體突如其來的曝光，《北京之春》雜誌社社長王丹透過多維新聞社作了一番不能自圓其說的辯解。他聲稱，衹要自己當一天社長，《北京之春》就不會接受情報機構提供的經費，也不會接受任何有特定政治條件的捐款，而要去向那些“正當的基金會”，例如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NED）申請經費。
其實，這些話是說給那些不知道內情的人聽的。而事實是，《北京之春》的編委會成員，都由台灣國安局定案，王丹的活動經費也得經過國安局的管道發出。既然該雜志迄今名義上仍是“中國民聯”的機關刊物，王丹不是民聯成員，社長一職顯然並非通過民聯產生，況且直至被媒體曝光前，民運團體對社長易人一事均不知情。另據報道，王丹當年在哈佛入學的將近二十萬美元的費用悉由台灣提供，而且還以“研究八十年代以後的台灣社會”為名經常呆在臺北。因此，他實際上並不可能過多涉足《北京之春》的管理和編輯事務。
《北京之春》的總編輯胡平也對多維新聞社說，《北京之春》與台灣方面“合作關系單純，沒有任何秘密可言”，不會有“驚人內幕”被公佈。然而錢達等人曾於當年9月21日向《自由時報》駐美特派員曹鬱芬公開表示，“一旦台灣政府不再補助時，相關人士屆時不排除會揭露台灣政府與民運組織之間的‘特殊合作’內幕”。由此可見，民運人士這種口吻無異於要挾和敲詐勒索。
民進黨執政 民運由反共變支持台獨
為台灣收集情報並非海外民運的主業和所長，據錢達透露，台灣國安局因而為此作了通融，決定“由自己內部來幫助消化處理”給《北京之春》等機構限定的情報件數。按常理，台灣要海外民運做的正事主要還是在輿論方面，即：抨擊大陸，為台灣助陣。透過彌漫於海外民運之間的越來越濃烈的“國家虛無主義”論調，令人明顯感受到當時的台灣當局對於“主權定位”問題越來越深重的憂慮。
當年，隨著台灣政黨輪替，民進黨上臺執政，海外民運的輿論主調也由“逢共（中共）必反”變成“逢中（大陸）必反”。歸納起來，就是藉由一波接一波對“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的批判，逐漸淡化大陸民眾的“國家意識”、“民族情結”；同時，依托“人權高於主權”的理論，否定大陸對台灣擁有主權。陳水扁當局一說“台灣不是港澳，不接受一國兩制”，海外民運便立刻抨擊香港、澳門“沒有人權”，今非昔比；陳水扁當局否認“一中”和“九二共識”，海外民運便以聯合國成員國兩韓、兩德為例，來比照大陸和台灣的關系，聲稱兩岸即便要實現統一，也得按“聯邦”或“邦聯”的模式，採用“中華兩國”。
近年來，海外民運隨著幕後的指揮棒聞雞起舞，批判“民族主義”的方式日漸呈現激進化的趨勢，甚而出現項小吉、北明、遠志明等人分別為八國聯軍火燒圓明園、日軍南京大屠殺進行辯護的聳人聽聞之語。如果說海外民運過去以“迫使中國改進人權”為由而反對大陸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反對北京舉辦奧運會、反對美國給予中國最惠國待遇，以及反對中共領導人出訪等等還有一些道理的話，那麼，如今斥責大陸網民為“愛國賊”；給“東土爾其斯坦獨立運動”貼上“民運”的標簽；把“遠華案”主犯賴昌星說成是和劉少奇、四人幫一樣的“政治犯”，是所謂“創造了經濟奇跡”的“英雄”；以及劉曉波等人一度撰文稱“一百年殖民地不夠，三百年才好”等等，則完全是荒謬絕倫，這導致海外民運因此失去了很多支持者和聽眾。儘管如此，王希哲卻還公開“告誡”王丹、王軍濤等人，說“不要怕孤立”，讓他們不必理會海外華人的看法，言外之意是民運應繼續保持周舵所形容的那種“自彈自唱”狀態，“衹要台灣聽得順耳就行”。
台獨大老：“要讓大陸忙不過來”
定居紐約的台灣民進党大老洪哲勝曾在他的一篇文章中直言不諱地指出，台灣之所以應該支持“大陸民運”，就是要“讓大陸忙不過來”；大陸一亂，台灣就有機會實現獨立了。
其實，洪哲勝也明白，支持民運的結果，衹是讓幾位所謂“主流派”的民運人士獲取金錢資助或其它方面的一些名利而已，然而這些人的獲利卻是以海外民運的整體聲譽受損和內部分裂為代價的。當然，那種“主流”與“非主流”之分，系由台灣有關當局操盤而定，凡是能在他們掌控的會議中應邀主講，或者在他們資助的報刊雜誌上發表文章，便是“主流”。與此同時，因資源有限，獲得支持的“規矩”頗嚴，絕對排斥那些不被他們認可的“非主流”異己。
“主流派”裏的大角色，協助台灣搞外交或推動反中聲浪，小角色則幫腔詆毀、討伐海外民運內部的異己派系，也算表明了自己“立場可靠”。雖然“主流派”一再強調民運應當團結包括台獨、藏獨、疆獨、蒙獨、法輪功、中功以及賴昌星等在內的“一切反共力量”，但是，凡說這些話的人卻往往正是內鬥起來最凶的狠角，非把對方打成“中共特工”才罷休，鬥來殺去，將海外民運折騰得山頭林立。
為了爭奪資源，“主流派”內部也時有發生相互貶低、拆臺的鬧劇。例如，劉青和蕭強容不得盧四清、吳弘達及李洪寬等人，在主流美國媒體上發表越來越多的聲音，頻頻向某些基金會遞送中傷異己的材料；王希哲、薛明德等因為發言資格被奪，跑到美國國會與有資格發言的魏京生、劉青等高聲對罵，推搡沖撞；王丹的“天安門一代”會議的排斥性也頗強，竟然叫來警員，對六四天安門事件時期的原北京高校自治聯合會主席周勇軍、外地高高校自治聯合會主席連勝德等人實行“清場”；此外，薛偉、胡平等也曾為了不讓秘密經費的控制權旁落，而與徐邦泰、伍凡等鬧上法庭，最後導致《北京之春》與《中國之春》分裂；而徐邦泰、伍凡、汪岷等人隨後又因為不願把《中國之春》交給王策、林樵清、王涵萬接管，促使“民聯陣”與“民聯陣-自民黨”二度分裂，等等。
民運貴族從不擔心“斷奶”
其時，台灣陸委會的官員們也頗為費解，為何台灣當局的慷慨支持，非但未見海外民運壯大，還反而使海外華人離民運越來越遠？最後他們衹好埋怨“大陸共產黨教育出的人沒有一個好東西”。民運人士中的確有為數不少者是大陸文革、反右運動中的“極左派”和“打砸搶分子”出身（如魏京生、阮銘、王希哲、方圓等），缺乏民主素養，由其所作所為可見，掛在口頭上的“民主”並不可靠。
但是，“民運主流”從不擔心台灣或美國會真正對他們“斷奶”，他們自以為其利用價值仍然客觀存在。但他們卻需要以“無與倫比的喜悅”之類的肉麻詞句來歡呼當年台灣陳水扁的上臺，或者聯篇累牘地頌唱“台灣民主經驗”。其實，在統獨問題上，大多數民運人士都很矛盾，以往他們大多秉持“維持台海現狀”的觀點，但自從當年陳水扁入主總統府以後，原先不敢苟同“台獨”的，也站出來為“一邊一國論”打氣；原先附和“一中各表”的，也改口“堅拒一中”。這算是投機迎合呢，還是“政治覺悟”提高了呢？
這些年來，“主流派”民運人士在《北京之春》等機構的安排下，每年都跑不少地方，從臺北、泰國到美國、歐洲、澳洲，從“疆獨”的大本營土耳其到“西藏流亡政府”的所在地印度達蘭薩拉，每回都不必掏自己的腰包。同時，一些基金會組織還給他們頒發了獎狀或津貼；沒文化的照樣在美國著名學府獲聘“訪問學者”，拿學位的也不必參加各種考試或到校聽課。當年天安門廣場前流血的示威者們以及現今國內在押的“政治犯”們，都成了這些人在海外以“民運領袖”自居的政治資本。至少到將來台灣問題徹底解決之前，他們仍可以過著一種衣食無虞、不勞而獲、喊喊空洞口號、罵罵中國大陸、吹捧幾句台灣的逢場作戲而又自我封閉的生活方式，與普通海外華人格格不入。就這麼幾十號人，在越來越狹小的活動空間裏，不斷地成立這個或那個組織，不斷編寫經費報告，不斷結派，不斷傾軋，不斷在內部揪“中共特工”，年復一年，日復一日。
《北京之春》雜誌社的內幕
在華盛頓，在紐約，在臺北，在曼谷，在新加坡，在洛杉磯，在多倫多，在巴黎，在倫敦，以及香港的一些公眾場合，偶爾會碰到一些以“民運人士”頭銜出沒的人。這些具有神秘色彩的人，除了叫喊反對中國外，個人的其它資訊一概向人們隱瞞，而且最怕被人問及真實身份。這些人當中，有不少是被台灣情治單位所雇用的職業間諜，而並非什麼民運人士。某些民運組織如《北京之春》雜誌社，實際上也衹不過是台灣情治單位設在海外的情報站而已。
《北京之春》雜誌社，是臺灣情治單位設在美國的一個情報站，負責監視和控制海外民運人士。不為公衆所知的是，《北京之春》雜志社還有一個名稱，叫做“中華民國行政院大陸工作委員會大陸政策海外研究室”，它是一個從李登輝時代開始就由台灣軍情局提供經費，為台獨、藏獨、蒙獨、疆獨等勢力或組織製造輿論，並替台灣情治單位收集兩岸及美國的情報，監視、控制大陸流亡海外的民運組織以及海外華僑社團的諜報機構。
2002年9月，《北京之春》雜志社的經理薛偉在臺北告訴臺灣《自由時報》記者，台灣軍情局撥給他們的活動經費多達兩億元新台幣，而他們每年必須向臺灣軍情局提交定額為250件的情報。薛偉以此爆料，透過《自由時報》要挾當時執政的陳水扁當局，揚言如果臺灣軍情局停發經費，他將抖出更多的內幕來。當時，人們熱切關注事態的發展，希望借此瞭解更多的真相。可是，薛偉後來卻沒有繼續爆料，而是悄悄返回了美國。這到底怎麼回事呢？實際上薛偉的要挾已經奏效。不久之後，王丹被臺灣軍情局委任為《北京之春》雜誌社社長，大筆經費隨即進了他們的秘密賬戶。
2004年5月，台灣《中國時報》和北京《環球時報》相繼報道，大陸的國家安全局從其截獲的台灣絕密文件中獲知，台灣的軍情局、情報局、國安局曾設立“移山專案”、“文正專案”、“致廣專案”、“志翔專案”、“二王專案”，網羅王炳章、胡平、李少民、王軍濤、王丹等海外民運人士充當間諜。
上述報道還指出，早在1994年，台灣當局就已經控制了當時海外十七個民運團體。雖然丁渝洲、顏萬進等台灣前情報頭目矢口否認，然而時任臺灣國安局局長的薛石民卻向臺灣《聯合報》指出，某些被中斷資助的海外民運人士挾怨報複，故意外泄上述報道所提到的那些絕密文件。據他分析，洩密者正是薛偉。薛偉聞訊立刻四處喊冤，向美國華文媒體《世界日報》表示自己不願捲入台灣情治單位的內鬥。
作為台灣間諜網絡的海外情報站，《北京之春》為了掩人耳目，以海外民運團體作招牌，在刺探和收集情報的同時，對民運人士實行監視、控制和利用。
《北京之春》經常在雜志上呼籲讀者捐款，以製造它是靠讀者捐款而生存的假相。事實上，《北京之春》月刊在編輯、排版、印刷、發行等日常運營方面的全部支出，一直由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NED）撥款資助，NED的官方網站對此也並不諱言。
而《北京之春》從台灣方面所獲得的巨額經費，則主要被用於與雜誌日常運營毫無關系的間諜活動，其中包括薛偉等人出入歐洲、土耳其、印度、泰國、新加坡、澳大利亞、新西蘭、台灣、香港等地的花費，以及另外所聘用的十餘名情報人員（他們分別與薛偉等人單線聯絡）的工資和津貼。
至於《北京之春》主辦各類研討會和集會示威活動，以及安排民運人士赴台參訪等方面的費用，則另行向台灣陸委會、台灣民主基金會、三民主義大同盟、漢藏協會、中華歐亞基金會、中國青年團結會、僑委會等機構進行專項審核報銷。
《北京之春》雜志社的經理薛偉，其真實姓名叫王元泰，多年前為了獲得美國的政治庇護而加入海外民運團體“中國民主團結聯盟”，隨即又投靠臺灣情治單位。
薛偉的真實背景，外界很少有人知其底細。其實，“薛偉”衹是一個化名而已，他所持証件上的姓名（Mark Wong或Wang Yuan Tai）據説也都並非真名。美國有人認出他曾經是四川某監獄中服刑的強奸犯，這一點被台灣情報人員林樵清證實。薛偉的太太、台灣女子鍾淑梅和他只是名義上的夫妻，而鍾淑梅真正的丈夫，是原台灣情報官員、薛偉的老上司陳政三。現實生活中薛偉的實際伴侶，是從貴陽逃到香港的有夫之婦張菁。張菁在香港再度嫁人之前自甘沉淪，曾在旺角一帶賣淫，自從搭識薛偉後，萌生了移民美國的念頭。兩人在香港和台灣的酒店裏同眠同宿，曾招致圈內人士的非議。據知情人透露，張菁與她的香港籍丈夫一向不和，經常打架，但由於鍾淑梅的幹預而未離婚。鍾淑梅有時候也會無端生事，指責張菁與倪育賢（本書第八章所述及的那位自民黨主席、性侵兩名華裔少女案的被告人）有染，引致薛、倪怒目相向。
除了薛偉夫婦的複雜關系，《北京之春》最大的醜聞，莫過于社長王丹在台灣與多名“同志”同性淫亂而被《TVBS週刊》爆料。王丹在盛怒之下，曾經提出抗議，要求對方道歉。然而，《TVBS週刊》在回復王丹的抗議信時特別指出，有關王丹的“同志”性傾向，決非僅僅根據“一位流亡詩人”的敘述和一些網絡文章，而是有多位社會知名人士提供了十分確切的消息來源。有人為此在網上譏笑王丹“口風越緊，肛門越松”。自此之後，王丹每到一處，總引來人們異樣的眼神，好多人交耳相傳“王丹去台灣賣屁股”，還指著他的後背嘀咕不休。據說劉青和王丹吵架時，劉青曾指著王旦罵道：“你知道為什麼你的咽喉炎和痔瘡總是好不了嗎？那都是因為你不正當地使用自己的口腔和肛門，上帝才懲罰你！”此外，人們對於王丹的美國的學歷也都表示懷疑，認為那完全是假的，是台灣花錢買的，實際一文不值。
至於《北京之春》向台灣提交情報的主要內容，據悉都是海外民運和中國大陸方面的相關資訊。《北京之春》對於民運人士之間的糾紛和沖突，以及民運派系的分分合合，一般都根據自己的立場和角度向台灣相關當局提供意見。民運人士的個人資料和訊息，比如對兩岸問題的看法、交往範圍、經濟狀況、家庭背景、存款賬號、生活隱私及嗜好等等，都會被《北京之春》寫入瑣碎的報告之中，或褒或貶，直接影響著台灣情治單位對這些人士的看法。台灣相關當局根據這些情報來決定如何控制海外民運，設法增加某些民運人士的發言份量和活動範圍，而對另外一些民運人士進行封殺。
根據現有的資料看，《北京之春》雜誌公開的政治立場是反大陸、反中共和分裂中國，為“兩國論”、“一邊一國論”、“中國威脅論”、“中國崩潰論”叫好，對每一時事的評論都與其時陳水扁當局的台灣陸委會保持一致論調。《北京之春》所刊的文章，與“大紀元時報”、“人民報”、“新生網”、“議報”、“博訊”、“多維社”、“中國事務”、“中國觀察”、“民主論壇”、“自由亞洲電台”、“中華評述”、“獨立評論”、“希望之聲電台”、“新唐人電視台”上的評論文章幾乎雷同，有些衹改動一下標題而已，由此可見，他們是隨著一根指揮棒而進行大合唱的。此外，《北京之春》與設在土耳其的疆獨組織簽訂合作協議，並建議達賴喇嘛向北京提出西藏建國主張，還掌控著“宗教迫害調查委員會”等組織。
作爲《北京之春》雜誌社社長的王丹，幾年前曾到台灣宣佈“海外民運徹底失敗”，這被外界認為是他所說的唯一實話。不過，無論王丹還是胡平，都不敢坦言海外民運走向窮途末路的真正原因不是缺錢，而恰恰是因為被台灣和美國的反大陸、反中共和分裂勢力所利用的事實一再被曝光，從而遭到社會大眾的唾棄。民運人士胡安寧、徐水良、倪育賢等人，在此之前也都紛紛撰文稱“民運已經死亡”，那麼，對於海外民運來說，誰是他們的“死神”呢？答案顯而易見，他們的“死神”恰恰是那些喂給他們“奶水”的人，也是貪婪地吸收這些“奶水”的他們自己。
中文畅销书《民運精英大起底》
编著者：武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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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6月19日星期五
《民運精英大起底》第十二章 “齷齪小人”徐水良
第十二章 “齷齪小人”徐水良
在前面的章節中，可以看到海外民運之間形形色色的内鬥手段，其中很厲害的一招，是把自己的對手指控為中共特務，亦即他們所簡稱的“共特”。這實際上是很嚴重的一種指控，不僅可以敗壞對手或異己的名譽，也會讓其他人對其避之唯恐不及。在海外民運人士中，抓“共特”的高手應該算是中國民聯的主席徐水良。在他的眼中，非我族類，皆是“共特”。
徐水良是南京人，只接受過小學教育。在大陸的時候，徐水良加入了浙江的中國民主黨，他之所以會受到海外媒體的青睞，是因爲他敢于把自己那頗有“反骨”的文章大量地向海外發表。由於文化程度及水準有限，他的文章錯別字連篇、經常文理不通，雖則以“敢言”著稱，但還是被人促狹地稱爲“小學生作文”。1998年，在劉青等人的資助下，徐水良一家申請了中國護照，遠赴美國，並從此在美國定居。
抵美後，徐水良先是被推舉為“中國民主黨海外後援會協調人”，繼而擔任了中國民聯的主席。這個曾經鼓吹“暴力革命”的人，並沒有留在大陸堅持鬥爭，而是把他的“暴力革命”理念運用于海外民運的内鬥之中，很快他就與幾乎所有的知名民運人士成爲對頭，並且指控每一個與之相左的人是“共特”，一時間，攪得民運江湖風聲鶴唳，人人自危。
曾與徐水良有過良好關係的王希哲，文革中做過廣州造反派的小頭目，文革結束後因爲繼續“造反”，被大陸當局以“顛覆政府”的罪名判刑坐牢。他的文章《李一哲大字報》當年曾經被臺灣編入教科書，也因之被譽爲大陸的三個“民主鬥士”之一。他的經歷與魏京生如出一轍，但他與魏京生卻是一對死敵，屬於“小人同而不和” 的典型。從大陸出獄來到美國後，王希哲繼續以“造反”和“鬥爭”的形式從事民主運動。在很短時間內，王希哲與身邊所有的人都成為你死我活的“政敵”。對於這些所謂的“政敵”，王希哲一概以“陰暗齷齪小人”目之，彼此閒因此打得天昏地暗。
王希哲的一張大字報
近年來，人們訝異地看到，王希哲這個“民主鬥士”，竟在被他指為“壞人圈”的民運圈內，混得焦頭爛額、體無完膚，與他過去親密合作過的“戰友”們幾乎統統鬧翻，尤其是在與徐水良的爭鬥中，他更是不遺餘力，慾置對手于死地而後快。
王希哲在民運中進行“民主革命”的方式，仍然是他慣用的“大字報”。以下是王希哲針對徐水良而發表的一封公開信，在這裡作爲本書的一份資料加以全文引述，奇文共欣賞，一來可以得窺民運人士内鬥的堂奧，二來可以從中看出徐水良抓“共特”的所作所爲。為了大家能讀得更清晰明白，只修改了文中一些明顯的錯別字。
《公開信：徐水良是一個陰暗齷齪小人》
徐水良先生：你的9月16日聲明是在向中共告密，是在向中共獻計．你是在以維護國內民主黨的面目出現，借中共之手，授中共以柄來扼殺中國民主黨，構陷迫害中國民主正義黨。你走得太遠了！你這是對中國民主運動的大叛賣，我不得不揭露你了。
1、你開口就說正義黨“主張暴力革命”，誣陷正義黨和民主黨“摻和在一起”，甚至誣陷正義黨“企圖以私利來利用和控制該黨”。你這不是在向共產黨告密，授柄又是什麼？
正義黨從來主張和平理性變革，但聲明不排除革命。人民有革命的天賦人權，曾經舉手宣誓參加過民主正義党的徐水良難道不清楚嗎？如果正義黨因為不排除革命，就必須與民主黨“嚴格分開”，否則就大危害了民主黨，那麼徐水良先生，你又是什麼時候搖身一變，變為“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改良主義者了呢？你剛到美國，下車伊始就暴力革命的調子叫得比誰都高（決不亞于王炳章、張林），好像國內到處都在暴動。
這甚至引起了包括劉國凱先生在內的許多人的懷疑和不滿，這難道不是事實嗎？你看看你的腳底下，你以暴力革命的高調炮轟郭羅基的那些口水幹了嗎？你怎麼今天忽然忸捏作態？聲言正義黨“主張暴力革命”就必須與民主黨“嚴格分開”否則就“危害民主黨”了？而你這個也主張暴力革命的大將，則不妨“好官我自為之”，繼續當你的所謂“中國民主黨海外後援會協調人”而又絲毫不會“危害民主黨”了呢？
2、年中你剛到美國，舉目無親，一無所有，無依無靠。是以王希哲、傅申奇為代表的正義党朋友熱情接待了你：有飯分一半給你吃，有衣分一半給你穿；四處奔波，為你安頓住處．然後宣傳你的歷史，到處介紹你，故意拔高你；我已聯絡好了還將請你到費正清中心講演。剛好浙江民主黨事件出來，正義党接受了徐文立的建議，立即著手組織海外後援會。考慮到你剛出來，易於團結各山頭共同援內，我們極力推薦你擔任了這個後援會的協調人。為了你獲得“正統”的地位，我們又極力主張浙江黨人承認你為他們的海外發言人。
你對我說：“希哲，口說無憑，你讓他們寫個書面委託書給我吧？”我打了很多電話，謝謝浙江朋友信任我，雖然還有些猶豫，仍然寫了書面委託。這一來，你立即身價十倍，忘乎所以，上下吹噓；而有些居心不良之人，也就真以為你奇貨可居，炙手可熱，得你便如得鎮山之寶，以壯分裂之資，在你面前抬舉你，吹捧你，你便雲山霧罩昏昏然以為海外民運非我其誰了！
但這時劉青眼紅于你，利用一封浙江網蟲張龍不實之來信，四處傳播“浙江民主黨並未委託徐水良為海外發言人；徐水良欺世盜名”。你著急了，又來求救於我。我那時以為你在我苦勸之下還能清醒，為團結之大局，必須維護你，我又一次說服了浙江的朋友書面為你澄清，證明委託如實。正義黨論壇也為你在網路上宣傳。但浙江的朋友實際已對你不滿，另寫了個限時的委託書發來，即只承認你的發言人身分到今年十二月結束。我斟酌再三，建議隱不公佈。公佈了，就暴露了浙江對你的有限信任。這對你，對全域不利，便壓了下來。此件還在我們手上。
但你卻以為有了“尚方寶劍”，又膽壯了起來，向劉青、魏京生髮起進攻，發公開信說他們造你的謠，要他們向你公開道歉。還是我勸你不必再糾纏這些．你不聽，說就是要向他們“要個說法，討個公道”。你何其氣壯乃耳！
這以後，你就執意退出了正義黨；再以後，你就到處打電話給正義黨黨員鼓動他們退出正義黨（你究竟奉誰的指令？）；又再以後，山東，湖北，東北民主黨籌委會成立，你大夢初醒，立即感到失落，感到身價可能大跌，因為你只能吃浙江的飯，不能吃全國各省的飯。你便抱怨正義黨山東之事為什麼不與你“協調”，意即再次委託你作發言人。這是不合理的，當然遭到拒絕。這樣，正義党便成了你的敵人，你對正義黨積下了滿腹的毒怨，在這滿腹毒怨的推動下，就產生了你的這個借共產黨刀殺人的“9.16”聲明。
3、你在聲明中說別人“企圖把民主黨變成自己的私產”，所以退出民主正義黨。而你難道不正是把民主黨當作你“自己的私產”嗎？別的不說，你以這個“中國民主黨海外後援會協調人”發這個聲明，是誰給你的權力？發聲明前，你與後援會各組織，起碼是主要骨幹組織“協調”過了嗎？這後援會成了你的“徐家會”了？我質問你有什麼權力發這個聲明，你辯解說是以你“個人名義發的”。這是自欺欺人的狡辯！請問江澤民以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銜簽署聲明，可以是他個人的聲明嗎？
當前民主黨全國籌備會尚未成立；你僅受過浙江的委託，你沒有權力以整個中國民主黨的名義發言。我在這裏以“後援會”宣導組織民主正義黨的名義聲明，本黨不再承認你的這個“中國民主黨海外後援會協調人”的身分。
4、你在昨天之前還口口聲聲到處說，“希哲是我最好的朋友”。你說你是重義氣、重朋友之情的，你有事不會瞞著我。可你這個“聲明”從炮製到出爐為什麼瞞著我？甚至滿世界發出了，都不敢向我說一下，不敢向正義党任何成員發表。你不是針對正義黨批評的麼？為什麼不光明正大首先向正義黨發出？批評正義黨的東西不向正義黨發出，倒滿世界亂發，你真實目的是什麼？你心虛得很呀！你原來是這樣一個陰暗齷齪小人！有人驚訝：“哎呀，我印象的徐水良很老實呀！”——廣東俗話說：“扮豬吃老虎”，此之謂也。
王希哲
1998年9月17日
徐水良在王若望葬禮上大打出手
2002年1月1日，在著名民運人士王若望葬禮上，在各路媒體的閃光燈下攝影機前，身為中國民聯主席的徐水良及其家人，與“人權呼聲”組織負責人鮑戈及其家人，在葬禮現場發生肢體衝突，大打出手。
當人們還沉浸在失去一位名聲顯赫的老人的悲傷中的時候，舉辦葬禮的殯儀館外，忽聽得耳光響亮，只見兩夥男女老少打在一処，手腳並用，殺聲震天。隔天，當地華文媒體紛紛報導，——民運人士又打架啦！
民運作家曹長青在其《民運人士，丟死人了》（詳見本書附錄五）一文中，對這次“戰鬥”有極其精彩描述和深刻評論，把這次事件評價為“令人厭惡、以至憤怒的事情”。
根據曹長青的描述，大致可以知道事情的起因，是因爲徐水良指控鮑戈是“共特”，葬禮尚未結束，兩人一語不合，便當著參加葬禮的衆人大打出手。非但如此，雙方的家人也隨之加入戰陣，男女老少廝打成一團。曹長青對此評價道：“一場本來已經算是很順利的追悼活動，硬是在尾聲的時候被抹上這麽一個敗筆。”
面對這令人吃驚的意外場面，曹長青上前拉住徐水良夫婦，將其帶離現場，並對他們說：“不管你們誰對誰錯，都絕不可以在這種場合打架，這是一個老人的追悼會，你們簡直昏了頭了！你們有問題可以爭論，也可以打架，但不可以在殯儀館門口，不可以在送靈車的時候，不可以當著眾人的面。你們有能耐的話，應該像西方人那樣找個別的地方去決鬥。現在追悼會結束了，你們最好能回家，這樣這件事情就結束了。”
在曹長青的勸説下，徐水良夫婦離開了現場。但讓曹長青始料未及的是，未過多久，這對夫婦又重新回到了“戰場”，與仍在現場的鮑戈及其家人對罵，雙方摩拳擦掌，又要繼續開打。
這出鬧劇被在場的媒體記錄下來，並迅速報道出去，從而引發了輿論的一片譁然。此時，徐、鮑二人不思己過，反而公開為自己的行爲申辯，“誰也不為他們不分地點、場合、場景，不顧基本禮儀、臉面、底線的行為道歉”。由此，曹長青得出結論，認爲他們不僅沒有政治底綫，甚至缺乏做人的基本底綫。
徐水良一心抓“共特”抓成精神分裂
在民運圈中，徐水良善於抓“共特”的名聲，遠蓋過他其餘的民運頭銜。徐水良抓“共特”，把民運圈搞得風聲鶴唳，幾乎所有與他不睦的人都成了他指定的“中共特工”；而那些還沒被他抓出來的民運人士，則人人自危，避之唯恐不及。
以下是民運人士貼在網路論壇上的一則“對話”，對話發生的時間不詳，但從上下文看來，應該是在徐水良大閙王若望葬禮之後。對話的兩人是主管海外民運“資源”的臺灣軍情局特工。從這段對話中可以看出，徐水良抓“共特”不僅抓得別人人人自危，連他自己也抓得精神分裂了。
賴怡忠：大陸民運人士的內部矛盾一直十分尖銳，有時幾乎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彼此攻擊的黑函滿天飛，總是千方百計封殺對方的“資源”，並把對方誣衊成“中共特工”。
遊盈隆：你說得一點不錯。在他們當中，好像已經沒有人不曾被其他人指為“特工”的，即使那些在中國坐牢時間很長的（比如徐文立、任畹町），也未能倖免。“中共特工”就是敵人，就得置於死地，就得進行殘酷鬥爭。這是一種非常有意思的現象，頗耐人尋味。
賴怡忠：王丹告訴我，有個叫徐水良的，把海外民運裏面百分之九十的人都說成“中共特工”，還說“特工”在各個組織裏都是頭面人物，正在“領導民運”和“控制民運”。
遊盈隆：我也聽說了。所以，我們不能讓民運人士在臺灣設立分支機搆，否則他們就會來臺灣鬧。這些中國人很難纏，不光是要錢，還要搞事。我們的線人林樵清對徐水良很有看法，他認為徐水良是被劉青、薛偉利用來專門攻擊其他派系的打手。海外民運實在太複雜了。
賴怡忠：徐水良誹謗民運大佬有時候不顧場合，聽說他在抗議李鵬訪美的集會上，以及在王若望的追悼會上，也喋喋不休地說張三李四是“特工”，結果被鮑戈打耳光。
遊盈隆：美國那邊的《世界日報》對徐水良沒有興趣，徐水良就說《世界日報》被共產黨收買了。這個人很想出名，還自稱“民運理論家”；出不了名，就造成心理不平衡。《世界日報》除了報導過徐水良移民去美國的消息，此後就再也沒有專門關於他的新聞了。
賴怡忠：民運人士個個都自以為是大人物，不知天高地厚。徐水良指責《世界日報》排斥他，卻故意捧鮑戈，說它“捧誰，誰就一定有問題；貶誰，誰就是真朋友。”
遊盈隆：《世界日報》是北美大報，被它用第一版來報導過的民運人士其實沒幾個，主要取決於新聞的轟動程度。鮑戈曾好幾次上了第一版，比如他絕食抗議日本天皇訪華，還有他聯絡54人發起修憲運動，1997年他勞教釋放，以及江澤民訪美時他獲准到美國，等等。
賴怡忠：最令徐水良不平的是，《世界週刊》還專門刊登了介紹鮑戈的長篇文章。其實，這談不上捧誰貶誰。凡是主流媒體的熱點新聞，都有可能成為《世界日報》的頭版要聞。
遊盈隆：鮑戈到美國時，紐約民運人士沒有通知記者，劉青和吳弘達都排斥他，但是仍有上百名外國記者湧進甘迺迪機場等候。飛機航班及到達時間是路透社披露的。鮑戈啟程前，法新社和香港無線電視臺記者因為要採訪他，而在上海遭拘留，這樣事情便搞大了。
賴怡忠：在我的印象中，民運人士出名，大多離不開海外的組織為其呼籲和炒作，那才是徐水良所說的“捧”，比如魏京生、劉念春、楊建利、李少民等。不過鮑戈是例外。
遊盈隆：徐文立、王有才、彭明都比徐水良出名，可是他們去美國時，《世界日報》就沒用第一版位置發消息，《世界週刊》也未報導，主要是新聞性不夠強。如果按徐水良的德行，他們也要罵《世界日報》被共產黨收買了。徐水良心理不平衡，原因在他本身。
賴怡忠：說句不客氣的話，這個人到死也上不了第一版。除非他敢回國，不怕再次坐牢，才有機會出名。僅僅熱衷於在海外參加一些會議，爭個“主席”什麼的，成不了大新聞。
遊盈隆：不過，那還得看海外的組織是否肯為他推波助瀾地進行造勢。彭明、張林被抓、被判刑，就沒成頭版新聞。想必徐水良要絕望了。據說現在他不斷誹謗王炳章、鮑戈、魏京生、徐文立、王希哲、任畹町、胡安寧，靠這樣來宣洩心中的不平，打發每天的時光。
賴怡忠：當初王炳章、吳方城、唐柏橋、薛偉、劉青拉攏徐水良，只是利用而已，他卻以為進了“核心層”。結果人家開會不通知他，不讓他坐主席臺，不登他的文章，他就記仇。
遊盈隆：他沒想到王炳章不讓他成“正義黨”核心，薛偉沒讓他進《北京之春》，劉青的“中國人權”拒他於門外，唐柏橋不許他碰“公民議政”，《大紀元時報》、“自由亞洲電臺”都不請他當評論員，王丹的“憲政協進會”不要他，王軍濤不讓他參與《新聞自由導報》。
賴怡忠：還是林樵清說話一針見血，“凡是薪水高的、可出名的都沒他的份”。人家搞活動時通知他來湊個數，或者引誘他去誹謗某些名人，可是到了分錢的時候，卻都背著他。
遊盈隆：徐水良只要稍微有一點自知之明，就不會以“民運理論家”、“主流民運”或者“民運核心層”而自詡了。被他稱作“朋友”的，沒有一個當他是“朋友”；被他誣為“特工”的，也沒一個把他當“對手”，嫌他不夠級別。他得到的是人家啐他唾沫，扇他耳光。
賴怡忠：民運裏邊一定有“共特”，但決非徐水良、陳破空、張菁、唐柏橋所詆毀的人。特工只會一味討好他們，他要刺探情報，要搞離間，就得想方設法往各個組織裏鑽。
遊盈隆：這是起碼的常識。凡是民運搞活動，特工一定不肯輕易錯過；凡是有新團體成立，特工一定會儘量參加。為了不讓大家懷疑他的背景，特工總是要表演反共。他贊同台獨，支持法輪功，或者奉承你，接近你，目的都在於讓你把他當“自己人”看。
賴怡忠：對。相反，那些一貫堅持己見，不肯通融，對看不慣的人絕不交往，不參加立場相背的活動，不自吹反共，從不討好這一派，轉眼又投靠另一派的人，不會是特工。
遊盈隆：鮑戈就是這樣的人。他不認同民進黨的政見，就一口拒絕訪台，沒有通融餘地。記得那一次受邀來台參訪的有謝萬軍、陳破空、石磊等。我們沒有邀請徐水良，倒不是因為他寫文章反對台獨，那時候他是迎合洪哲勝、薛偉的。徐水良批台獨是很久以後的事了。
賴怡忠：謝萬軍當時告訴顏萬進“鮑戈是反台獨的”，但我們還是想請他來臺灣瞭解民意，接觸臺灣政治人物，可是鮑戈很固執。他如果真是特工，豈會放棄這樣的機會？
遊盈隆：我們並不要求民運人士公開表態支持“一邊一國”，沒這個必要，只要他們能夠與我們積極合作就行。過去我們對民運組織的資助實行“定額補助”，很容易產生弊端，現在改為“逐項審核”，這樣就能使他們的活動更符合我們臺灣政府的意圖。
賴怡忠：我們支持他們，他們也得配合我們。總的來說，現在我們比較重視同年輕一輩的民運人士打交道，而對年事已高的那一些，即使知名度較高，也並不寄予多大希望。
遊盈隆：在臺灣，年輕人當中支援民進黨的比例一直高於支持國民黨，他們沒有歷史的包袱。我們轉向支持年輕一代的民運人士，是基於同樣的考慮。說白了，即便徐水良贊同臺灣爭取獨立的主流民意，我們對他也沒有興趣，更何況這些年來徐水良等總是反復無常。
從這段對話中可以看出更多徐水良在民運人士中抓“共特”的所作所爲，不僅佐證了徐水良、鮑戈在王若望葬禮上大打出手的事實，還透露了徐鮑二人相爭的真實起因；不僅證實了徐水良抓“共特”的事實，還披露了他胡作非爲的深層原因，以及他在民運圈中孤立的狀況。
看完這段臺灣特工的對話，人們不禁會問，自六四以來延續至今的海外民運，難道真的要葬送在徐水良這樣的人手裏嗎？海外民運前途何在？希望何在？這種令人傷心與無奈的現實，實在讓人啞口無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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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著者：武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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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面的章節中，可以看到海外民運之間形形色色的内鬥手段，其中很厲害的一招，是把自己的對手指控為中共特務，亦即他們所簡稱的“共特”。這實際上是很嚴重的一種指控，不僅可以敗壞對手或異己的名譽，也會讓其他人對其避之唯恐不及。在海外民運人士中，抓“共特”的高手應該算是中國民聯的主席徐水良。在他的眼中，非我族類，皆是“共特”。
徐水良是南京人，只接受過小學教育。在大陸的時候，徐水良加入了浙江的中國民主黨，他之所以會受到海外媒體的青睞，是因爲他敢于把自己那頗有“反骨”的文章大量地向海外發表。由於文化程度及水準有限，他的文章錯別字連篇、經常文理不通，雖則以“敢言”著稱，但還是被人促狹地稱爲“小學生作文”。1998年，在劉青等人的資助下，徐水良一家申請了中國護照，遠赴美國，並從此在美國定居。
抵美後，徐水良先是被推舉為“中國民主黨海外後援會協調人”，繼而擔任了中國民聯的主席。這個曾經鼓吹“暴力革命”的人，並沒有留在大陸堅持鬥爭，而是把他的“暴力革命”理念運用于海外民運的内鬥之中，很快他就與幾乎所有的知名民運人士成爲對頭，並且指控每一個與之相左的人是“共特”，一時間，攪得民運江湖風聲鶴唳，人人自危。
曾與徐水良有過良好關係的王希哲，文革中做過廣州造反派的小頭目，文革結束後因爲繼續“造反”，被大陸當局以“顛覆政府”的罪名判刑坐牢。他的文章《李一哲大字報》當年曾經被臺灣編入教科書，也因之被譽爲大陸的三個“民主鬥士”之一。他的經歷與魏京生如出一轍，但他與魏京生卻是一對死敵，屬於“小人同而不和” 的典型。從大陸出獄來到美國後，王希哲繼續以“造反”和“鬥爭”的形式從事民主運動。在很短時間內，王希哲與身邊所有的人都成為你死我活的“政敵”。對於這些所謂的“政敵”，王希哲一概以“陰暗齷齪小人”目之，彼此閒因此打得天昏地暗。
王希哲的一張大字報
近年來，人們訝異地看到，王希哲這個“民主鬥士”，竟在被他指為“壞人圈”的民運圈內，混得焦頭爛額、體無完膚，與他過去親密合作過的“戰友”們幾乎統統鬧翻，尤其是在與徐水良的爭鬥中，他更是不遺餘力，慾置對手于死地而後快。
王希哲在民運中進行“民主革命”的方式，仍然是他慣用的“大字報”。以下是王希哲針對徐水良而發表的一封公開信，在這裡作爲本書的一份資料加以全文引述，奇文共欣賞，一來可以得窺民運人士内鬥的堂奧，二來可以從中看出徐水良抓“共特”的所作所爲。為了大家能讀得更清晰明白，只修改了文中一些明顯的錯別字。
《公開信：徐水良是一個陰暗齷齪小人》
徐水良先生：你的9月16日聲明是在向中共告密，是在向中共獻計．你是在以維護國內民主黨的面目出現，借中共之手，授中共以柄來扼殺中國民主黨，構陷迫害中國民主正義黨。你走得太遠了！你這是對中國民主運動的大叛賣，我不得不揭露你了。
1、你開口就說正義黨“主張暴力革命”，誣陷正義黨和民主黨“摻和在一起”，甚至誣陷正義黨“企圖以私利來利用和控制該黨”。你這不是在向共產黨告密，授柄又是什麼？
正義黨從來主張和平理性變革，但聲明不排除革命。人民有革命的天賦人權，曾經舉手宣誓參加過民主正義党的徐水良難道不清楚嗎？如果正義黨因為不排除革命，就必須與民主黨“嚴格分開”，否則就大危害了民主黨，那麼徐水良先生，你又是什麼時候搖身一變，變為“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改良主義者了呢？你剛到美國，下車伊始就暴力革命的調子叫得比誰都高（決不亞于王炳章、張林），好像國內到處都在暴動。
這甚至引起了包括劉國凱先生在內的許多人的懷疑和不滿，這難道不是事實嗎？你看看你的腳底下，你以暴力革命的高調炮轟郭羅基的那些口水幹了嗎？你怎麼今天忽然忸捏作態？聲言正義黨“主張暴力革命”就必須與民主黨“嚴格分開”否則就“危害民主黨”了？而你這個也主張暴力革命的大將，則不妨“好官我自為之”，繼續當你的所謂“中國民主黨海外後援會協調人”而又絲毫不會“危害民主黨”了呢？
2、年中你剛到美國，舉目無親，一無所有，無依無靠。是以王希哲、傅申奇為代表的正義党朋友熱情接待了你：有飯分一半給你吃，有衣分一半給你穿；四處奔波，為你安頓住處．然後宣傳你的歷史，到處介紹你，故意拔高你；我已聯絡好了還將請你到費正清中心講演。剛好浙江民主黨事件出來，正義党接受了徐文立的建議，立即著手組織海外後援會。考慮到你剛出來，易於團結各山頭共同援內，我們極力推薦你擔任了這個後援會的協調人。為了你獲得“正統”的地位，我們又極力主張浙江黨人承認你為他們的海外發言人。
你對我說：“希哲，口說無憑，你讓他們寫個書面委託書給我吧？”我打了很多電話，謝謝浙江朋友信任我，雖然還有些猶豫，仍然寫了書面委託。這一來，你立即身價十倍，忘乎所以，上下吹噓；而有些居心不良之人，也就真以為你奇貨可居，炙手可熱，得你便如得鎮山之寶，以壯分裂之資，在你面前抬舉你，吹捧你，你便雲山霧罩昏昏然以為海外民運非我其誰了！
但這時劉青眼紅于你，利用一封浙江網蟲張龍不實之來信，四處傳播“浙江民主黨並未委託徐水良為海外發言人；徐水良欺世盜名”。你著急了，又來求救於我。我那時以為你在我苦勸之下還能清醒，為團結之大局，必須維護你，我又一次說服了浙江的朋友書面為你澄清，證明委託如實。正義黨論壇也為你在網路上宣傳。但浙江的朋友實際已對你不滿，另寫了個限時的委託書發來，即只承認你的發言人身分到今年十二月結束。我斟酌再三，建議隱不公佈。公佈了，就暴露了浙江對你的有限信任。這對你，對全域不利，便壓了下來。此件還在我們手上。
但你卻以為有了“尚方寶劍”，又膽壯了起來，向劉青、魏京生髮起進攻，發公開信說他們造你的謠，要他們向你公開道歉。還是我勸你不必再糾纏這些．你不聽，說就是要向他們“要個說法，討個公道”。你何其氣壯乃耳！
這以後，你就執意退出了正義黨；再以後，你就到處打電話給正義黨黨員鼓動他們退出正義黨（你究竟奉誰的指令？）；又再以後，山東，湖北，東北民主黨籌委會成立，你大夢初醒，立即感到失落，感到身價可能大跌，因為你只能吃浙江的飯，不能吃全國各省的飯。你便抱怨正義黨山東之事為什麼不與你“協調”，意即再次委託你作發言人。這是不合理的，當然遭到拒絕。這樣，正義党便成了你的敵人，你對正義黨積下了滿腹的毒怨，在這滿腹毒怨的推動下，就產生了你的這個借共產黨刀殺人的“9.16”聲明。
3、你在聲明中說別人“企圖把民主黨變成自己的私產”，所以退出民主正義黨。而你難道不正是把民主黨當作你“自己的私產”嗎？別的不說，你以這個“中國民主黨海外後援會協調人”發這個聲明，是誰給你的權力？發聲明前，你與後援會各組織，起碼是主要骨幹組織“協調”過了嗎？這後援會成了你的“徐家會”了？我質問你有什麼權力發這個聲明，你辯解說是以你“個人名義發的”。這是自欺欺人的狡辯！請問江澤民以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銜簽署聲明，可以是他個人的聲明嗎？
當前民主黨全國籌備會尚未成立；你僅受過浙江的委託，你沒有權力以整個中國民主黨的名義發言。我在這裏以“後援會”宣導組織民主正義黨的名義聲明，本黨不再承認你的這個“中國民主黨海外後援會協調人”的身分。
4、你在昨天之前還口口聲聲到處說，“希哲是我最好的朋友”。你說你是重義氣、重朋友之情的，你有事不會瞞著我。可你這個“聲明”從炮製到出爐為什麼瞞著我？甚至滿世界發出了，都不敢向我說一下，不敢向正義党任何成員發表。你不是針對正義黨批評的麼？為什麼不光明正大首先向正義黨發出？批評正義黨的東西不向正義黨發出，倒滿世界亂發，你真實目的是什麼？你心虛得很呀！你原來是這樣一個陰暗齷齪小人！有人驚訝：“哎呀，我印象的徐水良很老實呀！”——廣東俗話說：“扮豬吃老虎”，此之謂也。
王希哲
1998年9月17日
徐水良在王若望葬禮上大打出手
2002年1月1日，在著名民運人士王若望葬禮上，在各路媒體的閃光燈下攝影機前，身為中國民聯主席的徐水良及其家人，與“人權呼聲”組織負責人鮑戈及其家人，在葬禮現場發生肢體衝突，大打出手。
當人們還沉浸在失去一位名聲顯赫的老人的悲傷中的時候，舉辦葬禮的殯儀館外，忽聽得耳光響亮，只見兩夥男女老少打在一処，手腳並用，殺聲震天。隔天，當地華文媒體紛紛報導，——民運人士又打架啦！
民運作家曹長青在其《民運人士，丟死人了》（詳見本書附錄五）一文中，對這次“戰鬥”有極其精彩描述和深刻評論，把這次事件評價為“令人厭惡、以至憤怒的事情”。
根據曹長青的描述，大致可以知道事情的起因，是因爲徐水良指控鮑戈是“共特”，葬禮尚未結束，兩人一語不合，便當著參加葬禮的衆人大打出手。非但如此，雙方的家人也隨之加入戰陣，男女老少廝打成一團。曹長青對此評價道：“一場本來已經算是很順利的追悼活動，硬是在尾聲的時候被抹上這麽一個敗筆。”
面對這令人吃驚的意外場面，曹長青上前拉住徐水良夫婦，將其帶離現場，並對他們說：“不管你們誰對誰錯，都絕不可以在這種場合打架，這是一個老人的追悼會，你們簡直昏了頭了！你們有問題可以爭論，也可以打架，但不可以在殯儀館門口，不可以在送靈車的時候，不可以當著眾人的面。你們有能耐的話，應該像西方人那樣找個別的地方去決鬥。現在追悼會結束了，你們最好能回家，這樣這件事情就結束了。”
在曹長青的勸説下，徐水良夫婦離開了現場。但讓曹長青始料未及的是，未過多久，這對夫婦又重新回到了“戰場”，與仍在現場的鮑戈及其家人對罵，雙方摩拳擦掌，又要繼續開打。
這出鬧劇被在場的媒體記錄下來，並迅速報道出去，從而引發了輿論的一片譁然。此時，徐、鮑二人不思己過，反而公開為自己的行爲申辯，“誰也不為他們不分地點、場合、場景，不顧基本禮儀、臉面、底線的行為道歉”。由此，曹長青得出結論，認爲他們不僅沒有政治底綫，甚至缺乏做人的基本底綫。
徐水良一心抓“共特”抓成精神分裂
在民運圈中，徐水良善於抓“共特”的名聲，遠蓋過他其餘的民運頭銜。徐水良抓“共特”，把民運圈搞得風聲鶴唳，幾乎所有與他不睦的人都成了他指定的“中共特工”；而那些還沒被他抓出來的民運人士，則人人自危，避之唯恐不及。
以下是民運人士貼在網路論壇上的一則“對話”，對話發生的時間不詳，但從上下文看來，應該是在徐水良大閙王若望葬禮之後。對話的兩人是主管海外民運“資源”的臺灣軍情局特工。從這段對話中可以看出，徐水良抓“共特”不僅抓得別人人人自危，連他自己也抓得精神分裂了。
賴怡忠：大陸民運人士的內部矛盾一直十分尖銳，有時幾乎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彼此攻擊的黑函滿天飛，總是千方百計封殺對方的“資源”，並把對方誣衊成“中共特工”。
遊盈隆：你說得一點不錯。在他們當中，好像已經沒有人不曾被其他人指為“特工”的，即使那些在中國坐牢時間很長的（比如徐文立、任畹町），也未能倖免。“中共特工”就是敵人，就得置於死地，就得進行殘酷鬥爭。這是一種非常有意思的現象，頗耐人尋味。
賴怡忠：王丹告訴我，有個叫徐水良的，把海外民運裏面百分之九十的人都說成“中共特工”，還說“特工”在各個組織裏都是頭面人物，正在“領導民運”和“控制民運”。
遊盈隆：我也聽說了。所以，我們不能讓民運人士在臺灣設立分支機搆，否則他們就會來臺灣鬧。這些中國人很難纏，不光是要錢，還要搞事。我們的線人林樵清對徐水良很有看法，他認為徐水良是被劉青、薛偉利用來專門攻擊其他派系的打手。海外民運實在太複雜了。
賴怡忠：徐水良誹謗民運大佬有時候不顧場合，聽說他在抗議李鵬訪美的集會上，以及在王若望的追悼會上，也喋喋不休地說張三李四是“特工”，結果被鮑戈打耳光。
遊盈隆：美國那邊的《世界日報》對徐水良沒有興趣，徐水良就說《世界日報》被共產黨收買了。這個人很想出名，還自稱“民運理論家”；出不了名，就造成心理不平衡。《世界日報》除了報導過徐水良移民去美國的消息，此後就再也沒有專門關於他的新聞了。
賴怡忠：民運人士個個都自以為是大人物，不知天高地厚。徐水良指責《世界日報》排斥他，卻故意捧鮑戈，說它“捧誰，誰就一定有問題；貶誰，誰就是真朋友。”
遊盈隆：《世界日報》是北美大報，被它用第一版來報導過的民運人士其實沒幾個，主要取決於新聞的轟動程度。鮑戈曾好幾次上了第一版，比如他絕食抗議日本天皇訪華，還有他聯絡54人發起修憲運動，1997年他勞教釋放，以及江澤民訪美時他獲准到美國，等等。
賴怡忠：最令徐水良不平的是，《世界週刊》還專門刊登了介紹鮑戈的長篇文章。其實，這談不上捧誰貶誰。凡是主流媒體的熱點新聞，都有可能成為《世界日報》的頭版要聞。
遊盈隆：鮑戈到美國時，紐約民運人士沒有通知記者，劉青和吳弘達都排斥他，但是仍有上百名外國記者湧進甘迺迪機場等候。飛機航班及到達時間是路透社披露的。鮑戈啟程前，法新社和香港無線電視臺記者因為要採訪他，而在上海遭拘留，這樣事情便搞大了。
賴怡忠：在我的印象中，民運人士出名，大多離不開海外的組織為其呼籲和炒作，那才是徐水良所說的“捧”，比如魏京生、劉念春、楊建利、李少民等。不過鮑戈是例外。
遊盈隆：徐文立、王有才、彭明都比徐水良出名，可是他們去美國時，《世界日報》就沒用第一版位置發消息，《世界週刊》也未報導，主要是新聞性不夠強。如果按徐水良的德行，他們也要罵《世界日報》被共產黨收買了。徐水良心理不平衡，原因在他本身。
賴怡忠：說句不客氣的話，這個人到死也上不了第一版。除非他敢回國，不怕再次坐牢，才有機會出名。僅僅熱衷於在海外參加一些會議，爭個“主席”什麼的，成不了大新聞。
遊盈隆：不過，那還得看海外的組織是否肯為他推波助瀾地進行造勢。彭明、張林被抓、被判刑，就沒成頭版新聞。想必徐水良要絕望了。據說現在他不斷誹謗王炳章、鮑戈、魏京生、徐文立、王希哲、任畹町、胡安寧，靠這樣來宣洩心中的不平，打發每天的時光。
賴怡忠：當初王炳章、吳方城、唐柏橋、薛偉、劉青拉攏徐水良，只是利用而已，他卻以為進了“核心層”。結果人家開會不通知他，不讓他坐主席臺，不登他的文章，他就記仇。
遊盈隆：他沒想到王炳章不讓他成“正義黨”核心，薛偉沒讓他進《北京之春》，劉青的“中國人權”拒他於門外，唐柏橋不許他碰“公民議政”，《大紀元時報》、“自由亞洲電臺”都不請他當評論員，王丹的“憲政協進會”不要他，王軍濤不讓他參與《新聞自由導報》。
賴怡忠：還是林樵清說話一針見血，“凡是薪水高的、可出名的都沒他的份”。人家搞活動時通知他來湊個數，或者引誘他去誹謗某些名人，可是到了分錢的時候，卻都背著他。
遊盈隆：徐水良只要稍微有一點自知之明，就不會以“民運理論家”、“主流民運”或者“民運核心層”而自詡了。被他稱作“朋友”的，沒有一個當他是“朋友”；被他誣為“特工”的，也沒一個把他當“對手”，嫌他不夠級別。他得到的是人家啐他唾沫，扇他耳光。
賴怡忠：民運裏邊一定有“共特”，但決非徐水良、陳破空、張菁、唐柏橋所詆毀的人。特工只會一味討好他們，他要刺探情報，要搞離間，就得想方設法往各個組織裏鑽。
遊盈隆：這是起碼的常識。凡是民運搞活動，特工一定不肯輕易錯過；凡是有新團體成立，特工一定會儘量參加。為了不讓大家懷疑他的背景，特工總是要表演反共。他贊同台獨，支持法輪功，或者奉承你，接近你，目的都在於讓你把他當“自己人”看。
賴怡忠：對。相反，那些一貫堅持己見，不肯通融，對看不慣的人絕不交往，不參加立場相背的活動，不自吹反共，從不討好這一派，轉眼又投靠另一派的人，不會是特工。
遊盈隆：鮑戈就是這樣的人。他不認同民進黨的政見，就一口拒絕訪台，沒有通融餘地。記得那一次受邀來台參訪的有謝萬軍、陳破空、石磊等。我們沒有邀請徐水良，倒不是因為他寫文章反對台獨，那時候他是迎合洪哲勝、薛偉的。徐水良批台獨是很久以後的事了。
賴怡忠：謝萬軍當時告訴顏萬進“鮑戈是反台獨的”，但我們還是想請他來臺灣瞭解民意，接觸臺灣政治人物，可是鮑戈很固執。他如果真是特工，豈會放棄這樣的機會？
遊盈隆：我們並不要求民運人士公開表態支持“一邊一國”，沒這個必要，只要他們能夠與我們積極合作就行。過去我們對民運組織的資助實行“定額補助”，很容易產生弊端，現在改為“逐項審核”，這樣就能使他們的活動更符合我們臺灣政府的意圖。
賴怡忠：我們支持他們，他們也得配合我們。總的來說，現在我們比較重視同年輕一輩的民運人士打交道，而對年事已高的那一些，即使知名度較高，也並不寄予多大希望。
遊盈隆：在臺灣，年輕人當中支援民進黨的比例一直高於支持國民黨，他們沒有歷史的包袱。我們轉向支持年輕一代的民運人士，是基於同樣的考慮。說白了，即便徐水良贊同臺灣爭取獨立的主流民意，我們對他也沒有興趣，更何況這些年來徐水良等總是反復無常。
從這段對話中可以看出更多徐水良在民運人士中抓“共特”的所作所爲，不僅佐證了徐水良、鮑戈在王若望葬禮上大打出手的事實，還透露了徐鮑二人相爭的真實起因；不僅證實了徐水良抓“共特”的事實，還披露了他胡作非爲的深層原因，以及他在民運圈中孤立的狀況。
看完這段臺灣特工的對話，人們不禁會問，自六四以來延續至今的海外民運，難道真的要葬送在徐水良這樣的人手裏嗎？海外民運前途何在？希望何在？這種令人傷心與無奈的現實，實在讓人啞口無言。
中文畅销书《民運精英大起底》
编著者：武闻
澳門南天國際有限公司出版
电子版网址: http://boxun.com/hero/xiaoxiaofengyuqing
2009年6月18日星期四
猥琐的“民运”和“民运”的猥琐
猥琐的“民运”和“民运”的猥琐
----读《大梦谁先觉----〈中国之春〉与我的民主历程》
近年来，肇始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的中国海外“民运”日显颓势已是不争的事实。昔日的“民主斗士”或苦撑危局，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或摇尾乞怜，四处碰壁，或勾心斗角，争权夺利，或贪图富贵，醉心于金钱，或蝇营狗苟，沉迷于性爱，一句话，日益变得猥琐、没落，毫无生气和希望。近读中国海外著名“民运人士”、中国民主团结联盟（简称“民联”）重要成员、《中国之春》杂志前主编丁楚，撰写的《大梦谁先觉—〈中国之春〉与我的民主历程》一书，我忽然发现，“民运”的猥琐并不自今日始，在从娘胎里出生时本就是猥琐的，带着明显的劣根性。
《大梦谁先觉》从亲历者的视角，详细描述了1986年1989年间，中国海外第一个“民运”“民联”及其机关刊物《中国之春》大量不为人知的内幕。作者不惧非议，不避事实，亦不矫揉造作，对“民联”高层人物和事件进行了解剖和“晾晒”，极具真实性和可读性。适逢中国“民运”30年，该书的出版为我们深入反思、总结中国“民运”30年的历史，提供了一个生动、难得的个案和样本。
作者丁楚初到纽约，“民联”主席王炳章就迫不及待地深夜来访，后经常硬邀丁楚为“民联”和《中国之春》做事。忽一日，王炳章拿出一张入盟表格让丁楚填，并称都是自己人了，其实填不填表格都一样，但最好还是填一下，显得正规。丁楚意识到，人都掉到井里了，填就填吧。一个宣称追求民主、自由、法制、人权的政治组织，竟然用这种“落井下石”的办法发展盟员，真让人大跌眼镜。从世界上大多数政党的发展来看，凡入党者，皆基于信仰，出于自愿，采取严肃、正规的手续办理，象“民联”这样发展盟员，不是小人作为吗？
既然要搞“民运”，就要有正当的理由，能拿出比现实更加合理的民主构想，也就是说要有明确而科学的政纲，否则，搞“民运”何为？当留学生质问“民联领袖”们要搞的民主是什么样的民主时，他们除了反复念叨从西方老师那里学来的诸如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等抽象、干瘪的概念外，再也说不出更多东西。为了应付民众的质疑，王炳章授意丁楚编写《民主运动一百问答》和施政纲领。丁楚绞尽脑汁草拟出了施政纲领，其政治纲领并未超出西方民主思想的窠臼，也未超出中共对中国民主发展的认识，其经济纲领也没有什么中比共采取的改革措施更高明的地方，连丁楚自己都承认，“很难再提出什么新的东西”，从此对“起草纲领的天真主张厌恶透顶”。既然没有高明主张，为什么要搞“民运”?究竟想把群众往哪里引?历史经验表明，一个没有头脑的政党是最危险、最可怕的。其实，那些“民主斗士”之所以走上“民运”道路，有理想主义的成分在，大多是因为在大陆受到了所谓的“不公正”待遇，愤懑淤积难解，最后扎进“民运”窝而不回头，真正的铁杆理想主义者并不多。
正是由于缺乏正当性，中国“民运”不仅在大陆没市场，就是在海外华人、留学生中也没多少号召力。许多海外华人、留学生对“民运组织”存有戒心，躲之唯恐不及。王炳章深知华人、留学生对“民联”不欢迎，对一些讲演、研讨、交流等宣传鼓动活动都不亲自出面，而是指使不讨人嫌的人去。王炳章为了获得留美中国同学政治学会研讨会的内容，甚至指派丁楚带着答录机参会，暗地里把会议发言录下来，拿到《中国之春》上发表。一个在海外搞“民运”的组织，周围没有“白色恐怖”，竟然沦落到“偷听”的地步，岂不悲哉？为国家和民族争取民主，首先要赢得民众的支持和拥护，大张旗鼓地去干。缺乏群众基础，干些偷偷摸摸的勾当，搞什么“民运”？算什么英雄？
没有群众支持，又硬要搞“民运”，“民运组织”和“民运人士”也只能投靠洋人和台湾情治机关了。“民联”就主要依靠台湾情治机关的养活，台湾情治机关一旦“断粮”，整个“民联”架构就无法运转，惶惶然不知所踪。接受正义之士的捐助从事正义之事，这在历史上并不鲜见，也无不可。但是，拿台湾国民党的钱，去干反对大陆、分裂中华民族的事情，这是什么“民运大业”？明明靠台湾国民党的钱活命，却又不敢声张，“金钱来源成了组织最高的机密”，还信誓旦旦地宣称，不接受任何有政治条件的捐款。做贼往往心虚，心虚就会拼命掩盖，结果就变成虚伪的组织和虚伪的人。民主是建立在正义基础之上的，丧失正义性的“民主运动”，注定要走上邪路，沦落成邪恶的力量。
这种“邪”会体现在方方面面，“民联”的组织架构和运作模式就很“邪”。“民联”总部是不能随便进的，只有王炳章的亲信人员才允许进入。对让进入总部工作的人，那是一种荣耀，说明王炳章信任你、器重你。《中国之春》编辑部里的人各把一摊，互不说话，互不交流，更不允许侵犯各自的“领地”。“民联领袖”与盟员之间采取单线联系，高度保密，好像真把自己当成台湾的特务组织来管理。总之，“民联”的组织架构和运作模式让人感觉神神秘秘，充满封建派阀和阶层区隔的气氛。开展民主运动首先要实现人的自由与平等。一个标榜追求民主的政治组织，却最没有民主气息；作为人类文明追求之目标的民主，在他们手里被庸俗到如此地步，岂不是对民主的嘲弄？
更“邪”的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已争得你死我活。对此，丁楚在《大梦谁先觉》中作了浓墨重彩的描写。“民联”高层之间互不信任，互相猜忌，凭空制造出“特务案”、列出清理名单，暗施黑手，暗下绊子，企图排除异己。王炳章通过垄断财权来控制组织，在其任满交由胡平任主席后，又想尽办法架空胡平，为重新夺回最高权力，甚至在达到长期控制组织的目的，他先是其后任主席，继而在“民联”四大上演窃取总部经费的闹剧。负责财务的林樵清与新设的办公室主任呼延民“争风吃醋”，负责发行的薛伟利用其作为台湾向“民联”送钱管道的有利位置要挟组织，打击同事，等等，不一而足。他们争的是什么呢？无非是所谓的“主席”、“主任”之类的虚名，无非是对那点乞讨来的可怜经费的占有、使用权。“民主斗士”们被称为“社会的精英”，大都有北大、清华等名校的教育背景，在权力与金钱面前也是如此得不免俗，竟然为蝇头小利煞费心机，互相倾轧，怎不令人心寒？指望这样的人推进中国民主，能可靠吗？
大梦谁先觉。丁楚在书中并未明确说明，他反思上世纪八十年代“民运”发展的历史具体觉悟到了什么，但我们从其字里行间会发现，他作为亲历者，对中国海外“民运”衰落的原因已有所警醒。我读此书，强烈地感受到中国海外“民运”的可怜、可悲和可叹，来时鄙陋、蹩脚、猥琐，此时愈加鄙陋、蹩脚、猥琐，其没落就是必然的了。
（纵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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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大梦谁先觉----〈中国之春〉与我的民主历程》
近年来，肇始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的中国海外“民运”日显颓势已是不争的事实。昔日的“民主斗士”或苦撑危局，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或摇尾乞怜，四处碰壁，或勾心斗角，争权夺利，或贪图富贵，醉心于金钱，或蝇营狗苟，沉迷于性爱，一句话，日益变得猥琐、没落，毫无生气和希望。近读中国海外著名“民运人士”、中国民主团结联盟（简称“民联”）重要成员、《中国之春》杂志前主编丁楚，撰写的《大梦谁先觉—〈中国之春〉与我的民主历程》一书，我忽然发现，“民运”的猥琐并不自今日始，在从娘胎里出生时本就是猥琐的，带着明显的劣根性。
《大梦谁先觉》从亲历者的视角，详细描述了1986年1989年间，中国海外第一个“民运”“民联”及其机关刊物《中国之春》大量不为人知的内幕。作者不惧非议，不避事实，亦不矫揉造作，对“民联”高层人物和事件进行了解剖和“晾晒”，极具真实性和可读性。适逢中国“民运”30年，该书的出版为我们深入反思、总结中国“民运”30年的历史，提供了一个生动、难得的个案和样本。
作者丁楚初到纽约，“民联”主席王炳章就迫不及待地深夜来访，后经常硬邀丁楚为“民联”和《中国之春》做事。忽一日，王炳章拿出一张入盟表格让丁楚填，并称都是自己人了，其实填不填表格都一样，但最好还是填一下，显得正规。丁楚意识到，人都掉到井里了，填就填吧。一个宣称追求民主、自由、法制、人权的政治组织，竟然用这种“落井下石”的办法发展盟员，真让人大跌眼镜。从世界上大多数政党的发展来看，凡入党者，皆基于信仰，出于自愿，采取严肃、正规的手续办理，象“民联”这样发展盟员，不是小人作为吗？
既然要搞“民运”，就要有正当的理由，能拿出比现实更加合理的民主构想，也就是说要有明确而科学的政纲，否则，搞“民运”何为？当留学生质问“民联领袖”们要搞的民主是什么样的民主时，他们除了反复念叨从西方老师那里学来的诸如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等抽象、干瘪的概念外，再也说不出更多东西。为了应付民众的质疑，王炳章授意丁楚编写《民主运动一百问答》和施政纲领。丁楚绞尽脑汁草拟出了施政纲领，其政治纲领并未超出西方民主思想的窠臼，也未超出中共对中国民主发展的认识，其经济纲领也没有什么中比共采取的改革措施更高明的地方，连丁楚自己都承认，“很难再提出什么新的东西”，从此对“起草纲领的天真主张厌恶透顶”。既然没有高明主张，为什么要搞“民运”?究竟想把群众往哪里引?历史经验表明，一个没有头脑的政党是最危险、最可怕的。其实，那些“民主斗士”之所以走上“民运”道路，有理想主义的成分在，大多是因为在大陆受到了所谓的“不公正”待遇，愤懑淤积难解，最后扎进“民运”窝而不回头，真正的铁杆理想主义者并不多。
正是由于缺乏正当性，中国“民运”不仅在大陆没市场，就是在海外华人、留学生中也没多少号召力。许多海外华人、留学生对“民运组织”存有戒心，躲之唯恐不及。王炳章深知华人、留学生对“民联”不欢迎，对一些讲演、研讨、交流等宣传鼓动活动都不亲自出面，而是指使不讨人嫌的人去。王炳章为了获得留美中国同学政治学会研讨会的内容，甚至指派丁楚带着答录机参会，暗地里把会议发言录下来，拿到《中国之春》上发表。一个在海外搞“民运”的组织，周围没有“白色恐怖”，竟然沦落到“偷听”的地步，岂不悲哉？为国家和民族争取民主，首先要赢得民众的支持和拥护，大张旗鼓地去干。缺乏群众基础，干些偷偷摸摸的勾当，搞什么“民运”？算什么英雄？
没有群众支持，又硬要搞“民运”，“民运组织”和“民运人士”也只能投靠洋人和台湾情治机关了。“民联”就主要依靠台湾情治机关的养活，台湾情治机关一旦“断粮”，整个“民联”架构就无法运转，惶惶然不知所踪。接受正义之士的捐助从事正义之事，这在历史上并不鲜见，也无不可。但是，拿台湾国民党的钱，去干反对大陆、分裂中华民族的事情，这是什么“民运大业”？明明靠台湾国民党的钱活命，却又不敢声张，“金钱来源成了组织最高的机密”，还信誓旦旦地宣称，不接受任何有政治条件的捐款。做贼往往心虚，心虚就会拼命掩盖，结果就变成虚伪的组织和虚伪的人。民主是建立在正义基础之上的，丧失正义性的“民主运动”，注定要走上邪路，沦落成邪恶的力量。
这种“邪”会体现在方方面面，“民联”的组织架构和运作模式就很“邪”。“民联”总部是不能随便进的，只有王炳章的亲信人员才允许进入。对让进入总部工作的人，那是一种荣耀，说明王炳章信任你、器重你。《中国之春》编辑部里的人各把一摊，互不说话，互不交流，更不允许侵犯各自的“领地”。“民联领袖”与盟员之间采取单线联系，高度保密，好像真把自己当成台湾的特务组织来管理。总之，“民联”的组织架构和运作模式让人感觉神神秘秘，充满封建派阀和阶层区隔的气氛。开展民主运动首先要实现人的自由与平等。一个标榜追求民主的政治组织，却最没有民主气息；作为人类文明追求之目标的民主，在他们手里被庸俗到如此地步，岂不是对民主的嘲弄？
更“邪”的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已争得你死我活。对此，丁楚在《大梦谁先觉》中作了浓墨重彩的描写。“民联”高层之间互不信任，互相猜忌，凭空制造出“特务案”、列出清理名单，暗施黑手，暗下绊子，企图排除异己。王炳章通过垄断财权来控制组织，在其任满交由胡平任主席后，又想尽办法架空胡平，为重新夺回最高权力，甚至在达到长期控制组织的目的，他先是其后任主席，继而在“民联”四大上演窃取总部经费的闹剧。负责财务的林樵清与新设的办公室主任呼延民“争风吃醋”，负责发行的薛伟利用其作为台湾向“民联”送钱管道的有利位置要挟组织，打击同事，等等，不一而足。他们争的是什么呢？无非是所谓的“主席”、“主任”之类的虚名，无非是对那点乞讨来的可怜经费的占有、使用权。“民主斗士”们被称为“社会的精英”，大都有北大、清华等名校的教育背景，在权力与金钱面前也是如此得不免俗，竟然为蝇头小利煞费心机，互相倾轧，怎不令人心寒？指望这样的人推进中国民主，能可靠吗？
大梦谁先觉。丁楚在书中并未明确说明，他反思上世纪八十年代“民运”发展的历史具体觉悟到了什么，但我们从其字里行间会发现，他作为亲历者，对中国海外“民运”衰落的原因已有所警醒。我读此书，强烈地感受到中国海外“民运”的可怜、可悲和可叹，来时鄙陋、蹩脚、猥琐，此时愈加鄙陋、蹩脚、猥琐，其没落就是必然的了。
（纵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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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梦谁先觉》----民运历史的一面镜子
新书《大梦谁先觉----〈中国之春〉与我的民主历程》是民运历史的一面镜子
《大梦谁先觉》是一部没有写完的书，从八六年作者丁楚加入《中国之春》写到八九年海内外民运大潮方兴之时嘎然而止。但它又似乎已经写完，因为它留给我们的想象竟那么真实，让人洞若观火地看到主人公丁楚执掌下的《中国之春》此后两年的辉煌，看到丁楚比王炳章还要凄惨的前景，看到《中国之春》此后完全仰台湾鼻息，毫无生气的结局。据说11年后的2000年，《中国之春》停刊。
《中国之春》受台湾情治资金资助，是台湾国民党的“情报站”……这些当年局内人作为“组织最高机密”遮遮掩掩，局外人惊诧莫名乃至大倒胃口的新闻猛料，今天看来已不再新鲜。王炳章是不是小人，其他人是不是哪方面的“特务”，都干了什么丑事，如今看来也只是一场笑谈。只是作者以史为鉴、上下求索的那份情怀，令人感佩，历久弥新。
在1988年国内的民主大潮来临前夜，“民联”还是“海外唯一的民运团体”（引自原文）。在此前提下，《中国之春》自然堪称海外“民运团体”的第一份“民运报刊”。如果我们能揭开所有的民运组织和人物的经历，就会发现，这两个“第一”的开拓者所经受的磨难，似乎成了一种定式，让后来者几经努力但都身不由己照走不误。包括种种民运团体、民运明星们，相互间的猜疑、污蔑、背叛和争权夺利，包括一些民运组织最终变味变质，成了间谍组织的附庸和走狗……就如《红楼梦》里宝玉打开的那个“金陵十二钗”的册子，预示着那个谁都逃不脱的注定的宿命。取名“大梦”，是不是也有此意？于是说，民联和《中国之春》的那段历史是民运历史的一面镜子，一点不为过。
作者丁楚通过这面镜子，想告诉我们的是“不同观点、不同派别的人，并非不能在同一个组织中生存，但是共存的基本条件是它们必须遵守共同的规则。如果不守规则，那么即使观点和目标完全一致的人或派别也无法共处”。这是被民联公认为“实干家”以及被当时的民联主席胡平评为“手腕很厉害”的丁楚，在他两万八千字的“民联罢王风波始末”中做出的结论。这个结论是痛定思痛的结果，非个中人无以感同身受。如今看到这个结论，我们会认为，哪怕在解决当今恐怖主义、地区争端以及一些国家的种族、宗教、政党、派别纷争中，这仍是万全良策。
有这样的结论做镜，似乎就能保证民运团体今后一帆风顺大展宏图。但结果却不是。这个万全良策中少了一个前提，也是关键性的前提，那就是——遵守这个规则的，需是一群抱负远大、虚怀若谷、智高德劭的人。哪怕不具备这些，能有一个汉高祖、明太祖那样能包容的领袖也成。可惜王炳章尽管有着“天下英雄尽入彀中”的宏愿，却没有这样的气量。正应了那句“量小非君子”。没有这样的人，什么样的镜子也白搭。
拿“罢王风波”乃至民联在此前后的起伏挫折做镜子，我们会看到，丁楚面对民联“每走到光明的十字路口的时候，历史总是选择了最荒谬的结局”，而发出的忧心又无奈的叹息。这个“最荒谬的选择”不是正义人士的大声疾呼所能左右。在每个“历史关头”，人们似乎都沉浸在眼前的纠纷和歧路中无法自拔，没有人会抬头仰望一下天空，找回自身的理想，找到通往理想的那条近路。
拿王炳章、胡平、丁楚、呼延民、薛伟这些人做镜子，我们会看到，在每个历史关头，多数人想到的是自己的私利而不是什么共同的理想。王炳章善于发展组织，善于运用谋略，却不惜通过给“中国之春”断血，企图彻底摧毁胡丁新政，将民联完全归回到自己掌控之下。胡平、丁楚能一改王炳章当政时期拿着“国民党的钱”却遮遮掩掩，专捣共产党的蛋的恶劣形象，从而将《中国之春》引向共商国是、弃“你死”求“我活”的阳光道路。可为了民联“四大”选举，胡平忽而化敌为友，忽而化友为敌。丁楚面对别人搞小动作的时候也是一味地“滑头”。呼延民首鼠两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蔡伟人格鄙劣……这样才高八斗的一群人，却内耗了大部分力量，以至于在关键时刻，整个团队发挥的力量微乎其微。正应了日本人对中国人的评价：一个中国人是条龙，三个中国人是条虫。
《中国之春》是一面镜子，它照见的不是别的，正是人们内心的欲望。当人们在欲望中纠缠沉沦，就会期望那只是大梦一场，不愿在醒来的时候，悲恸地发现自己的丑陋。
无论理想有多崇高，口号有多响亮，才能有多突出，倘若缺少了高尚的人格，最终就会陷进这样的“大梦”里。是你，是我，是他，有几个能免俗？
这个“大梦”让我们觉得，创造历史的不是什么英雄人物“对主义的不懈追求”，而是小人物一时的拍案而起，是一念之差大意失错……
在这样的镜子面前，今后的民运人士，能不断地正冠理容，“见不贤而思内省”，好好地踏出自己的每一步吗？我们还是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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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梦谁先觉》是一部没有写完的书，从八六年作者丁楚加入《中国之春》写到八九年海内外民运大潮方兴之时嘎然而止。但它又似乎已经写完，因为它留给我们的想象竟那么真实，让人洞若观火地看到主人公丁楚执掌下的《中国之春》此后两年的辉煌，看到丁楚比王炳章还要凄惨的前景，看到《中国之春》此后完全仰台湾鼻息，毫无生气的结局。据说11年后的2000年，《中国之春》停刊。
《中国之春》受台湾情治资金资助，是台湾国民党的“情报站”……这些当年局内人作为“组织最高机密”遮遮掩掩，局外人惊诧莫名乃至大倒胃口的新闻猛料，今天看来已不再新鲜。王炳章是不是小人，其他人是不是哪方面的“特务”，都干了什么丑事，如今看来也只是一场笑谈。只是作者以史为鉴、上下求索的那份情怀，令人感佩，历久弥新。
在1988年国内的民主大潮来临前夜，“民联”还是“海外唯一的民运团体”（引自原文）。在此前提下，《中国之春》自然堪称海外“民运团体”的第一份“民运报刊”。如果我们能揭开所有的民运组织和人物的经历，就会发现，这两个“第一”的开拓者所经受的磨难，似乎成了一种定式，让后来者几经努力但都身不由己照走不误。包括种种民运团体、民运明星们，相互间的猜疑、污蔑、背叛和争权夺利，包括一些民运组织最终变味变质，成了间谍组织的附庸和走狗……就如《红楼梦》里宝玉打开的那个“金陵十二钗”的册子，预示着那个谁都逃不脱的注定的宿命。取名“大梦”，是不是也有此意？于是说，民联和《中国之春》的那段历史是民运历史的一面镜子，一点不为过。
作者丁楚通过这面镜子，想告诉我们的是“不同观点、不同派别的人，并非不能在同一个组织中生存，但是共存的基本条件是它们必须遵守共同的规则。如果不守规则，那么即使观点和目标完全一致的人或派别也无法共处”。这是被民联公认为“实干家”以及被当时的民联主席胡平评为“手腕很厉害”的丁楚，在他两万八千字的“民联罢王风波始末”中做出的结论。这个结论是痛定思痛的结果，非个中人无以感同身受。如今看到这个结论，我们会认为，哪怕在解决当今恐怖主义、地区争端以及一些国家的种族、宗教、政党、派别纷争中，这仍是万全良策。
有这样的结论做镜，似乎就能保证民运团体今后一帆风顺大展宏图。但结果却不是。这个万全良策中少了一个前提，也是关键性的前提，那就是——遵守这个规则的，需是一群抱负远大、虚怀若谷、智高德劭的人。哪怕不具备这些，能有一个汉高祖、明太祖那样能包容的领袖也成。可惜王炳章尽管有着“天下英雄尽入彀中”的宏愿，却没有这样的气量。正应了那句“量小非君子”。没有这样的人，什么样的镜子也白搭。
拿“罢王风波”乃至民联在此前后的起伏挫折做镜子，我们会看到，丁楚面对民联“每走到光明的十字路口的时候，历史总是选择了最荒谬的结局”，而发出的忧心又无奈的叹息。这个“最荒谬的选择”不是正义人士的大声疾呼所能左右。在每个“历史关头”，人们似乎都沉浸在眼前的纠纷和歧路中无法自拔，没有人会抬头仰望一下天空，找回自身的理想，找到通往理想的那条近路。
拿王炳章、胡平、丁楚、呼延民、薛伟这些人做镜子，我们会看到，在每个历史关头，多数人想到的是自己的私利而不是什么共同的理想。王炳章善于发展组织，善于运用谋略，却不惜通过给“中国之春”断血，企图彻底摧毁胡丁新政，将民联完全归回到自己掌控之下。胡平、丁楚能一改王炳章当政时期拿着“国民党的钱”却遮遮掩掩，专捣共产党的蛋的恶劣形象，从而将《中国之春》引向共商国是、弃“你死”求“我活”的阳光道路。可为了民联“四大”选举，胡平忽而化敌为友，忽而化友为敌。丁楚面对别人搞小动作的时候也是一味地“滑头”。呼延民首鼠两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蔡伟人格鄙劣……这样才高八斗的一群人，却内耗了大部分力量，以至于在关键时刻，整个团队发挥的力量微乎其微。正应了日本人对中国人的评价：一个中国人是条龙，三个中国人是条虫。
《中国之春》是一面镜子，它照见的不是别的，正是人们内心的欲望。当人们在欲望中纠缠沉沦，就会期望那只是大梦一场，不愿在醒来的时候，悲恸地发现自己的丑陋。
无论理想有多崇高，口号有多响亮，才能有多突出，倘若缺少了高尚的人格，最终就会陷进这样的“大梦”里。是你，是我，是他，有几个能免俗？
这个“大梦”让我们觉得，创造历史的不是什么英雄人物“对主义的不懈追求”，而是小人物一时的拍案而起，是一念之差大意失错……
在这样的镜子面前，今后的民运人士，能不断地正冠理容，“见不贤而思内省”，好好地踏出自己的每一步吗？我们还是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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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民运何以走向不归路？----从丁楚先生新书《大梦谁先觉----〈中国之春〉与我的民主历程》谈开去
海外民运何以走向不归路？
----从丁楚先生新书《大梦谁先觉----〈中国之春〉与我的民主历程》谈开去
作者：春秋
今年是震惊全球的“六四”事件20周年。这场中国社会转型、经济转轨背景下的悲剧发生之后，重新建立秩序的中共继续其跛脚的改革，而流亡海外的知识精英和民主精英则开始了其民主试验。然而，令人叹息不已的是，在“六四”血泊中重新主导一切的中共创造了惊人的经济奇迹，而不断被腐败、分裂丑闻包围的海外民运却仍然在生存中步履蹉跎，影响日益式微，甚至处于泡沫化的境地。所有海外民运的关注者、同情者甚至参与者都在进行痛苦的反思，海外民运究竟什么原因走向穷途末路？恰在此时，一部凝重、苦涩名为《大梦谁先觉？----与我的历程》一书在海外出版。而这本书的作者就是海外资深民运人士、“民主墙”运动的参与者、曾任海外第一个民运组织“中国民主团结联盟”（即民联）总部委员和《中国之春》杂志主编的丁楚先生。丁先生以其亲身经历和第一手资料披露了1986年至1989年间，民联及其机关刊物《中国之春》大量不为人知的内幕，真实深刻而又栩栩如生地展现了海外民运精英的群像，通过再现“民联”的兴盛与衰落，力图解析海外民运衰败命运的深层根源。
丁楚先生1986年赴美留学，随即在“民联”时任主席王炳章的引介、支持下成为“民联”的重要成员和海外民运的一面旗帜。然而，丁楚先生很快就发现一向标榜“不接受有任何政治条件的捐款，是海外民运的大是大非原则”的“民联”，居然完全依赖台湾官方每月高达四万多美元的“捐助”，甚至当台湾一度暂停“捐助”时，“民联”和《中国之春》立即面临生存和停刊危机，不仅如此，就由于台湾单方面的猜疑而强迫民联清除代表大会选出来的副主席柯力思。丧失了独立性的民联最终也彻底沦为台湾当局设在海外的情报站。虽然拿了谁的钱就要听命于谁是“民联”无可改变的命运，但如果“民联”能够把钱用于海外民主事业，仍会得到世人的谅解和理解。然而，《大梦谁先觉》披露出来的却是“民联”内部违反民主原则、不择手段争权夺利、尔虞我诈的一幕幕场景，触目惊心。“民联”召开三大，王炳章由于无法再连任，于是便自行选择自己瞩意的胡平担任继任者。结果在选举时遇到反对派的强烈挑战。面对危机，身为“民联”主席的王炳章居然亲自出面意图劝退其他竞争者，在劝退无效后又提出将两组候选人打散重组，试图以此拆解反胡平阵营。王炳章如此不择手段公然违背民主原则，引发代表的强烈不满，纷纷要退席以示抗议，大会一度处以分裂边缘。而胡平更是声言，选举失败后就离开“民联”，形同威胁和恐吓。然而，就在分裂状态下勉强过关的“民联”三大一结束，立即遇到了王炳章精心策划的经济危机，不仅达到排除异己的目的，还以垄断财权和自己暗设的“小金库”为手段试图进一步控制“民联”，从而成为“民联”最终大分裂的导火索。而王炳章过去为了掩盖自己一万五千美元的财务漏洞，也曾制造过类似的经济危机。在胡、王两个阵营内斗的最后一刻，王炳章为了夺回权利，不仅强占“民联”总部，停掉编辑部电话，还竟然上演了窃取“民联”总部全部经费、关闭民联账号的丑剧。而胡平则再次上演竞选之初的一幕：“如果罢免（王）不通过，哪么我将退盟”。从而切断了所有可能和解的退路，最终造成“民联”的大分裂。而就在这一刻，国内的民主运动正处于高潮，胡耀邦去世演变成全国范围的学生民主运动。然而，令谁都想不到的是，这个时候做为海外唯一民运组织的“民联”上下却全力于争权夺利和内斗。更为令人叹息的是，民联的八字方针是“民主、自由、人权、法制”，而运作起来却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尽管民联的章程中有“罢免条款”，但几年间虽然有如此多的民联高层被清洗，包括民联一大时的副主席汪泯，九个党委也只剩下四个，但却从未启动过罢免条款。而第一次使用居然就是针对民联的创始人王炳章。而另一位“民联”要角，后来也曾担任民联主席的薛伟，利用其做为台湾情治单位“海工会”向“民联”输钱管道的特殊位置要胁组织，打击同事，而且还利用权力之便篡改发票，冒领报销款，甚至还发生过强奸办公室秘书妹妹的丑闻。
可以说，海外民运整体素质的低劣是海外民运走向穷途末路的重要原因。如果说民联时代以海外民运的先驱为主体，存在素质低下的情况还可以理解，然而“六四”之后纷纷流亡海外的明星精英群体在素质低劣上居然仍不遑多让。来到海外的他们再次上演了民联时代的内部恶斗、非民主运作、言行举止的不检点、主要领导人的专断独霸和财务的不透明、生活奢侈（民阵总部办公室一个月的开支居然高达十万法郎），从而也在民运史上留下了非常灰暗的一页。著名民运政论家何频曾愤而直言：一个即不接受批评，又无道德感的民运组织，不仅比不上共产党，甚至连黑社会也不如！而且毫无希望！其实这些“六四”精英在天安门广场的作为，也同样令人无法接受。中共宣布戒严后不久，“高自联”于5月27日举行联席会议，一致同意撤出天安门广场。就在记者招待会刚刚举行之后，高自联成员李禄提出反对，当时担任领导的柴玲也随之转向，未经任何形式的表决，单方面宣布继续占据广场。从而把最后一个能够避免悲剧的机会丧失。而柴玲在担任现场指挥的同时，也并不民主，以致发生被其他愤怒的学生绑架的丑闻。而运动中的不同意见立即被指责为“一小撖人的阴谋破坏”。一个派别到火车站把刚到的学生收编到自己的纠察队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占领指挥部广播站夺权，赶走其他派别的纠察队。学运核心人物之一封从德后来承认：“当时每天都要镇压三四次政变”。来自台湾的摇滚歌星侯德健面对学运的内部激烈的争斗，曾向学生提出了他参与学运以来唯一的一次建议：进行一人一票的选举。却被学生以不可想象和不可能为由拒绝。
当然，海外民运人士的素质低劣并不是导致海外民运式微的唯一原因。这一点在《大梦谁先觉》一书中虽略有表现，但并非此书的重点。如王炳章要以革命党的方法搞组织，提出“晓之以义，明之以理、动之以情、胁之以迫”的原则，再如留美学生在“六四”后举行抗议游行时，高唱的却仍然是中共歌曲。应该说这是此书的一个遗憾。从人类历史的演变进程中我们可以发现，制度并不是决定一切的因素，相反政治文化和传统却影响至深。这在社会学、政治学上被称之为“路径习惯”或“路径依赖”。人类历史上此等事例比比皆是。象电脑时代的键盘， 当初是为了减慢打字速度避免损坏昂贵的打字机而设计。但由于已成规范，人人适应，即使最后发明出更为科学和合理的键盘，但仍然不被社会所接受。一个国家也是有其政治传统的，一旦形成，即使制度发生改变，其政治运作的方式仍然不会马上改变。中华民国成立后，尽管依照美国建立了世界上最为先进的共和政体，然而，整个国家政治的运作仍然是几千年来延袭下来的“宫廷政治”和“实力原则”。如果选举产生的议会不反映各政治力量的实际实力，那自然是个摆设和昙花一现。海外民运之所以既不民主，也不宽容，动辄内斗、贪腐，党同伐异，文革言行时时可见，则与中国的传统和他们成长的时代密切相关。他们以自己根深蒂固的旧思维来从事民运，其历史局限性已经决定了其最终命运。
最后不得不提的是，海外民运之所以众叛亲离、人心尽失，还与他们支持藏独和台独的立场密切相关。尽管《大梦谁先觉》没有涉及，但却是海外公认的事实。1989年10月12日，距“六四”仅仅四个月，流亡海外的民运骨干时任民阵主席的严家其以及另外两名核心人员万润南和林希翎就开始与达赖集团驻欧洲的负责人秘密会面，开始了第一次接触。同年12月，严家其就与达赖在巴黎会面，并称之为“历史性的会见”。随后严家其仿照达赖在斯特拉斯堡的讲话精神，提出了所谓“邦联式的联邦”方案。1992年7月，海外民运第一次访问达赖集团在印度的流亡地达兰萨拉。此后，这种访问成为惯例。此时，海外民运的精神领袖方励之提出西藏的独立问题应该由藏人自己决定，无论那决定是什么，中国人都应该给予尊重。立场日益向藏独靠拢。1994年，严家其公开赞扬一位达赖集团主要代表的如下立场：给西藏二十年在联邦里，二十年之后进行公投，是继续留在联邦还是脱离联邦。1996年5月，11位海外民运人士出版论文集，其中多位打着尊重所谓西藏民意的名义支持西藏独立。1997年3月，民运更进一步，在日内瓦举行联合国人权大会期间，参加了藏独举行的集会。这是历史上第一次汉人以实际行动参加藏独的集会活动。引起全球瞩目。而达赖本人对海外民运也是青睐有加极为重视。达赖曾去美国参加仅有两天的”现代科学与宗教”大会，他宁可拒绝美国ABC电视台”黄金节目”女主播戴安.索耶的采访要求，却把仅有的一点时间给了名不见经传的民运记者和代表。
海外民运靠台湾的支持在1989年后就不再是秘密.如果那个时候由于国民党执政,双方的合流还只是反共而已,到了民进党时期,就走向支持台独,成为中华民族利益的反面了。如果说民运支持藏独还打着“人权”和“民族自决权”等漂亮包装的话，对于台独的支持则完全是金钱的收卖(其中的领军人物王丹就私下接受了台湾有史以来最大的贪污总统陈水扁的数万美元)，是一种利益交换和人格的完全出卖。另一个颇具代表性、旅居美国的民运人士曹长青，甚至从支持台独简而化之为一边倒和无原则的支持陈水扁。
民主是人类文明追求的目标，是人类政治文明的选择，更是社会进步的必然归宿。就是今天的中共也不能再公开反对，而试图接过这面大旗为已所用。然而，海外民运却无法承担起民主在中国实现这一历史任务。尽管他们带来的民主启蒙和经验教训依然是后人必须正视的宝贵历史财富，但他们的先天素质和历史局限性，已经注定他们的悲剧性结局。这也是《大梦谁先觉》一书给世人的启示。
----从丁楚先生新书《大梦谁先觉----〈中国之春〉与我的民主历程》谈开去
作者：春秋
今年是震惊全球的“六四”事件20周年。这场中国社会转型、经济转轨背景下的悲剧发生之后，重新建立秩序的中共继续其跛脚的改革，而流亡海外的知识精英和民主精英则开始了其民主试验。然而，令人叹息不已的是，在“六四”血泊中重新主导一切的中共创造了惊人的经济奇迹，而不断被腐败、分裂丑闻包围的海外民运却仍然在生存中步履蹉跎，影响日益式微，甚至处于泡沫化的境地。所有海外民运的关注者、同情者甚至参与者都在进行痛苦的反思，海外民运究竟什么原因走向穷途末路？恰在此时，一部凝重、苦涩名为《大梦谁先觉？----与我的历程》一书在海外出版。而这本书的作者就是海外资深民运人士、“民主墙”运动的参与者、曾任海外第一个民运组织“中国民主团结联盟”（即民联）总部委员和《中国之春》杂志主编的丁楚先生。丁先生以其亲身经历和第一手资料披露了1986年至1989年间，民联及其机关刊物《中国之春》大量不为人知的内幕，真实深刻而又栩栩如生地展现了海外民运精英的群像，通过再现“民联”的兴盛与衰落，力图解析海外民运衰败命运的深层根源。
丁楚先生1986年赴美留学，随即在“民联”时任主席王炳章的引介、支持下成为“民联”的重要成员和海外民运的一面旗帜。然而，丁楚先生很快就发现一向标榜“不接受有任何政治条件的捐款，是海外民运的大是大非原则”的“民联”，居然完全依赖台湾官方每月高达四万多美元的“捐助”，甚至当台湾一度暂停“捐助”时，“民联”和《中国之春》立即面临生存和停刊危机，不仅如此，就由于台湾单方面的猜疑而强迫民联清除代表大会选出来的副主席柯力思。丧失了独立性的民联最终也彻底沦为台湾当局设在海外的情报站。虽然拿了谁的钱就要听命于谁是“民联”无可改变的命运，但如果“民联”能够把钱用于海外民主事业，仍会得到世人的谅解和理解。然而，《大梦谁先觉》披露出来的却是“民联”内部违反民主原则、不择手段争权夺利、尔虞我诈的一幕幕场景，触目惊心。“民联”召开三大，王炳章由于无法再连任，于是便自行选择自己瞩意的胡平担任继任者。结果在选举时遇到反对派的强烈挑战。面对危机，身为“民联”主席的王炳章居然亲自出面意图劝退其他竞争者，在劝退无效后又提出将两组候选人打散重组，试图以此拆解反胡平阵营。王炳章如此不择手段公然违背民主原则，引发代表的强烈不满，纷纷要退席以示抗议，大会一度处以分裂边缘。而胡平更是声言，选举失败后就离开“民联”，形同威胁和恐吓。然而，就在分裂状态下勉强过关的“民联”三大一结束，立即遇到了王炳章精心策划的经济危机，不仅达到排除异己的目的，还以垄断财权和自己暗设的“小金库”为手段试图进一步控制“民联”，从而成为“民联”最终大分裂的导火索。而王炳章过去为了掩盖自己一万五千美元的财务漏洞，也曾制造过类似的经济危机。在胡、王两个阵营内斗的最后一刻，王炳章为了夺回权利，不仅强占“民联”总部，停掉编辑部电话，还竟然上演了窃取“民联”总部全部经费、关闭民联账号的丑剧。而胡平则再次上演竞选之初的一幕：“如果罢免（王）不通过，哪么我将退盟”。从而切断了所有可能和解的退路，最终造成“民联”的大分裂。而就在这一刻，国内的民主运动正处于高潮，胡耀邦去世演变成全国范围的学生民主运动。然而，令谁都想不到的是，这个时候做为海外唯一民运组织的“民联”上下却全力于争权夺利和内斗。更为令人叹息的是，民联的八字方针是“民主、自由、人权、法制”，而运作起来却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尽管民联的章程中有“罢免条款”，但几年间虽然有如此多的民联高层被清洗，包括民联一大时的副主席汪泯，九个党委也只剩下四个，但却从未启动过罢免条款。而第一次使用居然就是针对民联的创始人王炳章。而另一位“民联”要角，后来也曾担任民联主席的薛伟，利用其做为台湾情治单位“海工会”向“民联”输钱管道的特殊位置要胁组织，打击同事，而且还利用权力之便篡改发票，冒领报销款，甚至还发生过强奸办公室秘书妹妹的丑闻。
可以说，海外民运整体素质的低劣是海外民运走向穷途末路的重要原因。如果说民联时代以海外民运的先驱为主体，存在素质低下的情况还可以理解，然而“六四”之后纷纷流亡海外的明星精英群体在素质低劣上居然仍不遑多让。来到海外的他们再次上演了民联时代的内部恶斗、非民主运作、言行举止的不检点、主要领导人的专断独霸和财务的不透明、生活奢侈（民阵总部办公室一个月的开支居然高达十万法郎），从而也在民运史上留下了非常灰暗的一页。著名民运政论家何频曾愤而直言：一个即不接受批评，又无道德感的民运组织，不仅比不上共产党，甚至连黑社会也不如！而且毫无希望！其实这些“六四”精英在天安门广场的作为，也同样令人无法接受。中共宣布戒严后不久，“高自联”于5月27日举行联席会议，一致同意撤出天安门广场。就在记者招待会刚刚举行之后，高自联成员李禄提出反对，当时担任领导的柴玲也随之转向，未经任何形式的表决，单方面宣布继续占据广场。从而把最后一个能够避免悲剧的机会丧失。而柴玲在担任现场指挥的同时，也并不民主，以致发生被其他愤怒的学生绑架的丑闻。而运动中的不同意见立即被指责为“一小撖人的阴谋破坏”。一个派别到火车站把刚到的学生收编到自己的纠察队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占领指挥部广播站夺权，赶走其他派别的纠察队。学运核心人物之一封从德后来承认：“当时每天都要镇压三四次政变”。来自台湾的摇滚歌星侯德健面对学运的内部激烈的争斗，曾向学生提出了他参与学运以来唯一的一次建议：进行一人一票的选举。却被学生以不可想象和不可能为由拒绝。
当然，海外民运人士的素质低劣并不是导致海外民运式微的唯一原因。这一点在《大梦谁先觉》一书中虽略有表现，但并非此书的重点。如王炳章要以革命党的方法搞组织，提出“晓之以义，明之以理、动之以情、胁之以迫”的原则，再如留美学生在“六四”后举行抗议游行时，高唱的却仍然是中共歌曲。应该说这是此书的一个遗憾。从人类历史的演变进程中我们可以发现，制度并不是决定一切的因素，相反政治文化和传统却影响至深。这在社会学、政治学上被称之为“路径习惯”或“路径依赖”。人类历史上此等事例比比皆是。象电脑时代的键盘， 当初是为了减慢打字速度避免损坏昂贵的打字机而设计。但由于已成规范，人人适应，即使最后发明出更为科学和合理的键盘，但仍然不被社会所接受。一个国家也是有其政治传统的，一旦形成，即使制度发生改变，其政治运作的方式仍然不会马上改变。中华民国成立后，尽管依照美国建立了世界上最为先进的共和政体，然而，整个国家政治的运作仍然是几千年来延袭下来的“宫廷政治”和“实力原则”。如果选举产生的议会不反映各政治力量的实际实力，那自然是个摆设和昙花一现。海外民运之所以既不民主，也不宽容，动辄内斗、贪腐，党同伐异，文革言行时时可见，则与中国的传统和他们成长的时代密切相关。他们以自己根深蒂固的旧思维来从事民运，其历史局限性已经决定了其最终命运。
最后不得不提的是，海外民运之所以众叛亲离、人心尽失，还与他们支持藏独和台独的立场密切相关。尽管《大梦谁先觉》没有涉及，但却是海外公认的事实。1989年10月12日，距“六四”仅仅四个月，流亡海外的民运骨干时任民阵主席的严家其以及另外两名核心人员万润南和林希翎就开始与达赖集团驻欧洲的负责人秘密会面，开始了第一次接触。同年12月，严家其就与达赖在巴黎会面，并称之为“历史性的会见”。随后严家其仿照达赖在斯特拉斯堡的讲话精神，提出了所谓“邦联式的联邦”方案。1992年7月，海外民运第一次访问达赖集团在印度的流亡地达兰萨拉。此后，这种访问成为惯例。此时，海外民运的精神领袖方励之提出西藏的独立问题应该由藏人自己决定，无论那决定是什么，中国人都应该给予尊重。立场日益向藏独靠拢。1994年，严家其公开赞扬一位达赖集团主要代表的如下立场：给西藏二十年在联邦里，二十年之后进行公投，是继续留在联邦还是脱离联邦。1996年5月，11位海外民运人士出版论文集，其中多位打着尊重所谓西藏民意的名义支持西藏独立。1997年3月，民运更进一步，在日内瓦举行联合国人权大会期间，参加了藏独举行的集会。这是历史上第一次汉人以实际行动参加藏独的集会活动。引起全球瞩目。而达赖本人对海外民运也是青睐有加极为重视。达赖曾去美国参加仅有两天的”现代科学与宗教”大会，他宁可拒绝美国ABC电视台”黄金节目”女主播戴安.索耶的采访要求，却把仅有的一点时间给了名不见经传的民运记者和代表。
海外民运靠台湾的支持在1989年后就不再是秘密.如果那个时候由于国民党执政,双方的合流还只是反共而已,到了民进党时期,就走向支持台独,成为中华民族利益的反面了。如果说民运支持藏独还打着“人权”和“民族自决权”等漂亮包装的话，对于台独的支持则完全是金钱的收卖(其中的领军人物王丹就私下接受了台湾有史以来最大的贪污总统陈水扁的数万美元)，是一种利益交换和人格的完全出卖。另一个颇具代表性、旅居美国的民运人士曹长青，甚至从支持台独简而化之为一边倒和无原则的支持陈水扁。
民主是人类文明追求的目标，是人类政治文明的选择，更是社会进步的必然归宿。就是今天的中共也不能再公开反对，而试图接过这面大旗为已所用。然而，海外民运却无法承担起民主在中国实现这一历史任务。尽管他们带来的民主启蒙和经验教训依然是后人必须正视的宝贵历史财富，但他们的先天素质和历史局限性，已经注定他们的悲剧性结局。这也是《大梦谁先觉》一书给世人的启示。
《环球时报》评港澳畅销书《民运精英大起底》和《大梦谁先觉----〈中国之春〉与我的民主历程》
海外“民运人士”被曝内斗丑闻
（程刚 胡笳等）
1989年的政治风波已经过去20年了。中国大陆的巨大发展、中国在当今世界的崛起都是当时的世人所没有想到的，而海外民运日渐衰弱、门庭冷落也令很多人感慨万千。最近，海外出版了一批披露民运组织内情的书籍。很多曾经笼罩着“民主斗士”光环的民运人士成了一个个贪婪故事和勾心斗角情节的主角，一些人甚至从台湾及西方“特种机关”寻求金钱支持。最终露了馅。而他们在海外华人世界中被边缘化，似乎是一系列因果链条中必有的一环。
20年过后，海外“民运”前景越发暗淡
“中国民主党”的名头听上去很响亮，其实不过是最早的海外民运组织“中国民主团结联盟”（简称“民联”）分化后的众多小山头之一。在纽约皇后区的法拉盛华人聚集区，《环球时报》记者好不容易找到一栋很不起眼的小楼，杂乱的楼门口挂着一堆小牌子，其中一块上写着“中国民主党”’。这就是“中国民主党”的总部。纽约的一些华人告诉《环球时报》记者，类似的民运组织在法拉盛还有不少，其中有很多连办公室都没有，生存都很艰难，更谈不上什么影响力了。
这样的境地，是这些年来海外民运组织逐渐没落的真实状况。一位生活在法国的民运人士亲口告诉《环球时报》记者，海外民运的前景的确通越来越暗淡，“一是人员减少，二是内斗激烈，三是中国的发展增大了吸引力，海外华侨华人支持民运的人士急剧减少，民运无法依托海外华人的力量”。一位长期采访民运人土的日本记者告诉《环球时报》记者，“民族”日本支部现在对外号称有20多人，“估计实际参加活动的不过五六个人”。
“民运组织内部的争权夺利、民运人土的勾心斗角”，“是导致民运必然走向衰退的致命之处。”《大梦谁先觉》的序言如此写道。该书的作者丁楚，真名房志远，1986年赴美留学后担任过《中国之春》的主编和“民联”总部委员，后来被排挤出了“民联”。他在《大梦谁先觉》中极其仔细地描写了他所经历的“民联”内部的权力争斗。在境外，一些和“民运精英”有过亲近关系的人、一些像丁楚一样自己就曾积极参与过民运活动的人，还有一些多年搜集民运组织资科的人陆续写了不少相关的书籍。海外民运走向式微的内部缘由成了这些书籍的共同话题之一。
为争权、分赃打得头破血流
从渊源上看，海外的民运人士其实主要有两拨人。一拨是出版了《中国之春》的“民联”，这是所谓的“老民运”，其成员大多参与过“西单民主墙”等早期活动。另一拨是“中国民主阵线”（简称“民阵”）．骨干是1989年之后流亡境外的一批人。1993年海外民运的零零星星衍生出一批小民运组织，各路人马都想在这些组织里当“头儿”。纽约的一位曾经同情和支持过民运的华人对记者说，有些从国内出去的民运人物觉得自己在中国国内坐过牢，是民运的英雄，民运组织怎么能不围着自己转呢，如果不成，就自己搞一个，哪怕只是空壳也是自己做老大。就这样，山头越立越多，人员也越来越散。
最近在香港出版的一本名为《民运精英大起底》的书中写道，由于王炳章（“民联”的创始人之一）等人组织了“中国自由民主党”，倪育贤（1986年赴美的民运人士）又从中分裂出一个“中国自由民主党”，为防止混淆，前者被民运圈内人士戏称为“王记自民党”，后者则被戏称为“倪记自民党”。有人统计称，目前海外民运的核心人物也就一二百人，而民运组织却有五六十家，其中打着“中国民主党”牌子的组织就有四五个。
从“老民运”到“新民运”，为了争夺对民运组织内部的主导和控制权，“抓特务”是民运组织中从未中断过的常见好戏。指证对方是“中共特务”，成了海外民运组织普遍采用的内斗手段。丁楚在《大梦谁先觉》中写道，很多人没有“正经事”可做，因此只能通过开会互相揭发来表现自己的重要性，“他们要表现自己，非踩别人不可”。“民联”当时的监委主席薛伟因为对王炳章咬牙切齿，就向出钱支持“民联”的国民党海工会告密，说王炳章的铁杆支持者柯力思是“中共特务”。按书中所述，王炳章后来对丁楚说，柯力思从来没有做过一件对民运不利的事情，如果他是中共特务，那希望多派几个这样的特务来。后来，就连“民联”的创办者王炳章都被组织中的反对者指为“中共的统战特务”。而另一本港版的《民运精英大起底》则记述说，另外一个老牌民运人土倪育贤“最常用的手段是抹黑，谁批评他，谁就是‘中共特工’；哪个媒体披露他的丑闻，就是‘中共喉舌’”。一位长期关注海外民运的研究者对《环球时报》记者说，每到民运组织内部选举的时候，马上就会新发现很多“中共特务”，这已经形成了规律。
香港《明报》刊登过一篇署名文章就《大梦谁先觉》发表评论。文中写道：说到底，民运内部的丑事，每每就是为了争夺‘权力’和‘资源’，唯有显示自己是主流，别人‘非主流’如此才能得到经费资助，才能保护既得利益，先把别人说成‘共特’，那自己肯定就不是‘共特’……还没有获得权力，众人就争得沸沸扬扬，还没有掌握资源，已经为‘分赃’打得头破血流。”
“金主”经费稍不到位，“民联”就发不出工资
民运组织在海外生存靠的是“捐款”，而主要的“捐款”者背后，真正的“金主”多是台湾或西方国家的特种机关或反华势力。丁楚在《大梦谁先觉》中写道，王炳章曾无意中跟他提起，“一个组织”对中共在美国的活动很感兴趣，愿意有报酬地收集留学生中中共党员的名单和他们活动的情报。后来丁楚才知道，这是一个台湾的组织。按照给“民联”内的民运人士每人500到1000美元的生活补助标准拨款。而“民联”的盟员人数曾是“最高机密”，王炳章一直对外含糊地号称有数千人，但丁楚后来发现，这完全是个虚假数字。王炳章曾对丁楚说：“我们有时候搞的活动，会把一些留学生裹进来。只要他们参加了，就等于断了退路，共产党要迫害他们，他们只能跟我们干。”
作为“民联”最大的“金主”，台湾每个月拨给“民联”的资金有4万多美元。有一次，台湾拨给“民联”的经费没能及时到位，“民联”立刻陷入工资发不出、杂志（指《中国之春》）印不了的境地。按照丁楚的说法：台湾就是靠钱，把“民联”牢牢控制在手中。
1989年政治风波中最活跃的人之一王丹自1998年出走美国后，宣称自己是独立的民运人士。《民运精英大起底》一书写道，王丹一再声明自己没有接受台湾的资助，但在陈水扁“国务机要费’”弊案闹得沸沸扬扬之后，他迫于压力，还是承认自己曾收受过来自台湾的20万美元“政治捐款”。
《民运精英大起底》一书中，记者看到这样一个资料：据台湾“国安局”密件披露，1994年6月胡家麒接任台湾“军情局长”后，受台湾“军情局”控制的民运组织达17个，遍布美日英德法等国和香港。该书称，在台湾的情报部门内，资助海外民运的项目都是有案可稽的，比如资助王炳章“民联”的“移山专案”，资助胡平掌权后的“民联”的“文正专案”，还有资助王丹和王军涛的“二王专案”等。据称，台湾“军情局”十多年间为此至少花费了500万美元。
《民运精英大起底》中对民运组织的一些核心人物使用捐款的方式有一些描述：“中国人权理事会主席”刘青在任13年，给自己开出的年薪为8万美元，而每年以救济国内受政治迫害人士及其家属为名而募集的三四百万美元经费，实际被划归“人道援助基金”项目的却不到10万美元。“六四过后，倪育贤抱着募捐箱四处化缘声称要将募集而来的善款用于资助遇难者及其家属。实际上他将十多万美元的捐款窃为己有，在纽约长岛购置了豪宅。”这件事被美国《世界日报》曝光后，很多海外华人再也不向民运人士捐款了。
据记者了解，近些年来，一些民运组织为了经费与生存已经和“法轮功”、“藏独”、“台独”合流，这使得海外民运更加边缘化。
“民运精英”的品行遭到质疑
不少民运代表人物的‘私生活’也遭到披露和质疑。《好吗兄弟》是香港女作家戴萍写自己与魏京生兄弟两人情事纠葛的一本书。1995年，香港《明报》的女记者戴萍到北京采访魏京生时，认识了魏京生的弟弟魏小涛，随后的数年间与魏家兄弟展开了一段“迷乱的灵欲纠葛”。
按照戴萍书中所写，她先是成了魏小涛的女朋友，在两人到美国同居后，魏京生还是丝毫不为兄弟关系所碍，跟她发生了男女天系，而魏小涛在注意到哥哥对自己的女朋友异常感兴趣后，刻意远赴欧洲给他们腾出机会。戴萍在书里还写道，在她之外，魏京生在美国还有另外两个女人，其中之一千方百计地排挤魏京生身边的其他女人，魏京生虽然心里很厌烦她，却仍然讨好和拉拢她，因为“她的丈夫是杜邦家族的人，听她说杜邦家族成立了一笔基金，两亿美元，没地方花，专门等着捐给哪个国家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非政府组织呢”。戴萍还写了这样一个细节：魏小涛曾告诉她，魏京生之所以忽然转变成民运人士，是因为他曾考取中国社会科学院西藏研究所研究生，可名额却被别人顶替，“不然老大也不会去西单民主墙惹祸。”戴萍还曾惊讶地听到魏京生在和加拿大司法部门的电话会议中表示，尽管中国政府承诺赖昌星遣返回去不被判死刑，但仍然不能把他遣返回中国。由此，戴萍写下了她对魏京生心态的看法：“与敌人之间的关系只能是对抗的，因此赖昌星也就是他对抗共产党的棋子。”
《民主精英大起底》对倪育贤品行提出更严厉的质疑。据该书所述，2005年，这位“中国自由民主党主席”因涉嫌对两名华裔少女进行“强暴”、“性侵犯”、“强迫触摸”等罪行，遭到警祭局的拘捕和检察院的起诉。该书写道，这两名少女是亲姐妹，她们的父亲正是倪育贤的“政治庇护者”杨匡君，杨原本经营小本买卖和长途贩运货物，为了获得在美国的合法身份被倪育贤拉入“中国自由民主党”。
《民运精英大起底》的编著者武闻在后记中写道，“二十年来，中国的迅速崛起和海外民运的日渐式微，是两条道路的选择和实践的结果……绝大多数人看到这些‘六四’精英、民运精英们在海外上演的一幕幕闹剧和悲剧，在大梦初醒之际都会吓出一身冷汗……庆幸当年这些人没有在中国得逞……否则今日之中国将是一幅乱象，国之命运民族之命运、民众之命运都堪忧。
面对近年不断出现的“揭秘民运内部”的书籍和文章，大部分民运人士选择了回避或低调处理。他们中的很多人现在纷纷要求回国。戴萍在《好吗兄弟》一书中写道魏京生的办公室主任回过一次国，发现国内的变化超乎他的想象。他告诉戴萍，“我的目标是赚够40万就回国”。
（《环球视野》摘自2009年6月1日是《环球时报》）
http://www.globalview.cn/ReadNews.asp?NewsID=18440
（程刚 胡笳等）
1989年的政治风波已经过去20年了。中国大陆的巨大发展、中国在当今世界的崛起都是当时的世人所没有想到的，而海外民运日渐衰弱、门庭冷落也令很多人感慨万千。最近，海外出版了一批披露民运组织内情的书籍。很多曾经笼罩着“民主斗士”光环的民运人士成了一个个贪婪故事和勾心斗角情节的主角，一些人甚至从台湾及西方“特种机关”寻求金钱支持。最终露了馅。而他们在海外华人世界中被边缘化，似乎是一系列因果链条中必有的一环。
20年过后，海外“民运”前景越发暗淡
“中国民主党”的名头听上去很响亮，其实不过是最早的海外民运组织“中国民主团结联盟”（简称“民联”）分化后的众多小山头之一。在纽约皇后区的法拉盛华人聚集区，《环球时报》记者好不容易找到一栋很不起眼的小楼，杂乱的楼门口挂着一堆小牌子，其中一块上写着“中国民主党”’。这就是“中国民主党”的总部。纽约的一些华人告诉《环球时报》记者，类似的民运组织在法拉盛还有不少，其中有很多连办公室都没有，生存都很艰难，更谈不上什么影响力了。
这样的境地，是这些年来海外民运组织逐渐没落的真实状况。一位生活在法国的民运人士亲口告诉《环球时报》记者，海外民运的前景的确通越来越暗淡，“一是人员减少，二是内斗激烈，三是中国的发展增大了吸引力，海外华侨华人支持民运的人士急剧减少，民运无法依托海外华人的力量”。一位长期采访民运人土的日本记者告诉《环球时报》记者，“民族”日本支部现在对外号称有20多人，“估计实际参加活动的不过五六个人”。
“民运组织内部的争权夺利、民运人土的勾心斗角”，“是导致民运必然走向衰退的致命之处。”《大梦谁先觉》的序言如此写道。该书的作者丁楚，真名房志远，1986年赴美留学后担任过《中国之春》的主编和“民联”总部委员，后来被排挤出了“民联”。他在《大梦谁先觉》中极其仔细地描写了他所经历的“民联”内部的权力争斗。在境外，一些和“民运精英”有过亲近关系的人、一些像丁楚一样自己就曾积极参与过民运活动的人，还有一些多年搜集民运组织资科的人陆续写了不少相关的书籍。海外民运走向式微的内部缘由成了这些书籍的共同话题之一。
为争权、分赃打得头破血流
从渊源上看，海外的民运人士其实主要有两拨人。一拨是出版了《中国之春》的“民联”，这是所谓的“老民运”，其成员大多参与过“西单民主墙”等早期活动。另一拨是“中国民主阵线”（简称“民阵”）．骨干是1989年之后流亡境外的一批人。1993年海外民运的零零星星衍生出一批小民运组织，各路人马都想在这些组织里当“头儿”。纽约的一位曾经同情和支持过民运的华人对记者说，有些从国内出去的民运人物觉得自己在中国国内坐过牢，是民运的英雄，民运组织怎么能不围着自己转呢，如果不成，就自己搞一个，哪怕只是空壳也是自己做老大。就这样，山头越立越多，人员也越来越散。
最近在香港出版的一本名为《民运精英大起底》的书中写道，由于王炳章（“民联”的创始人之一）等人组织了“中国自由民主党”，倪育贤（1986年赴美的民运人士）又从中分裂出一个“中国自由民主党”，为防止混淆，前者被民运圈内人士戏称为“王记自民党”，后者则被戏称为“倪记自民党”。有人统计称，目前海外民运的核心人物也就一二百人，而民运组织却有五六十家，其中打着“中国民主党”牌子的组织就有四五个。
从“老民运”到“新民运”，为了争夺对民运组织内部的主导和控制权，“抓特务”是民运组织中从未中断过的常见好戏。指证对方是“中共特务”，成了海外民运组织普遍采用的内斗手段。丁楚在《大梦谁先觉》中写道，很多人没有“正经事”可做，因此只能通过开会互相揭发来表现自己的重要性，“他们要表现自己，非踩别人不可”。“民联”当时的监委主席薛伟因为对王炳章咬牙切齿，就向出钱支持“民联”的国民党海工会告密，说王炳章的铁杆支持者柯力思是“中共特务”。按书中所述，王炳章后来对丁楚说，柯力思从来没有做过一件对民运不利的事情，如果他是中共特务，那希望多派几个这样的特务来。后来，就连“民联”的创办者王炳章都被组织中的反对者指为“中共的统战特务”。而另一本港版的《民运精英大起底》则记述说，另外一个老牌民运人土倪育贤“最常用的手段是抹黑，谁批评他，谁就是‘中共特工’；哪个媒体披露他的丑闻，就是‘中共喉舌’”。一位长期关注海外民运的研究者对《环球时报》记者说，每到民运组织内部选举的时候，马上就会新发现很多“中共特务”，这已经形成了规律。
香港《明报》刊登过一篇署名文章就《大梦谁先觉》发表评论。文中写道：说到底，民运内部的丑事，每每就是为了争夺‘权力’和‘资源’，唯有显示自己是主流，别人‘非主流’如此才能得到经费资助，才能保护既得利益，先把别人说成‘共特’，那自己肯定就不是‘共特’……还没有获得权力，众人就争得沸沸扬扬，还没有掌握资源，已经为‘分赃’打得头破血流。”
“金主”经费稍不到位，“民联”就发不出工资
民运组织在海外生存靠的是“捐款”，而主要的“捐款”者背后，真正的“金主”多是台湾或西方国家的特种机关或反华势力。丁楚在《大梦谁先觉》中写道，王炳章曾无意中跟他提起，“一个组织”对中共在美国的活动很感兴趣，愿意有报酬地收集留学生中中共党员的名单和他们活动的情报。后来丁楚才知道，这是一个台湾的组织。按照给“民联”内的民运人士每人500到1000美元的生活补助标准拨款。而“民联”的盟员人数曾是“最高机密”，王炳章一直对外含糊地号称有数千人，但丁楚后来发现，这完全是个虚假数字。王炳章曾对丁楚说：“我们有时候搞的活动，会把一些留学生裹进来。只要他们参加了，就等于断了退路，共产党要迫害他们，他们只能跟我们干。”
作为“民联”最大的“金主”，台湾每个月拨给“民联”的资金有4万多美元。有一次，台湾拨给“民联”的经费没能及时到位，“民联”立刻陷入工资发不出、杂志（指《中国之春》）印不了的境地。按照丁楚的说法：台湾就是靠钱，把“民联”牢牢控制在手中。
1989年政治风波中最活跃的人之一王丹自1998年出走美国后，宣称自己是独立的民运人士。《民运精英大起底》一书写道，王丹一再声明自己没有接受台湾的资助，但在陈水扁“国务机要费’”弊案闹得沸沸扬扬之后，他迫于压力，还是承认自己曾收受过来自台湾的20万美元“政治捐款”。
《民运精英大起底》一书中，记者看到这样一个资料：据台湾“国安局”密件披露，1994年6月胡家麒接任台湾“军情局长”后，受台湾“军情局”控制的民运组织达17个，遍布美日英德法等国和香港。该书称，在台湾的情报部门内，资助海外民运的项目都是有案可稽的，比如资助王炳章“民联”的“移山专案”，资助胡平掌权后的“民联”的“文正专案”，还有资助王丹和王军涛的“二王专案”等。据称，台湾“军情局”十多年间为此至少花费了500万美元。
《民运精英大起底》中对民运组织的一些核心人物使用捐款的方式有一些描述：“中国人权理事会主席”刘青在任13年，给自己开出的年薪为8万美元，而每年以救济国内受政治迫害人士及其家属为名而募集的三四百万美元经费，实际被划归“人道援助基金”项目的却不到10万美元。“六四过后，倪育贤抱着募捐箱四处化缘声称要将募集而来的善款用于资助遇难者及其家属。实际上他将十多万美元的捐款窃为己有，在纽约长岛购置了豪宅。”这件事被美国《世界日报》曝光后，很多海外华人再也不向民运人士捐款了。
据记者了解，近些年来，一些民运组织为了经费与生存已经和“法轮功”、“藏独”、“台独”合流，这使得海外民运更加边缘化。
“民运精英”的品行遭到质疑
不少民运代表人物的‘私生活’也遭到披露和质疑。《好吗兄弟》是香港女作家戴萍写自己与魏京生兄弟两人情事纠葛的一本书。1995年，香港《明报》的女记者戴萍到北京采访魏京生时，认识了魏京生的弟弟魏小涛，随后的数年间与魏家兄弟展开了一段“迷乱的灵欲纠葛”。
按照戴萍书中所写，她先是成了魏小涛的女朋友，在两人到美国同居后，魏京生还是丝毫不为兄弟关系所碍，跟她发生了男女天系，而魏小涛在注意到哥哥对自己的女朋友异常感兴趣后，刻意远赴欧洲给他们腾出机会。戴萍在书里还写道，在她之外，魏京生在美国还有另外两个女人，其中之一千方百计地排挤魏京生身边的其他女人，魏京生虽然心里很厌烦她，却仍然讨好和拉拢她，因为“她的丈夫是杜邦家族的人，听她说杜邦家族成立了一笔基金，两亿美元，没地方花，专门等着捐给哪个国家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非政府组织呢”。戴萍还写了这样一个细节：魏小涛曾告诉她，魏京生之所以忽然转变成民运人士，是因为他曾考取中国社会科学院西藏研究所研究生，可名额却被别人顶替，“不然老大也不会去西单民主墙惹祸。”戴萍还曾惊讶地听到魏京生在和加拿大司法部门的电话会议中表示，尽管中国政府承诺赖昌星遣返回去不被判死刑，但仍然不能把他遣返回中国。由此，戴萍写下了她对魏京生心态的看法：“与敌人之间的关系只能是对抗的，因此赖昌星也就是他对抗共产党的棋子。”
《民主精英大起底》对倪育贤品行提出更严厉的质疑。据该书所述，2005年，这位“中国自由民主党主席”因涉嫌对两名华裔少女进行“强暴”、“性侵犯”、“强迫触摸”等罪行，遭到警祭局的拘捕和检察院的起诉。该书写道，这两名少女是亲姐妹，她们的父亲正是倪育贤的“政治庇护者”杨匡君，杨原本经营小本买卖和长途贩运货物，为了获得在美国的合法身份被倪育贤拉入“中国自由民主党”。
《民运精英大起底》的编著者武闻在后记中写道，“二十年来，中国的迅速崛起和海外民运的日渐式微，是两条道路的选择和实践的结果……绝大多数人看到这些‘六四’精英、民运精英们在海外上演的一幕幕闹剧和悲剧，在大梦初醒之际都会吓出一身冷汗……庆幸当年这些人没有在中国得逞……否则今日之中国将是一幅乱象，国之命运民族之命运、民众之命运都堪忧。
面对近年不断出现的“揭秘民运内部”的书籍和文章，大部分民运人士选择了回避或低调处理。他们中的很多人现在纷纷要求回国。戴萍在《好吗兄弟》一书中写道魏京生的办公室主任回过一次国，发现国内的变化超乎他的想象。他告诉戴萍，“我的目标是赚够40万就回国”。
（《环球视野》摘自2009年6月1日是《环球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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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6月16日星期二
《民運精英大起底》第十一章 獨立筆會的黑幕
第十一章 獨立筆會的黑幕
這些年來，因不斷的內鬥和貪腐醜聞，山頭林立的海外民運名聲敗壞，並逐漸分崩離析。那些丟了資源和飯碗的民運人士，立即改頭換面，繼續尋找後臺和可資利用的新資源。可悲的是，江山易改，秉性難移，他們掛的是新招牌，做的卻是老生意，而犯的也還是舊毛病。
圍繞著“獨立中文筆會”（Independent Chinese PEN Center，簡稱“獨立筆會”ICPC）爆發出來的醜聞，就是一個典型的案例。
高寒案揭開獨立筆會的黑幕
2007年12月3日，美國紐約皇后區民事法庭受理了一宗“中國政治異議團體侵權案”，頓時引起各界關注。被告方是由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NED）資助的“獨立中文筆會”，原告方是獨立筆會的會員高寒。此案令人們殊感詫異，因為“侵犯人權、侵犯言論自由”的指控落在以爭取民主自由為旗號的民運人士們身上。
原告高寒認為，他因批評獨立筆會領導層“黑箱作業”、“財務違規”、“巧立名目”、“中飽私囊”、“黨同伐異”以及制度問題而遭到開除，這樣的事實令人無法接受，必須訴諸法律。他聲稱，此案是中國自由主義者們在民主社會裏效法共產黨打擊異己而製造的現時代的“胡風案”和“王實味案”，而兩者唯一不同的是“這個偽自由主義的宗派小集團目前還沒有掌握國家機器”。高寒表示，他“將竭盡所能，使用一切合法手段，包括輿論的、行政的和法律的，來捍衛自己受到侵害的權利，並讓加害人（包括法人）付出相應的代價。”
高寒在題爲《“開除高寒案”系列討論開篇詞》的文章中披露，在他被獨立筆會開除之後，筆會當權派劉曉波、余傑、杜導斌、張裕等人“均沉浸在一派按捺不住的勝利喜悅之中”。與此同時，他們還在筆會內“製造某種人人自危的猜疑氣氛，嚴禁‘洩密’、大抓‘線人’，生怕其黨同伐異勾當為外界所知”。據悉，郭羅基、劉剛等會員分別發表文章，對會長劉曉波及理事會提出批評，卻遭到杜導斌、劉路等人的圍攻，而盛雪、郭慶海等人表示支持郭羅基，秘書長張裕則在筆會的網站上一遍又一遍張貼處理高寒的決定，以示警告。隨著高寒狀告筆會民事侵權案的發展，筆會紛爭趨白熱化。
香港筆會現任會長、著名畫家徐悲鴻之子徐伯陽，透過一封致《前哨》主編劉達文的公開信發出呼籲：獨立筆會負責人應“詳細閱讀自由世界的法律規章”，“勿以專制獨裁者的狹隘心態來公器私用、假公濟私、公報私仇。”在信中，徐伯陽憤慨地說：倘若已故會長劉賓雁泉下有知，見到今日筆會當權者（劉曉波、鄭義等）恣意打擊異己人士，“把一個主旨為爭民主爭寫作自由的作家聯誼團體變成腥風血雨的殺戮戰場”，“降格為無理取鬧、黨同伐異的聯動紅衛兵式的批鬥會場，他一定會痛哭流涕。”
幫派內訌 爭權奪利
獨立筆會內部的利益糾紛盤根錯節，衝突頻仍，其中“余、王排郭”事件（ 亦稱“排郭門”）最具爭議性，是此後“余、王罷免案”、“拿下高、郭”風波（亦稱“刪名門”）、“開除高寒案”、“余傑不信任案”等一系列內鬥的導火索。 如今，“余、王排郭”事件的負面影響仍在發酵。
2006年5月20日，自由亞洲電臺了發佈一則“郭飛雄發表公開信，指王怡和余傑阻止他與布希會面”的新聞。消息傳開，立即在海外民運圈內引起強烈反響。當時的美國政府原本希望透過以布希總統接見獨立筆會成員的方式，來支援中國反對派的“維權運動”，而結果卻導致維權人士、自由作家、六四精英們之間曠日持久的激烈爭執。郭飛雄表示，余傑和王怡為了將他排斥在白宮的訪客之外，暗中以“有他無我，有我無他”作要挾，迫使聯絡人傅希秋作出讓步。然而，傅希秋、王怡則說：白宮只邀請基督徒參加會談，而郭飛雄不是基督徒。這種解釋對於群情激憤的民運人士、維權人士都缺乏說服力，一時間， “陰謀”之說甚囂塵上。
互聯網上關於“余、王排郭”事件的評論文章成百上千，其中，多維社專欄作家冼岩的一篇《余傑、王怡不讓郭飛雄見布希的真正原因》較有代表性。文章說：“王怡的公開講法是：不願以會面形式與郭飛雄捆綁在一起——其實哪裡有什麼‘捆綁’，一同見面，各自表述即可。真實原因是擔心郭飛雄因此而坐大，不同意見從此將更‘不可制’。”
冼岩的文章指出：“眼見就要與布希見面，經此儀式後，半路殺出的郭飛雄將具有某種‘正統’地位；相對而言，余、王將不再具有任何正統優勢。……於是余、王‘無毒不丈夫’，在關鍵時刻將郭飛雄踢出局，將這種危險趨勢‘扼殺在萌芽狀態’。……這種公然排斥異己的專制主義心態、陰謀主義‘權謀’當然不能宣之於口，只能操之於手。於是，余、王只能以宗教信仰作遮羞布。但這塊布的破綻實在太多，無法自圓其說，引來輿論不論左右的一片聲討。”
輿論對中國“自由鬥士”們此番作爲的批評聲浪，給獨立筆會造成了衝擊。2006年7月15日，劉水、郭羅基、劉逸明、盛雪、伍凡、朱學淵和高寒等人提出“余、王罷免案”，要求撤銷余傑、王怡各自擔任的副會長、副秘書長職務。不過，這項提案遭到會長劉曉波及杜導斌等人的抵制和反擊。筆會內外風急雨驟，混戰各方只看派性不問是非，任何分歧都被上綱上線，進而轉變為一場更你死我活的“互揪特工”運動。
刪名有過節 爭名沒商量
2006年10月，兩個不同版本的《請像關注當年南非人權那樣關注今日中國人權――致國際奧委會主席羅格先生的公開信》相繼發表，又開啟了另一場爭執。兩封公開信內容大致相同，而署名者卻是同屬於獨立筆會的兩批人，於是爆發出“抄襲“醜聞。
誰抄襲了誰呢？高寒指出，他撰寫此文的目的，是請國際奧委會向中國施壓，要求釋放維權人士高智晟、郭飛雄等，故以“高智晟、郭飛雄法律後援團”的名義發出。然而，胡平、劉曉波卻擅自在公開信中刪除了高智晟、郭飛雄等人的名字，並搶先發表。是可忍，孰不可忍？於是，高寒將原稿發表於互聯網上，讓公眾評判是非。
“劉曉波抄襲高寒寫的文章，並署上自己的名拿去發表”，這一說法越傳越廣，網上罵聲不絕，筆會當權派們終於坐不住了。暗中操盤的胡平認為，這一切都是高寒、茉莉等人無事生非、小題大作引起的。他刻薄地反唇相譏道：“茉莉總不至於狂妄到如此地步，以為這個寫家如雲的‘他們’裏頭沒人寫得出高寒底稿那種水準，所以不厚著臉皮抄襲不行吧。”接著他又說：“問題在於，高寒、茉莉有這種感覺。他們以為高寒的名字是如此重要，以至於我們死皮賴臉地要盜用；高寒的底稿如此經典，以至於我們不知羞恥地要抄襲。他們當然可以這樣想，不過他們至少應該知道我們並不這樣看。”
高寒也不甘示弱，接連發表了數萬字的“駁胡平”、“駁胡平、吳仁華”系列文章，進行還擊。他指出：“劉曉波的問題，主要是黨同伐異，且是不講人道倫理的黨同伐異。因為與被救援人物有意見分歧，就連人道救援的底線也不要了：要麼‘拿下高、郭’，要麼拒絕簽名。”高寒說：“為了那點狹隘的幫派利益，踐踏起碼的工作倫理、程序倫理，幾成家常便飯，互相為一個、甚至一連串謊話作證竟成天經地義。試問，這樣的群體，哪有一點民主？這樣群體，怎能不輕易被搞定？……這種在專案出臺的最後關頭，突然改變既定運作方案，強力另搞一套，終成定局的事件，在民運史上竟屢屢出現。而每一次事件背後都涉及同一股勢力：民運既得利益貴族集團。”
最後，自稱“民運元老”的王軍濤硬著頭皮出面，以他的“道德虛無”立場來調停。更令眾人瞠目結舌的是，王軍濤對高寒諷刺挖苦，說：“看著那些放著一目了然的真相不顧，卻頑強地試圖在真相之下尋找和力圖證實想像的真相的人們，看著他們那滿頭大汗和漲紅的臉龐，我開始懷疑，歷史上的酷吏是不是真的都是壞人出於壞水才折磨人的？”他反問各方：“正義感和自尊心真的那麼重要嗎？說到底，正義感也不過是一種情緒；其遵守的心理客觀規律與愛情和貪婪等心理現象差不多。”
揮棒收拾你 還要你道歉
自稱信奉“民主法治”的人，竟然毫無民主法治觀念，為所欲為，最後只能撕破臉皮，徹底攤牌。2006年7月，獨立筆會內部論壇拋出署名“蘆笛”的文章《敦請“獨立中文筆會”理事會立即開除害群之馬、文盲“作家”高寒》。該文稱，高寒“企圖以此發動群眾，製造輿論，掀起網上暴民運動，製造‘政治地震’，用非法手段搞掉在國內外具有巨大影響的筆會負責人，由他這個文盲白丁取而代之，從此將筆會化為他的個人政治資本與爭權奪利的政治工具。”針對此文，高寒分析認為，這是杜導斌等人“打響了以‘開除高寒案’來反制‘余、王罷免案’的第一槍”。
2007年7月，杜導斌、李建強、武宜三、廖亦武等12人正式向會長劉曉波遞交《關於請求筆會理事會審議處理高寒先生嚴重違反章程行為的提議》。理事會當即作出決定：高寒的會員資格將於9月3日終止；而在此之前，高寒必須向秘書長陳邁平，向提案人杜導斌、李建強、武宜三、廖亦武等人以及全體會員道歉，“並保證不再重犯‘侮辱、誹謗、捏造或故意傳播謊言’和‘嚴重損害筆會聲譽’違反本會章程的行為”。
獨立筆會指控高寒的“罪狀”包括：
在筆會領導換屆選舉期間，污蔑秘書長陳邁平“巧立名目”、“中飽私囊”；
在“余王排郭”風波中，污蔑會長劉曉波和理事會“參與了余王二人在美國行為的決策”，並斷定筆會“對余王訪美進行有組織、有目的的宣傳活動”；
擅自公佈所謂“民主中國臨時過渡政府各省市政權和平交接委員會接收成員”名單，使名單中的獨立筆會國內會員處於危險境地，並導致許萬平、楊天水被判刑。
針對上述指控，高寒發表“開除高寒案”系列討論文章，指出自己之所以遭“清洗”，僅僅是因為批評了筆會領導層。他說：“儘管劉曉波、余傑幫派集團目前離掌權還有十萬八千里，卻也亦步亦趨地象中共那樣掄起可任意解釋的‘洩密’大棒迫害異己：連本人公佈自己對辯護權遭剝奪的抗議信，居然也成了‘洩密罪’。”高寒質問道：“為什麼我們這個號稱獨立於專制體制的中國文化人自主管理的團體，其內部卻容不得批評和爭論？為什麼有人動輒就將會員對筆會個別領導人的批評等同於‘攻擊筆會’和‘損害筆會’？這不是專制是什麼？”
貧富不均 紛爭之源
獨立中文筆會創建於2000年至2001年間。起初沒有經費，大家都還相安無事，但自從獲得NED钜款資助後，內部的明爭暗鬥層出不窮。隨著各種經費源源不斷而來，筆會領導層開始高度防範內部人士“洩密”。據高寒披露，曾擔任筆會“獄中作家委員會”負責人的茉莉，就因為批評秘書長陳邁平隱瞞捐款來源而受到壓力，憤而辭去了理事和會員。
此外，現居深圳的筆會“獄委協調人”趙達功也說：“每年從我這裏就劃走幾十萬人民幣援救獄中作家家屬，NED給筆會的錢根本就沒有這一項，這都是筆會爭取來的。”由此可見，獨立筆會的經費並非如其財務報告中所稱的“基本依賴單一資金來源”，除了NED之外，應該還有其他機構秘密資助，而這正是筆會領導層晦莫如深的原因。
2007年10月，獨立筆會又因“秘書長張裕涉嫌選舉作票”再起衝突，郭羅基為此發表《化解危機，挽救筆會》一文，主張：一、張裕停職；二、設立監察小組；三、請NED派觀察員介入調查。這些建議雖獲46人贊同和附議，卻遭會長鄭義封殺。另外，郭羅基等14人連署的《對續任理事余傑的不信任案》，也未被列入會員大會議程。這時，高寒發表《我們的分歧在哪裡？――與履新的筆會“會長”鄭義老兄談談心》，矛頭指向筆會當權派的“利益瓜葛”問題。
高寒的文章這樣責備鄭義說：“當你還一直站在各種各樣的有資源同仁圈子之外時，我們是‘志同道合’的；而當你有可能參與染指某項資源了，你就不得不與鐵哥們高寒分道揚鑣了”。“據說，你現正與余傑忙不迭地籌畫著在華盛頓DC開一個筆會辦公室，為此還向NED申請到了5萬美金預算。看來此時此刻下決心搞掉內部的‘刺兒頭’，其餘會員的不滿，就都好對付了”。他還透露，鄭義曾經告訴他：“許多人都不滿某理事一人就領薪1萬5千美金”。高寒稱，“仗著掌管著NED給的錢，伴隨著津貼、補助、獲獎、出訪、出書、稿費、開會等等而來的，是會員們對這一切越來越沒有了發言權。”
郭羅基讀罷高寒此文深有感觸，撰文稱讚高寒“是一個願為正義事業獻身的人，他的主要的精力都用在‘幹民運’，而不是考慮如何掙錢、如何吃民運飯。我到他家裏去看過，在美國，我還沒有見到這樣破爛的家。聽說筆會的某些負責人在國內日子過得很‘滋潤’，大概想不到富裕的美國還有如此貧困的高寒。”
義工圖利 坐地分贓
針對上述郭羅基的文章，劉曉波立即以《關於筆會的反對派——反駁郭羅基為高寒的辯護》作回應。他表示，郭羅基影射其在國內日子過得很“滋潤”不盡公道，因為他一直處於大陸警方的監控之中，拿不到出國護照，並隨時可能再次被捕。他說：“可能，我的物質生活不像高寒那樣貧困，但那也是我一個字一個字寫出來的，當會長四年，我分文未取。我不知道高寒過窮日子的真正原因，但我並不認為他如此貧困是由於一心幹民運造成的。”劉曉波表示：“筆會是個義工團體，領導層與會員之間沒有利益瓜葛，所以，誰也操控不了誰。”
劉曉波的上述說法遭到“自由聖火”網站上署名“山人”的文章駁斥。文章指出，劉曉波雖不直接從獨立筆會拿錢，卻憑擔任會長之故“撈到了一個在筆會之外的閒職美差，以致可以人在國內，坐享每年幾萬美元的固定收入”。文章還披露，劉曉波目前掌握的網刊《民主中國》，獲NED每年撥款十三萬六千美元，除了支付稿費，其餘由劉曉波和蔡楚等人分享了。筆會中劉曉波的鐵杆支持者綦彥臣、余傑、武宜三、廖亦武、王怡等人，都是《民主中國》網刊的“專欄作家”。
署名“山人”的這篇文章繼續嘲諷道：“無論國安警察如何監控，也沒有阻止劉曉波拿著大把國外美元，在中國國內過滋潤日子，也沒有阻止余傑出入國門周遊世界，輕鬆自由如同趕集。”最後，文章說：我們“並不在意劉曉波所享受的特殊經濟待遇。問題在於，劉曉波這兩年利用優厚待遇幹了多少拉幫結派，欺負弱者的壞事？”
香港筆會會長徐伯陽也撰文揭露，國際筆會會章與香港社團通則都嚴禁社團理事會成員受薪，大凡正副會長、理事、司庫、秘書都是義務職，然而今日的獨立筆會已淪為一個“坐地分贓的黑社會集團”――它嚴重違背民主法治原則，制度不健全，監察功能實質癱瘓，而且理事會集體違章。徐伯陽的文章說，NED每年給“獨立筆會”十幾萬美元，“這筆钜款大多數都被掌權的幾個頭頭私分了，真正用於促進創作自由的錢，微乎其微。”
徐伯陽還披露，這幾年已有黃翔、蔣品超、高寒、茉莉、郭慶海、任不寐、蕭雪慧、張嘉諺、周玉樵等多人因揭發“賬目不清”等黑幕，而被開除或排擠出會，而唯一的一位監事員余世存因得不到頭頭們尊重，長期不出席理事會。徐伯陽說：“這個既不民主，又不獨立的團體，早已淪為專制獨裁者的‘東廠’和‘西廠’。”
財務拒公開 假賬名堂多
高寒披露，獨立筆會獲得NED資助的第一年，就巧立名目，變更用款科目，挪用逾5000-9000美元。筆會2004年上報給NED的決算中，其中“歸還”給陳邁平、貝嶺、張裕等的差旅費“私人債務”逾5000美元，而在帳面上卻是以與實際用途完全不相符的該年度之虛假“工資”科目呈現的。他指出，只要那份決算報表沒有明確地寫上“歸還2003年會員債務”這一科目；只要提交給上次會員大會的那份筆會財務報告中所謂“後來分別由秘書長萬之領取 2000 美元以抵銷2003年出席墨西哥國際筆會大會路費，前任執行主任貝嶺領取1350美元以抵銷參加2003年出席墨西哥國際筆會大會路費，張裕領取1159美元以抵銷參加2004年出席西班牙國際筆會獄中作家委員會代表大會路費”之款項，在該決算中是以“工資”來支取的，那麼“巧立名目”的批評就成立。
高寒認爲，這種不直接不名正言順地領工資拿錢、卻偏要用以繞彎子且財務違規的方式來拿錢的方式，違反常理。高寒說：“正是從這種不走捷徑反繞彎路的‘反常’支款行為中，正是從筆會會長、副會長、財務秘書、兩任秘書長均眾口一詞為此‘反常’財務行為的月臺背書中，讓本人看到了我們中國人中作為潛規則所暢通無阻著的某些個貓膩，看到了我們筆會財務透明制度建設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郭羅基在《獨立中文筆會第三次會員大會上的發言》中透露：“由於高寒本人的上訴權被剝奪，我和劉國凱、餘樟法、樊百華、劉水、貝嶺於九月十三日向筆會第三次會員大會提出議案，討論和審查‘高寒誹謗案’以及理事會的相關決議。九月二十九日，理事會作出決定，拒絕立案。這個決定的文本，看起來很像秘書長張裕的傑作。”他指出：“‘高寒誹謗案’所涉及的，是筆會向美國民主基金會報的賬與筆會內部的財務報告不符。美國的財務制度是很嚴格的，打醬油的錢不能買醋。高寒若是向美國民主基金會舉報，弄不好就會斷了筆會的財源。”
民運有幫規 順服成大佬
郭羅基上述這番話震撼了獨立筆會，於是，剛上任的會長鄭義不得不出面作出回應。他無奈地解釋道：“在如此頭緒紛雜努力工作的情況下，出來這麼一位朋友違反章程並纏訟到底，且激起公憤，理事會如何能視若無睹，而不秉公執法？如果理事會姑息高寒，那麼聯署提案者又該作何感想？如果聯署者們也像高寒那樣寸步不讓，理事會又作何處理？因此，我認為開除高寒，不過是‘避禍’之舉，防止組織受到更大傷害。”鄭義表示：“筆會統共只有200號人沒有一條槍，控制不了任何一個人的生活。被開除者不僅沒有恐懼和經濟、政治損失，甚至還可以不斷聲討，或者進而自己成立一個足球協會，可以手足並用。……筆會開除高寒，並不是自由的喪失，而是自由的保障。共產黨不能退出，筆會可以自由退出。”
作為筆會會長的鄭義，一番解釋竟如此顛倒是非、連諷帶刺，對高寒而言無異於火上澆油。他憤然反問：“‘自由表達’還是不是筆會所認同的核心價值？”高寒指出：“打著‘自由主義’旗號的極右分子們的一元化思維，與打著‘共產主義’旗號的極左分子們的一元化思維，其實並沒什麼兩樣，他們的靈魂深處其實是息息相通的。因此，極右分子搞一言堂較之極左分子搞一言堂，絲毫都不遜色。”他更透露，在此之前筆會已經逼退了眾多批評者，其中有黃翔、茉莉、任不寐、周玉樵、蔣品超、傅正明、蕭學慧等；照這樣清除異己的勢頭，至少還有四、五人也面臨“洩密”、“誹謗”的指控。
高寒撰文指出，黨同伐異之陋習不只存在於獨立筆會，連整個海外民運圈也都是幫派倫理猖獗，“衝鋒陷陣遭圍毆，順服無害成大老”，以至終於釀成“排郭門”和“落井下石”這樣殘酷的背後捅刀子事件。高寒說：“在一個幫規高於一切的小圈子裏，是沒有真相可言的，是沒有是非可言的。”他在辯論中這樣警告劉曉波、胡平等人：“對於一個這次鐵了心要掃蕩積弊甚深之舊民運黑幕而追求新民運倫理的人來說，你們的那套‘公佈證據是洩密，沒有證據是無理’的玩意兒，豈能難得倒我？”高寒進一步指出：“筆會作為在美國註冊的社團，其法人代表是誰，也至今神秘兮兮地處於‘地下’狀態。如此，便是既拿會員大會這個‘最高權力機構’的莊重在開玩笑，又讓整個筆會組織潛藏著隨時可發生的法律危機。”
制度成擺設 權力更傲慢
出了這麼多的事，獨立筆會的制度是不是有問題？――許多人都抱有這樣的疑問。當然，獨立筆會的制度是有的，但對於獨立筆會的當權派實際並無約束力，因而，爭奪權力的重要性就遠遠大於完善制度。
2005年12月，盛雪高票當選副會長才幾天，在沒有違反筆會章程的情況下，就被劉曉波、余傑、蔡楚、孟浪等人以“勸說”方式逼迫辭職，而理由僅僅是“她不夠資格”。於是，這種“事後資格審查”，引起各方批評。然而，當會員們為盛雪鳴不平之際，她本人卻保持沉默，以“風度”保護了黑幕。當時，正在為一項旨在推動財務公開的“章程修正案”奔走呼號的高寒說：“我的抗爭餘音未了，盛雪就第一個成了那黑箱操作的祭品。”
高寒的“章程修正案”雖曾得到許多會員贊同，然而，會長劉曉波以及一些大會工作人員卻違反行政中立，中止大會正常進程，分頭給提案人打電話，動員他們撤案。於是鄭義撤了，王丹、陳破空等也跟著撤了。高寒感歎道：“反正這圈中也時興‘跟人不跟線’。” 高寒向鄭義“掏心窩子”說：“很明顯，這是典型的‘屁股決定腦袋’定律在作祟。因為，玩真格的‘公開性’和‘競爭性’，就都有可能要觸動到有些人那實實在在的既得利益或預期利益----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之難，不就難在這‘屁股-腦袋’定律嗎？中國的一幫‘自由主義精英’實在也不能免俗！”
2007年12月3日，高寒與從歐洲遠道而來的獨立筆會秘書長張裕在紐約法庭上狹路相逢。窮困潦倒的高寒請不起律師和翻譯，而他的對手卻財大氣粗，不惜耗費每小時數百美元的律師費，以及曠日持久的跨國旅行，來打這場官司。高寒只能抗爭，別無選擇，因為被告方已拒絕和解。他要向美國法官控訴：獨立筆會壓制內部言論自由，踐踏國際筆會憲章，已成為“一個黨同伐異黑箱操作的宗派小圈子”。
那麼，這項訴訟究竟有多大意義呢？高寒對媒體稱：“這是海外民運中第一個針對那常以‘維權’為訴求的團體，依法維護其成員權利的案件。而‘維權者’侵權；向‘維權者’維權，這本身不正是對這類自稱民主團體的一個極大的諷刺？”
高寒撤訴，轉往高等法院控告筆會
2008年2月26日，紐約當地華文媒體《世界日報》報導高寒與獨立筆會之間訴訟開庭的消息。前一天，在法官William A. Visovich的建議下，高寒撤銷了告訴，但他表示將赴高等法院繼續對獨立中筆會提告。
高寒宣稱自己所訴求的是一個道歉，並要求獨立筆會恢復他的會員身份。獨立筆會會員胡平代表筆會出庭，他的委託律師Aaron Lebenge在開庭前表示，這是很簡單的案子，高寒的提告沒有理由也沒有基礎，因此案子一定會撤銷，而在撤銷後筆會也不打算提出反告。
法官William A. Visovich根據民法第78條，當庭建議高寒撤銷告訴。他對高寒說，高寒的告訴並不屬於小額法庭範圍，即使高寒是對的，以他的職權也無法審判。這位法官說：“我看了此案的材料，相信原告會勝訴，但他應該依循正確的程序，向紐約州高等法院或聯邦法院起訴。”
高寒之所以選擇小額法庭來提起這次告訴，主要是因爲小額法庭無須請律師，而高寒是請不起律師的。但是，法官William A. Visovich明確地告知他這樣兩個訊息：其一，到了高等法院，照舊可以自行提起告訴；其二，他可以嘗試請求紐約律師協會為他指派免費律師。
從法官那裏得到的這兩個訊息，促使高寒接受了法官的提議，從小額法庭撤訴，準備轉往紐約州高等法院繼續提告。而至今這場官司還未有明確的結果，仍需拭目以待。
內訌官司逼出胡平
值得注意的是，胡平是如何攪進高寒與獨立筆會的官司裏來的呢？
對於這個問題，高寒發表在網上的文章中有披露，他聲稱，胡平的到庭早就在他的預料之中。因爲在提告之初，高寒就把法院傳票的接受地址選在胡平家。他之所以這麽做，有以下兩個理由：
其一，可以免去他原本必須去筆會“地下法人代表”一平（李建華）居住的上州 ITHACA 立案出庭的辛苦勞頓，而在紐約市以逸待勞地來打這場官司；
其二，胡平的太太王艾曾經做過筆會會計，經她手做的一份非贏利組織年度報稅表，就是以胡平家作為辦公室地址的，而這也就恰好吻合高寒提起告訴的小額法庭對起訴地的要求，亦即“任何公司在本市有分店、辦公室者均可在本市起訴”。
但令高寒沒有想到的是，本來可以拒收傳票從而不必出庭的胡平，居然沒有“法律頭腦”地出現了。據高寒稱，胡平本來是可以避免攪進這場官司的，一來胡平的太太王艾做筆會的會計已經是多年之前的事情，二來胡平可以否認筆會的辦公室設在他家。
與胡平同時出現在法庭的，還有紐約中國城的美國律師李進進。高寒本來以爲李進進只會做筆會方面的幕後參謀，所以對他的出庭略感意外。但是，此時的李進進不單單是律師，還是獨立筆會的新成員，於是，就出現了戲劇性的一幕。高寒寫道：“我伸出手去與李進進握手，說：‘祝賀你加入筆會！’（李進進）先是略為一詫，因為此事筆會內部也才剛剛宣佈，但他轉瞬一笑道，‘你走了，位子騰出來，我們就進去了。’”
高寒與獨立筆會之間的官司，雖然時下還沒有最終的結果，但是，透過這場官司，已經揭開了獨立筆會的黑幕，也讓外界看到了獨立筆會這個團體的真相。獨立筆會的會員，很多都是知名人士，擁有自己的讀者群体和擁躉，其中劉曉波還是著名的異見人士，也是六四事件中的中堅分子。在民衆的心目中，這些知名人士應該是道德高尚的君子，但是，透過一系列事件所爆料出來的“拆爛污”實在是讓人大跌眼鏡，而他們的形象透過這些紛爭事件的爆料，或許也會從此大打折扣。
這些年來，因不斷的內鬥和貪腐醜聞，山頭林立的海外民運名聲敗壞，並逐漸分崩離析。那些丟了資源和飯碗的民運人士，立即改頭換面，繼續尋找後臺和可資利用的新資源。可悲的是，江山易改，秉性難移，他們掛的是新招牌，做的卻是老生意，而犯的也還是舊毛病。
圍繞著“獨立中文筆會”（Independent Chinese PEN Center，簡稱“獨立筆會”ICPC）爆發出來的醜聞，就是一個典型的案例。
高寒案揭開獨立筆會的黑幕
2007年12月3日，美國紐約皇后區民事法庭受理了一宗“中國政治異議團體侵權案”，頓時引起各界關注。被告方是由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NED）資助的“獨立中文筆會”，原告方是獨立筆會的會員高寒。此案令人們殊感詫異，因為“侵犯人權、侵犯言論自由”的指控落在以爭取民主自由為旗號的民運人士們身上。
原告高寒認為，他因批評獨立筆會領導層“黑箱作業”、“財務違規”、“巧立名目”、“中飽私囊”、“黨同伐異”以及制度問題而遭到開除，這樣的事實令人無法接受，必須訴諸法律。他聲稱，此案是中國自由主義者們在民主社會裏效法共產黨打擊異己而製造的現時代的“胡風案”和“王實味案”，而兩者唯一不同的是“這個偽自由主義的宗派小集團目前還沒有掌握國家機器”。高寒表示，他“將竭盡所能，使用一切合法手段，包括輿論的、行政的和法律的，來捍衛自己受到侵害的權利，並讓加害人（包括法人）付出相應的代價。”
高寒在題爲《“開除高寒案”系列討論開篇詞》的文章中披露，在他被獨立筆會開除之後，筆會當權派劉曉波、余傑、杜導斌、張裕等人“均沉浸在一派按捺不住的勝利喜悅之中”。與此同時，他們還在筆會內“製造某種人人自危的猜疑氣氛，嚴禁‘洩密’、大抓‘線人’，生怕其黨同伐異勾當為外界所知”。據悉，郭羅基、劉剛等會員分別發表文章，對會長劉曉波及理事會提出批評，卻遭到杜導斌、劉路等人的圍攻，而盛雪、郭慶海等人表示支持郭羅基，秘書長張裕則在筆會的網站上一遍又一遍張貼處理高寒的決定，以示警告。隨著高寒狀告筆會民事侵權案的發展，筆會紛爭趨白熱化。
香港筆會現任會長、著名畫家徐悲鴻之子徐伯陽，透過一封致《前哨》主編劉達文的公開信發出呼籲：獨立筆會負責人應“詳細閱讀自由世界的法律規章”，“勿以專制獨裁者的狹隘心態來公器私用、假公濟私、公報私仇。”在信中，徐伯陽憤慨地說：倘若已故會長劉賓雁泉下有知，見到今日筆會當權者（劉曉波、鄭義等）恣意打擊異己人士，“把一個主旨為爭民主爭寫作自由的作家聯誼團體變成腥風血雨的殺戮戰場”，“降格為無理取鬧、黨同伐異的聯動紅衛兵式的批鬥會場，他一定會痛哭流涕。”
幫派內訌 爭權奪利
獨立筆會內部的利益糾紛盤根錯節，衝突頻仍，其中“余、王排郭”事件（ 亦稱“排郭門”）最具爭議性，是此後“余、王罷免案”、“拿下高、郭”風波（亦稱“刪名門”）、“開除高寒案”、“余傑不信任案”等一系列內鬥的導火索。 如今，“余、王排郭”事件的負面影響仍在發酵。
2006年5月20日，自由亞洲電臺了發佈一則“郭飛雄發表公開信，指王怡和余傑阻止他與布希會面”的新聞。消息傳開，立即在海外民運圈內引起強烈反響。當時的美國政府原本希望透過以布希總統接見獨立筆會成員的方式，來支援中國反對派的“維權運動”，而結果卻導致維權人士、自由作家、六四精英們之間曠日持久的激烈爭執。郭飛雄表示，余傑和王怡為了將他排斥在白宮的訪客之外，暗中以“有他無我，有我無他”作要挾，迫使聯絡人傅希秋作出讓步。然而，傅希秋、王怡則說：白宮只邀請基督徒參加會談，而郭飛雄不是基督徒。這種解釋對於群情激憤的民運人士、維權人士都缺乏說服力，一時間， “陰謀”之說甚囂塵上。
互聯網上關於“余、王排郭”事件的評論文章成百上千，其中，多維社專欄作家冼岩的一篇《余傑、王怡不讓郭飛雄見布希的真正原因》較有代表性。文章說：“王怡的公開講法是：不願以會面形式與郭飛雄捆綁在一起——其實哪裡有什麼‘捆綁’，一同見面，各自表述即可。真實原因是擔心郭飛雄因此而坐大，不同意見從此將更‘不可制’。”
冼岩的文章指出：“眼見就要與布希見面，經此儀式後，半路殺出的郭飛雄將具有某種‘正統’地位；相對而言，余、王將不再具有任何正統優勢。……於是余、王‘無毒不丈夫’，在關鍵時刻將郭飛雄踢出局，將這種危險趨勢‘扼殺在萌芽狀態’。……這種公然排斥異己的專制主義心態、陰謀主義‘權謀’當然不能宣之於口，只能操之於手。於是，余、王只能以宗教信仰作遮羞布。但這塊布的破綻實在太多，無法自圓其說，引來輿論不論左右的一片聲討。”
輿論對中國“自由鬥士”們此番作爲的批評聲浪，給獨立筆會造成了衝擊。2006年7月15日，劉水、郭羅基、劉逸明、盛雪、伍凡、朱學淵和高寒等人提出“余、王罷免案”，要求撤銷余傑、王怡各自擔任的副會長、副秘書長職務。不過，這項提案遭到會長劉曉波及杜導斌等人的抵制和反擊。筆會內外風急雨驟，混戰各方只看派性不問是非，任何分歧都被上綱上線，進而轉變為一場更你死我活的“互揪特工”運動。
刪名有過節 爭名沒商量
2006年10月，兩個不同版本的《請像關注當年南非人權那樣關注今日中國人權――致國際奧委會主席羅格先生的公開信》相繼發表，又開啟了另一場爭執。兩封公開信內容大致相同，而署名者卻是同屬於獨立筆會的兩批人，於是爆發出“抄襲“醜聞。
誰抄襲了誰呢？高寒指出，他撰寫此文的目的，是請國際奧委會向中國施壓，要求釋放維權人士高智晟、郭飛雄等，故以“高智晟、郭飛雄法律後援團”的名義發出。然而，胡平、劉曉波卻擅自在公開信中刪除了高智晟、郭飛雄等人的名字，並搶先發表。是可忍，孰不可忍？於是，高寒將原稿發表於互聯網上，讓公眾評判是非。
“劉曉波抄襲高寒寫的文章，並署上自己的名拿去發表”，這一說法越傳越廣，網上罵聲不絕，筆會當權派們終於坐不住了。暗中操盤的胡平認為，這一切都是高寒、茉莉等人無事生非、小題大作引起的。他刻薄地反唇相譏道：“茉莉總不至於狂妄到如此地步，以為這個寫家如雲的‘他們’裏頭沒人寫得出高寒底稿那種水準，所以不厚著臉皮抄襲不行吧。”接著他又說：“問題在於，高寒、茉莉有這種感覺。他們以為高寒的名字是如此重要，以至於我們死皮賴臉地要盜用；高寒的底稿如此經典，以至於我們不知羞恥地要抄襲。他們當然可以這樣想，不過他們至少應該知道我們並不這樣看。”
高寒也不甘示弱，接連發表了數萬字的“駁胡平”、“駁胡平、吳仁華”系列文章，進行還擊。他指出：“劉曉波的問題，主要是黨同伐異，且是不講人道倫理的黨同伐異。因為與被救援人物有意見分歧，就連人道救援的底線也不要了：要麼‘拿下高、郭’，要麼拒絕簽名。”高寒說：“為了那點狹隘的幫派利益，踐踏起碼的工作倫理、程序倫理，幾成家常便飯，互相為一個、甚至一連串謊話作證竟成天經地義。試問，這樣的群體，哪有一點民主？這樣群體，怎能不輕易被搞定？……這種在專案出臺的最後關頭，突然改變既定運作方案，強力另搞一套，終成定局的事件，在民運史上竟屢屢出現。而每一次事件背後都涉及同一股勢力：民運既得利益貴族集團。”
最後，自稱“民運元老”的王軍濤硬著頭皮出面，以他的“道德虛無”立場來調停。更令眾人瞠目結舌的是，王軍濤對高寒諷刺挖苦，說：“看著那些放著一目了然的真相不顧，卻頑強地試圖在真相之下尋找和力圖證實想像的真相的人們，看著他們那滿頭大汗和漲紅的臉龐，我開始懷疑，歷史上的酷吏是不是真的都是壞人出於壞水才折磨人的？”他反問各方：“正義感和自尊心真的那麼重要嗎？說到底，正義感也不過是一種情緒；其遵守的心理客觀規律與愛情和貪婪等心理現象差不多。”
揮棒收拾你 還要你道歉
自稱信奉“民主法治”的人，竟然毫無民主法治觀念，為所欲為，最後只能撕破臉皮，徹底攤牌。2006年7月，獨立筆會內部論壇拋出署名“蘆笛”的文章《敦請“獨立中文筆會”理事會立即開除害群之馬、文盲“作家”高寒》。該文稱，高寒“企圖以此發動群眾，製造輿論，掀起網上暴民運動，製造‘政治地震’，用非法手段搞掉在國內外具有巨大影響的筆會負責人，由他這個文盲白丁取而代之，從此將筆會化為他的個人政治資本與爭權奪利的政治工具。”針對此文，高寒分析認為，這是杜導斌等人“打響了以‘開除高寒案’來反制‘余、王罷免案’的第一槍”。
2007年7月，杜導斌、李建強、武宜三、廖亦武等12人正式向會長劉曉波遞交《關於請求筆會理事會審議處理高寒先生嚴重違反章程行為的提議》。理事會當即作出決定：高寒的會員資格將於9月3日終止；而在此之前，高寒必須向秘書長陳邁平，向提案人杜導斌、李建強、武宜三、廖亦武等人以及全體會員道歉，“並保證不再重犯‘侮辱、誹謗、捏造或故意傳播謊言’和‘嚴重損害筆會聲譽’違反本會章程的行為”。
獨立筆會指控高寒的“罪狀”包括：
在筆會領導換屆選舉期間，污蔑秘書長陳邁平“巧立名目”、“中飽私囊”；
在“余王排郭”風波中，污蔑會長劉曉波和理事會“參與了余王二人在美國行為的決策”，並斷定筆會“對余王訪美進行有組織、有目的的宣傳活動”；
擅自公佈所謂“民主中國臨時過渡政府各省市政權和平交接委員會接收成員”名單，使名單中的獨立筆會國內會員處於危險境地，並導致許萬平、楊天水被判刑。
針對上述指控，高寒發表“開除高寒案”系列討論文章，指出自己之所以遭“清洗”，僅僅是因為批評了筆會領導層。他說：“儘管劉曉波、余傑幫派集團目前離掌權還有十萬八千里，卻也亦步亦趨地象中共那樣掄起可任意解釋的‘洩密’大棒迫害異己：連本人公佈自己對辯護權遭剝奪的抗議信，居然也成了‘洩密罪’。”高寒質問道：“為什麼我們這個號稱獨立於專制體制的中國文化人自主管理的團體，其內部卻容不得批評和爭論？為什麼有人動輒就將會員對筆會個別領導人的批評等同於‘攻擊筆會’和‘損害筆會’？這不是專制是什麼？”
貧富不均 紛爭之源
獨立中文筆會創建於2000年至2001年間。起初沒有經費，大家都還相安無事，但自從獲得NED钜款資助後，內部的明爭暗鬥層出不窮。隨著各種經費源源不斷而來，筆會領導層開始高度防範內部人士“洩密”。據高寒披露，曾擔任筆會“獄中作家委員會”負責人的茉莉，就因為批評秘書長陳邁平隱瞞捐款來源而受到壓力，憤而辭去了理事和會員。
此外，現居深圳的筆會“獄委協調人”趙達功也說：“每年從我這裏就劃走幾十萬人民幣援救獄中作家家屬，NED給筆會的錢根本就沒有這一項，這都是筆會爭取來的。”由此可見，獨立筆會的經費並非如其財務報告中所稱的“基本依賴單一資金來源”，除了NED之外，應該還有其他機構秘密資助，而這正是筆會領導層晦莫如深的原因。
2007年10月，獨立筆會又因“秘書長張裕涉嫌選舉作票”再起衝突，郭羅基為此發表《化解危機，挽救筆會》一文，主張：一、張裕停職；二、設立監察小組；三、請NED派觀察員介入調查。這些建議雖獲46人贊同和附議，卻遭會長鄭義封殺。另外，郭羅基等14人連署的《對續任理事余傑的不信任案》，也未被列入會員大會議程。這時，高寒發表《我們的分歧在哪裡？――與履新的筆會“會長”鄭義老兄談談心》，矛頭指向筆會當權派的“利益瓜葛”問題。
高寒的文章這樣責備鄭義說：“當你還一直站在各種各樣的有資源同仁圈子之外時，我們是‘志同道合’的；而當你有可能參與染指某項資源了，你就不得不與鐵哥們高寒分道揚鑣了”。“據說，你現正與余傑忙不迭地籌畫著在華盛頓DC開一個筆會辦公室，為此還向NED申請到了5萬美金預算。看來此時此刻下決心搞掉內部的‘刺兒頭’，其餘會員的不滿，就都好對付了”。他還透露，鄭義曾經告訴他：“許多人都不滿某理事一人就領薪1萬5千美金”。高寒稱，“仗著掌管著NED給的錢，伴隨著津貼、補助、獲獎、出訪、出書、稿費、開會等等而來的，是會員們對這一切越來越沒有了發言權。”
郭羅基讀罷高寒此文深有感觸，撰文稱讚高寒“是一個願為正義事業獻身的人，他的主要的精力都用在‘幹民運’，而不是考慮如何掙錢、如何吃民運飯。我到他家裏去看過，在美國，我還沒有見到這樣破爛的家。聽說筆會的某些負責人在國內日子過得很‘滋潤’，大概想不到富裕的美國還有如此貧困的高寒。”
義工圖利 坐地分贓
針對上述郭羅基的文章，劉曉波立即以《關於筆會的反對派——反駁郭羅基為高寒的辯護》作回應。他表示，郭羅基影射其在國內日子過得很“滋潤”不盡公道，因為他一直處於大陸警方的監控之中，拿不到出國護照，並隨時可能再次被捕。他說：“可能，我的物質生活不像高寒那樣貧困，但那也是我一個字一個字寫出來的，當會長四年，我分文未取。我不知道高寒過窮日子的真正原因，但我並不認為他如此貧困是由於一心幹民運造成的。”劉曉波表示：“筆會是個義工團體，領導層與會員之間沒有利益瓜葛，所以，誰也操控不了誰。”
劉曉波的上述說法遭到“自由聖火”網站上署名“山人”的文章駁斥。文章指出，劉曉波雖不直接從獨立筆會拿錢，卻憑擔任會長之故“撈到了一個在筆會之外的閒職美差，以致可以人在國內，坐享每年幾萬美元的固定收入”。文章還披露，劉曉波目前掌握的網刊《民主中國》，獲NED每年撥款十三萬六千美元，除了支付稿費，其餘由劉曉波和蔡楚等人分享了。筆會中劉曉波的鐵杆支持者綦彥臣、余傑、武宜三、廖亦武、王怡等人，都是《民主中國》網刊的“專欄作家”。
署名“山人”的這篇文章繼續嘲諷道：“無論國安警察如何監控，也沒有阻止劉曉波拿著大把國外美元，在中國國內過滋潤日子，也沒有阻止余傑出入國門周遊世界，輕鬆自由如同趕集。”最後，文章說：我們“並不在意劉曉波所享受的特殊經濟待遇。問題在於，劉曉波這兩年利用優厚待遇幹了多少拉幫結派，欺負弱者的壞事？”
香港筆會會長徐伯陽也撰文揭露，國際筆會會章與香港社團通則都嚴禁社團理事會成員受薪，大凡正副會長、理事、司庫、秘書都是義務職，然而今日的獨立筆會已淪為一個“坐地分贓的黑社會集團”――它嚴重違背民主法治原則，制度不健全，監察功能實質癱瘓，而且理事會集體違章。徐伯陽的文章說，NED每年給“獨立筆會”十幾萬美元，“這筆钜款大多數都被掌權的幾個頭頭私分了，真正用於促進創作自由的錢，微乎其微。”
徐伯陽還披露，這幾年已有黃翔、蔣品超、高寒、茉莉、郭慶海、任不寐、蕭雪慧、張嘉諺、周玉樵等多人因揭發“賬目不清”等黑幕，而被開除或排擠出會，而唯一的一位監事員余世存因得不到頭頭們尊重，長期不出席理事會。徐伯陽說：“這個既不民主，又不獨立的團體，早已淪為專制獨裁者的‘東廠’和‘西廠’。”
財務拒公開 假賬名堂多
高寒披露，獨立筆會獲得NED資助的第一年，就巧立名目，變更用款科目，挪用逾5000-9000美元。筆會2004年上報給NED的決算中，其中“歸還”給陳邁平、貝嶺、張裕等的差旅費“私人債務”逾5000美元，而在帳面上卻是以與實際用途完全不相符的該年度之虛假“工資”科目呈現的。他指出，只要那份決算報表沒有明確地寫上“歸還2003年會員債務”這一科目；只要提交給上次會員大會的那份筆會財務報告中所謂“後來分別由秘書長萬之領取 2000 美元以抵銷2003年出席墨西哥國際筆會大會路費，前任執行主任貝嶺領取1350美元以抵銷參加2003年出席墨西哥國際筆會大會路費，張裕領取1159美元以抵銷參加2004年出席西班牙國際筆會獄中作家委員會代表大會路費”之款項，在該決算中是以“工資”來支取的，那麼“巧立名目”的批評就成立。
高寒認爲，這種不直接不名正言順地領工資拿錢、卻偏要用以繞彎子且財務違規的方式來拿錢的方式，違反常理。高寒說：“正是從這種不走捷徑反繞彎路的‘反常’支款行為中，正是從筆會會長、副會長、財務秘書、兩任秘書長均眾口一詞為此‘反常’財務行為的月臺背書中，讓本人看到了我們中國人中作為潛規則所暢通無阻著的某些個貓膩，看到了我們筆會財務透明制度建設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郭羅基在《獨立中文筆會第三次會員大會上的發言》中透露：“由於高寒本人的上訴權被剝奪，我和劉國凱、餘樟法、樊百華、劉水、貝嶺於九月十三日向筆會第三次會員大會提出議案，討論和審查‘高寒誹謗案’以及理事會的相關決議。九月二十九日，理事會作出決定，拒絕立案。這個決定的文本，看起來很像秘書長張裕的傑作。”他指出：“‘高寒誹謗案’所涉及的，是筆會向美國民主基金會報的賬與筆會內部的財務報告不符。美國的財務制度是很嚴格的，打醬油的錢不能買醋。高寒若是向美國民主基金會舉報，弄不好就會斷了筆會的財源。”
民運有幫規 順服成大佬
郭羅基上述這番話震撼了獨立筆會，於是，剛上任的會長鄭義不得不出面作出回應。他無奈地解釋道：“在如此頭緒紛雜努力工作的情況下，出來這麼一位朋友違反章程並纏訟到底，且激起公憤，理事會如何能視若無睹，而不秉公執法？如果理事會姑息高寒，那麼聯署提案者又該作何感想？如果聯署者們也像高寒那樣寸步不讓，理事會又作何處理？因此，我認為開除高寒，不過是‘避禍’之舉，防止組織受到更大傷害。”鄭義表示：“筆會統共只有200號人沒有一條槍，控制不了任何一個人的生活。被開除者不僅沒有恐懼和經濟、政治損失，甚至還可以不斷聲討，或者進而自己成立一個足球協會，可以手足並用。……筆會開除高寒，並不是自由的喪失，而是自由的保障。共產黨不能退出，筆會可以自由退出。”
作為筆會會長的鄭義，一番解釋竟如此顛倒是非、連諷帶刺，對高寒而言無異於火上澆油。他憤然反問：“‘自由表達’還是不是筆會所認同的核心價值？”高寒指出：“打著‘自由主義’旗號的極右分子們的一元化思維，與打著‘共產主義’旗號的極左分子們的一元化思維，其實並沒什麼兩樣，他們的靈魂深處其實是息息相通的。因此，極右分子搞一言堂較之極左分子搞一言堂，絲毫都不遜色。”他更透露，在此之前筆會已經逼退了眾多批評者，其中有黃翔、茉莉、任不寐、周玉樵、蔣品超、傅正明、蕭學慧等；照這樣清除異己的勢頭，至少還有四、五人也面臨“洩密”、“誹謗”的指控。
高寒撰文指出，黨同伐異之陋習不只存在於獨立筆會，連整個海外民運圈也都是幫派倫理猖獗，“衝鋒陷陣遭圍毆，順服無害成大老”，以至終於釀成“排郭門”和“落井下石”這樣殘酷的背後捅刀子事件。高寒說：“在一個幫規高於一切的小圈子裏，是沒有真相可言的，是沒有是非可言的。”他在辯論中這樣警告劉曉波、胡平等人：“對於一個這次鐵了心要掃蕩積弊甚深之舊民運黑幕而追求新民運倫理的人來說，你們的那套‘公佈證據是洩密，沒有證據是無理’的玩意兒，豈能難得倒我？”高寒進一步指出：“筆會作為在美國註冊的社團，其法人代表是誰，也至今神秘兮兮地處於‘地下’狀態。如此，便是既拿會員大會這個‘最高權力機構’的莊重在開玩笑，又讓整個筆會組織潛藏著隨時可發生的法律危機。”
制度成擺設 權力更傲慢
出了這麼多的事，獨立筆會的制度是不是有問題？――許多人都抱有這樣的疑問。當然，獨立筆會的制度是有的，但對於獨立筆會的當權派實際並無約束力，因而，爭奪權力的重要性就遠遠大於完善制度。
2005年12月，盛雪高票當選副會長才幾天，在沒有違反筆會章程的情況下，就被劉曉波、余傑、蔡楚、孟浪等人以“勸說”方式逼迫辭職，而理由僅僅是“她不夠資格”。於是，這種“事後資格審查”，引起各方批評。然而，當會員們為盛雪鳴不平之際，她本人卻保持沉默，以“風度”保護了黑幕。當時，正在為一項旨在推動財務公開的“章程修正案”奔走呼號的高寒說：“我的抗爭餘音未了，盛雪就第一個成了那黑箱操作的祭品。”
高寒的“章程修正案”雖曾得到許多會員贊同，然而，會長劉曉波以及一些大會工作人員卻違反行政中立，中止大會正常進程，分頭給提案人打電話，動員他們撤案。於是鄭義撤了，王丹、陳破空等也跟著撤了。高寒感歎道：“反正這圈中也時興‘跟人不跟線’。” 高寒向鄭義“掏心窩子”說：“很明顯，這是典型的‘屁股決定腦袋’定律在作祟。因為，玩真格的‘公開性’和‘競爭性’，就都有可能要觸動到有些人那實實在在的既得利益或預期利益----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之難，不就難在這‘屁股-腦袋’定律嗎？中國的一幫‘自由主義精英’實在也不能免俗！”
2007年12月3日，高寒與從歐洲遠道而來的獨立筆會秘書長張裕在紐約法庭上狹路相逢。窮困潦倒的高寒請不起律師和翻譯，而他的對手卻財大氣粗，不惜耗費每小時數百美元的律師費，以及曠日持久的跨國旅行，來打這場官司。高寒只能抗爭，別無選擇，因為被告方已拒絕和解。他要向美國法官控訴：獨立筆會壓制內部言論自由，踐踏國際筆會憲章，已成為“一個黨同伐異黑箱操作的宗派小圈子”。
那麼，這項訴訟究竟有多大意義呢？高寒對媒體稱：“這是海外民運中第一個針對那常以‘維權’為訴求的團體，依法維護其成員權利的案件。而‘維權者’侵權；向‘維權者’維權，這本身不正是對這類自稱民主團體的一個極大的諷刺？”
高寒撤訴，轉往高等法院控告筆會
2008年2月26日，紐約當地華文媒體《世界日報》報導高寒與獨立筆會之間訴訟開庭的消息。前一天，在法官William A. Visovich的建議下，高寒撤銷了告訴，但他表示將赴高等法院繼續對獨立中筆會提告。
高寒宣稱自己所訴求的是一個道歉，並要求獨立筆會恢復他的會員身份。獨立筆會會員胡平代表筆會出庭，他的委託律師Aaron Lebenge在開庭前表示，這是很簡單的案子，高寒的提告沒有理由也沒有基礎，因此案子一定會撤銷，而在撤銷後筆會也不打算提出反告。
法官William A. Visovich根據民法第78條，當庭建議高寒撤銷告訴。他對高寒說，高寒的告訴並不屬於小額法庭範圍，即使高寒是對的，以他的職權也無法審判。這位法官說：“我看了此案的材料，相信原告會勝訴，但他應該依循正確的程序，向紐約州高等法院或聯邦法院起訴。”
高寒之所以選擇小額法庭來提起這次告訴，主要是因爲小額法庭無須請律師，而高寒是請不起律師的。但是，法官William A. Visovich明確地告知他這樣兩個訊息：其一，到了高等法院，照舊可以自行提起告訴；其二，他可以嘗試請求紐約律師協會為他指派免費律師。
從法官那裏得到的這兩個訊息，促使高寒接受了法官的提議，從小額法庭撤訴，準備轉往紐約州高等法院繼續提告。而至今這場官司還未有明確的結果，仍需拭目以待。
內訌官司逼出胡平
值得注意的是，胡平是如何攪進高寒與獨立筆會的官司裏來的呢？
對於這個問題，高寒發表在網上的文章中有披露，他聲稱，胡平的到庭早就在他的預料之中。因爲在提告之初，高寒就把法院傳票的接受地址選在胡平家。他之所以這麽做，有以下兩個理由：
其一，可以免去他原本必須去筆會“地下法人代表”一平（李建華）居住的上州 ITHACA 立案出庭的辛苦勞頓，而在紐約市以逸待勞地來打這場官司；
其二，胡平的太太王艾曾經做過筆會會計，經她手做的一份非贏利組織年度報稅表，就是以胡平家作為辦公室地址的，而這也就恰好吻合高寒提起告訴的小額法庭對起訴地的要求，亦即“任何公司在本市有分店、辦公室者均可在本市起訴”。
但令高寒沒有想到的是，本來可以拒收傳票從而不必出庭的胡平，居然沒有“法律頭腦”地出現了。據高寒稱，胡平本來是可以避免攪進這場官司的，一來胡平的太太王艾做筆會的會計已經是多年之前的事情，二來胡平可以否認筆會的辦公室設在他家。
與胡平同時出現在法庭的，還有紐約中國城的美國律師李進進。高寒本來以爲李進進只會做筆會方面的幕後參謀，所以對他的出庭略感意外。但是，此時的李進進不單單是律師，還是獨立筆會的新成員，於是，就出現了戲劇性的一幕。高寒寫道：“我伸出手去與李進進握手，說：‘祝賀你加入筆會！’（李進進）先是略為一詫，因為此事筆會內部也才剛剛宣佈，但他轉瞬一笑道，‘你走了，位子騰出來，我們就進去了。’”
高寒與獨立筆會之間的官司，雖然時下還沒有最終的結果，但是，透過這場官司，已經揭開了獨立筆會的黑幕，也讓外界看到了獨立筆會這個團體的真相。獨立筆會的會員，很多都是知名人士，擁有自己的讀者群体和擁躉，其中劉曉波還是著名的異見人士，也是六四事件中的中堅分子。在民衆的心目中，這些知名人士應該是道德高尚的君子，但是，透過一系列事件所爆料出來的“拆爛污”實在是讓人大跌眼鏡，而他們的形象透過這些紛爭事件的爆料，或許也會從此大打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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