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畅销书《民運精英大起底》
编著者：武闻
澳門南天國際有限公司出版
电子版网址: http://boxun.com/hero/xiaoxiaofengyuqing
《民運精英大起底》內容簡介
第一章 柴玲：民運的彗星
草根女學生变身學生領袖
歷史曝光鏡頭 領袖成為禍首
“讓別人流血，而自己求生”
夢想一夜暴富 經商一敗塗地
柴玲分不清現實和夢境
第二章 民運二王
民運二王之王丹
民運二王之王軍濤
臺灣軍情局控制主流民運組織
臺灣設立“專案”資助二王和楊建利
台美撒錢 防止民運失去控制
第三章 胡平：追求權力的民運理論家
胡平其人
內鬥專家 導致民運兩次重大分裂
心胸狹隘 容不下言論自由和正常批評
曹長青的文章爲什麽激怒了胡平？
第四章 《北京之春》雜誌與民運的腐敗
《北京之春》的由來
曹長青揭露《北京之春》黑幕
胡平回應曹長青：從紅衛兵變成政治傀儡
第五章 劉青：以人權的名義作惡多端
“中國人權”的由盛轉衰
劉青發家史：人心險惡和道德淪喪
劉青辭職，但問題並沒解決
第六章 魏京生：從“民主之父”到“民運王倫”
四面楚歌，疑神疑鬼
魏京生的罩門：無知、固執
“因出賣情報獲刑”被證實
為發財設立基金會
打压异己的“民主之父”
嫉賢妒能的“民運王倫”
第七章 吳弘達：虛構的“英雄”
吳弘達其人
忘恩負義，嫉妒成性，排斥異己
吳弘達被抓：痛哭流涕、悔罪認錯
為保權勢打压异类，沽名釣譽
吳弘達真面目：弥天大谎、自相矛盾
法輪功動了吳弘達的乳酪？
揭穿法輪功謠言 意在丟卒保帥
第八章 倪育賢：無惡不作的“勇士”
倪育賢其人其事
上海來信拆穿倪育賢的畫皮
劉賓雁：倪育賢是一個“有問題”的人
民運是賈府：只有門前的石獅是乾淨的
無惡不作的倪育賢
博士造反 海外舉義旗
假闯关 胆小鼠遭彈劾
民聯陣拒交出“中春”
二王落獄造勢代價大
唱高調找靠山自封王
鳩占雀巢搶政庇生意
清門戶猶盼分久必合
第九章 紐約“政治庇護”行業形同黑幫
民主黨創始人痛批“鳩占鵲巢”
倪育賢、劉東星狼狽為奸
民主黨真假難辨 相互指責
被美國法庭當場揭穿的“双面諜”
民運又內訌 倪育賢涉“窃盜罪”被捕法辦
第十章 彭明與“中發聯”的悲劇
其一，政治投機，不得善終
其二，烏合之眾，敗事有餘
其三，利令智昏，窮途末路
第十一章 獨立筆會的黑幕
高寒案揭開獨立筆會的黑幕
幫派內訌 爭權奪利
刪名有過節 爭名沒商量
揮棒收拾你 還要你道歉
貧富不均 紛爭之源
義工圖利 坐地分贓
財務拒公開 假賬名堂多
民運有幫規 順服成大老
制度成擺設 權力更傲慢
高寒撤訴，轉往高等法院控告筆會
內訌官司逼出胡平
第十二章 “齷齪小人”徐水良
王希哲的一張大字報
徐水良在王若望葬禮上大打出手
徐水良一心抓“共特”抓成精神分裂
第十三章 民運人士當特工（一）
“逐案審查 臺灣情治單位為民運供血
有錢能使鬼推磨 民運成傀儡
敲詐勒索 不給錢就曝光“特殊合作”
民進黨執政 民運由反共變支持台獨
台獨大老：“要讓大陸忙不過來”
民運貴族從不擔心“斷奶”
《北京之春》雜誌社的內幕
第十四章 民運人士當特工（二）
秘密文件頻繁曝光
為錢而支持台獨
台獨要求民運從空談轉向實際行動
臺灣當局對民運的“用防結合”
臺灣特工操縱民運黨同伐異
民運開會拉人湊數
陳水扁當局操縱民運的經典模式
第十五章 民運人士當特工（三）
臺灣與民運合作卅年簡史
王丹承認接受臺灣經費
王炳章被臺灣出賣，遭大陸“綁架”
楊建利被林保華出賣被捕
陳水扁接見民運人士，隱密間諜浮出水面
陳水扁私吞臺灣海外民運經費
第十六章 樹倒猢猻散，猴子成大王
傅申奇：靠散兵游勇“翻盤”
陳破空：民運和尚嫖妓
李洪寬：曇花一現的“民運超人”
伍凡、唐柏橋：“中國過渡政府”領袖
傳倪育賢的太太是馬英九的表妹
民運應反思：為何中國進步，民運退步？
附錄一
曹長青《權力夢對人的侵蝕》
附錄二
曹長青《台灣經費和民運腐敗》
附錄三
華裔瑞典女作家茉莉2006年在劉青宣佈退休后發表的文章
附錄四
2000年11月15日《華爾街日報》發表的關於魏京生的報道（摘譯）
附錄五
曹長青《民運人士，丟死人了》
附錄六
中國民主論壇 (紐約) DFC-NY通訊錄
（澳門南天國際有限公司）
2009年6月29日星期一
《民運精英大起底》後記
後記
二十年多來，中國的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中國的國民生產總值GDP連續超過加拿大、義大利、法國、英國、德國和日本，成為僅次於美國的世界第二；中國的外匯儲備更跳躍式接連超越香港、臺灣和日本，成為世界第一；在其他各方面，中國在都以驚人的迅度發展並日益成為名符其實的世界大國。
而同一時期，海外民運卻在貪污腐敗和內鬥不息中，土崩瓦解、江湖日下。時下的民運人士幾乎已經成為人人喊打的過街老鼠。而二十多年來的海外“民主運動”的歷史，實際上正是“六四事件”的一個延續，是所謂“激進民主化”道路的真實模擬。
相信絕大多數人，看到這些六四精英們、民運精英們在海外自由民主的環境下，上演的這一幕幕醜陋無比的鬧劇，以及慘不忍睹的悲劇，在大夢初醒之際，都會嚇出一身冷汗，慶幸當年這些人沒能在中國得逞，慶幸當時中國政府所採取果斷選擇，否則，今日之中國，將是一副亂相，國之命運、民族之命運、民眾之命運都堪虞。
中國總理溫家寶曾經明確指出：“民主化是我們追求的目標”。這些年來，包擴民主化在內的大陸的各方面改革，正在循序漸進並形成良性循環。
近年來，隨著互聯網在中國的普及和發展，言論自由和民主監督在網路上蔚然成風，貪官污吏和司法不公等醜惡現象，被一一揭發出來，並從法律上得到及時糾正，亦在促進相關的制度化建設。“網路民主”正成為新時代的民之喉舌和參政議政的有效管道。
更重要的是，中國政府以強大的財政實力為後盾，在全國實現了免費義務教育，從根本上提高國民素質，為“人的現代化”準備了必不可少的條件，為良性循環、可持續發展，為中國的民主化奠定堅實基礎。
二十年來，中國的迅速崛起和海外民運的日漸式微，是兩條道路的選擇和實踐的結果。而兩種不成比例的實踐結果之間的鮮明對照，不言而喻，讓所有關心中國的人們，對中國正確的發展道路更加清醒堅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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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年多來，中國的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中國的國民生產總值GDP連續超過加拿大、義大利、法國、英國、德國和日本，成為僅次於美國的世界第二；中國的外匯儲備更跳躍式接連超越香港、臺灣和日本，成為世界第一；在其他各方面，中國在都以驚人的迅度發展並日益成為名符其實的世界大國。
而同一時期，海外民運卻在貪污腐敗和內鬥不息中，土崩瓦解、江湖日下。時下的民運人士幾乎已經成為人人喊打的過街老鼠。而二十多年來的海外“民主運動”的歷史，實際上正是“六四事件”的一個延續，是所謂“激進民主化”道路的真實模擬。
相信絕大多數人，看到這些六四精英們、民運精英們在海外自由民主的環境下，上演的這一幕幕醜陋無比的鬧劇，以及慘不忍睹的悲劇，在大夢初醒之際，都會嚇出一身冷汗，慶幸當年這些人沒能在中國得逞，慶幸當時中國政府所採取果斷選擇，否則，今日之中國，將是一副亂相，國之命運、民族之命運、民眾之命運都堪虞。
中國總理溫家寶曾經明確指出：“民主化是我們追求的目標”。這些年來，包擴民主化在內的大陸的各方面改革，正在循序漸進並形成良性循環。
近年來，隨著互聯網在中國的普及和發展，言論自由和民主監督在網路上蔚然成風，貪官污吏和司法不公等醜惡現象，被一一揭發出來，並從法律上得到及時糾正，亦在促進相關的制度化建設。“網路民主”正成為新時代的民之喉舌和參政議政的有效管道。
更重要的是，中國政府以強大的財政實力為後盾，在全國實現了免費義務教育，從根本上提高國民素質，為“人的現代化”準備了必不可少的條件，為良性循環、可持續發展，為中國的民主化奠定堅實基礎。
二十年來，中國的迅速崛起和海外民運的日漸式微，是兩條道路的選擇和實踐的結果。而兩種不成比例的實踐結果之間的鮮明對照，不言而喻，讓所有關心中國的人們，對中國正確的發展道路更加清醒堅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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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運精英大起底》第十六章 樹倒猢猻散，猴子成大王
第十六章 樹倒猢猻散，猴子成大王
這些年來，海外民運每況愈下，情形恰似樹倒猢猻散，各自奔東西。現下的海外民運，正如俗語所說，呈現出一種“山中無老虎，猴子為大王”的態勢。一些濫竽充數之輩，自封出一大串嚇人的“民運”頭銜，他們自立山頭，相互貶斥、傾軋，使海外民運進入混亂且式微的“五代十國”時代。
以下介紹其中現下知名的幾位民運人物和山頭，以便讀者認識其“英雄本色”。
傅申奇：靠散兵游勇“翻盤”
傅申奇，1953年生，上海人，初中文化，工人出身。他參與過中國大陸1970年代末的民主運動；主編過“中華全國民刊協會”機關刊物《責任》，曾三度被捕入獄，在監獄及勞教所度過十年歲月，因此被海外媒體帶上一個“民主勇士”的頭銜。
1997年，傅申奇流亡美國。在美國民主自由的環境下，他身上那層閃耀的光環很快褪色，並暴露出其志大才疏、江郎才盡的本來面目。在美國，他不僅很快就貧困潦倒，而且還染上賭癮。整天坐著往來與紐約和大西洋城的免費巴士，泡在大西洋城的賭場裏做“發財夢”，結果輸得一貧如洗。他控制不住賭癮，就偷太太的信用卡再去賭，更輸得一家人都債臺高築。後來，得了重病也沒錢治療，直到自己和家人“信用破產”，老婆為此大鬧離婚為止。
傅申奇一不會英文，二沒有技術，在美國連臨時性的工作都找不到，最後只能加入“老鼠會”搞傳銷，還在民運人士中推銷“人壽保險”等，以此圖得安身立命。
在海外民運中，他先後加入好幾個民運組織，最先與陳軍、郭岩華、吳學燦組織“中國論壇”；後來又與王炳章聯手成立“民主正義黨”；再後來又參與“海外民主黨”。在山頭林立的民運派別中，與其他民運對手不是打得頭破血流，就是進行“你死我活”的鬥爭，但從來沒贏過。
2008年初，傅申奇與王軍濤、李進進、項小吉、唐元雋、潘晴、劉念春、郭岩華、呂京花、高光俊、陳破空、易改、金岩、王書軍、陳立群、宋書元、魏泉寶、傅申平、劉路，以及臺灣軍情局特工曲工等三十余人（成員通訊錄見本書附錄六），在紐約法拉盛等地頻繁聚會，搞起一個“中國民主論壇（紐約）”的組織，企圖重新彙集這些年來被各派系沖散打垮的民運遊兵散勇，在紐約這個大本營重新集結，準備“再出發”。
這一次，傅申奇還像在大西洋賭場裏那樣，夢想在最後的孤注一擲中“翻盤”，或撈回本錢。正如其中成員所說，如果在紐約民運界這夥人中“論資排輩”，傅申奇應排在十幾名以後。但目前民運處於沒錢、沒人、也沒影響的“非常狀態”，所以要做事就得憑“臉皮厚，嘴巴甜，還得熱臉貼人家冷屁股”，所以這差使就非“小傅“莫屬了。
但傅申奇可不這麼想，他以為自己就是這夥人的老大。雖然王軍濤“許諾”傅申奇的任期只有一年，到期改選。但傅申奇有自己的打算，他對朋友私下透露，到時候就由不得王軍濤指手畫腳了，這些人還得乖乖聼他的指揮。
當傅申奇到處炫耀自己是“召集人”時，人們不能不想起前些年在網上曝光的一份由他親筆簽字的“招供書”。從日期上看，這份供詞應產生於他因召集國內的異議分子鬧事在上海第三次被抓的時候，當時，為了向上海警方爭取“寬大處理”，他做了徹底的“交代”。如果這份供詞被他“召集”的人看到，必將嚇得面面相覷，一齊做鳥獸散，因為當年的傅申奇把所有罪責都推給他的同黨，還主動檢舉、揭發了那些仍未被警方發現的“戰友們”。
據知情者透露，傅申奇等人搞“中國民主論壇（紐約）”，其實另有打算。他們暗中與從事“政治庇護”及移民生意的李進進、高光俊、項小吉等人訂有密約——以“民主論壇”名義召集民運人士開會，來吸引申請政治庇護的客戶上門，並提供客戶照相和“會員身份”等政治庇護“證據”，而這些客戶的案子就由李、高、項三人經營的律師事務所辦理。私下裏，李、高、項三人每得到一位客戶，就付給傅申奇等人500美元。
但是，“論壇輪流主持人”高光俊近日忽然失蹤。知情人士稱他出事了，據稱，他經手的兩位“政治庇護”客戶，被美國移民局發現申請資料“弄虛作假”，不僅沒能拿到綠卡，還被下達了驅逐令，隨時面臨被移民局“逮捕和遞解出境”的危險。而高光俊辦理的這兩個客戶正是傅申奇介紹，資料也是由“民主論壇”提供的。這兩個客戶一怒之下，向美國法庭舉報高光俊、傅申奇等人涉嫌詐騙。目前，高光俊正因涉嫌“欺詐和作假證”被美國司法機構傳訊及“協助調查”。其他負責人包括傅申奇、王軍濤、李進進等人也可能面臨刑事究責。
“中國民主論壇（紐約）”的民主集結還沒有“再出發”，就先出了這樣的大醜聞，所謂的“民主論壇”成了一個名不符實的老鼠會。原來被蒙在鼓裏的論壇成員，現在人人自危，不知道這背後還隱藏著什麼陰謀、以後還會再出什麼事。
陳破空：民運和尚嫖妓
陳破空，原名陳勁松，四川人，曾在廣州一間大學讀書。後來因在海外媒體上造謠，並企圖偷渡境外，被大陸當局判處三年徒刑，並因此未能獲得學位。陳破空出獄后曾出家當過和尚，法號“破空”，這也是他現用名字的由來。
1995年，陳破空在海外民運人士的資助下流亡美國。十幾年來，他與大陸一起出來的妻子馬利，馬拉松式地打打鬧鬧、分分合合，終於在2005年離婚，但後來因為要看望孩子，又重新同居。
陳破空熱衷於發表一些極端和誇大其詞的謾駡文章，並自我標榜為“著名民運評論家”。据知情人士透露，陳破空最大的嗜好是嫖娼和編“黃段子”，並到處向人炫耀他那本以“東方千仞”筆名出版的色情小說《趙飛燕》。但讀過此書的人都說，書中除了千篇一律的下流描寫外，沒有什麼東西。
2005年12月上旬，臺灣國安局、陸委會等機構邀請大陸海外民運、法輪功及藏獨人士以“觀選”為名，赴台協商合作事宜，並編列下一年度的專案經費預算報表。陳破空亦在受邀訪問臺灣之列，在此次訪問中，因參訪人士內訌，其嫖妓醜聞意外曝光，名噪一時。
其實，當時這一批參訪者中有些人並未如期到臺灣各個選舉站“觀選”，而是趁機逛街購物和搭車遊玩，甚至去色情场所尋歡，令主辦單位甚為尷尬和惱火。臺灣國安局接獲招待組工作人員密報後，遂派員跟蹤查訪，揚言要對“外國越軌人士”取消其參訪待遇。
此時，陳破空指控一名參訪者外出深夜未歸“行跡可疑”，結果卻引起參訪團內訌。法輪功“退黨服務中心”副主任梁裕峰對陳破空的做法不滿，認為陳破空一貫“賣友求寵”，是“十足小人”，盛怒之下，梁裕峰向臺灣國安局告發了前一夜陳破空嫖妓賴賬遭追討一事。
雖然當時島內各大媒體都忙於採訪藍綠兩大陣營的競選拼殺，臺灣國安局官員也及時出面幹預，試圖息事寧人，但這件醜聞還是被部分媒體曝光出來，參訪團的內訌糾紛和“大陸民運人士在台嫖妓”的醜聞，於是在島內外迅速曝光，陳破空也因此名聲大噪。不過有海外民運團體表示，陳破空不能算是“大陸民運人士”，而是臺灣方面監視和離間民運的一名職業間諜。
李洪寬：曇花一現的“民運超人”
李洪寬，山東菏澤人，貧苦農家子弟；南京大學畢業後，考入紐約“愛因斯坦醫學院”攻讀生物化學碩士。原本美好的前程，卻他的一個愚蠢的“低級錯誤”自我毀滅。自那以後，他從未再與身在大陸農村的父母作任何聯繫，家人以為他早死在海外了。
據稱是他的“同學”的網民在網上貼文說，李洪寬來美後，因“精神偏執”開始荒廢學業，熱衷於在互聯網上衝浪，並“走火入魔”，致使各科考試都不及格，他賴以生存的獎學金也被學校中斷。就在他而走投無路時，他在學校使用過的一台電腦被盜，學校保全部門通過翻查錄影，發現正是李洪寬所為，他就這樣被開除了。
此後，李洪寬一度失蹤。當同學們再次發現他在學校附近出現時，他的腿瘸了（有人說偷東西跳牆摔的，他自己說是在路上“跌倒骨折”），沒有身份、也沒有工作，貧困潦倒。
但是與此同時，互聯網上卻出現一位心理變態、極端仇視一切美好事物的電腦狂人，他在網上可以不分晝夜地連續24小時、以低俗髒話對所有看不順眼的“政敵”攻擊謾駡，造謠誹謗。他就是已成為“民運人士”的李洪寬。他憤世嫉俗，敵視所有著名民運領袖，並抱怨自己“懷才不遇”。
1999年，這位“大才”有幸被魏京生發現，並從美國和臺灣情報機構為其申請每月兩千多美元的生活費，資助其搞電子新聞報《大參考》。此後，李洪寬每天花費十幾小時，在網上搜集各類民運資訊，通過電子信箱發給數百個網友。他還透過互聯網路搜集大陸情報，送給臺灣特工。網上有民運人士說，臺灣軍情局用一座舊別墅，外加一位老妓女，就收買了李洪寬。
不久，李洪寬就在《紐約時報》等主流刊物上出現，他在“幾百個信箱”後面加上一些零，說成“幾十萬、幾百萬個大陸民眾信箱”，把自己吹捧成“民運超人（Superman of Democrcy）”，名氣一時間竟然超過魏京生等所有著名的民運人士。這惹得魏京生妒火中燒，但李洪寬卻混然不覺。於是，“基金”很快被中斷，李洪寬和《大參考》曇花一現後，也很快銷聲匿跡了。據說，時下李洪寬正到處找些閒散零工糊口，恢復了“流浪漢”生涯。
伍凡、唐柏橋：“中國過渡政府”領袖
伍凡，海南文昌人，三十多年前赴美留學。六四事件發生後，他為辦“政治庇護”綠卡自編故事，謊稱自己在中國因政治迫害坐過20年大牢。實際上，伍凡年輕時即參加解放軍，並從軍隊保送到學校讀書，來美國也是因為讀書。他在加州的一家機電公司工作多年，直到中年過後，才娶了一個臺灣寡婦，並繼承了別人的一雙兒女，算是成家立業。
伍凡的知識與文采都很一般，但內鬥功夫了得。他在加州與幾乎所有民運人士都進行過“殊死搏鬥”；曾同時與馬大為（民陣副主席）、莫逢傑（政治受難者協會會長）、劉欣虎等民運組織和個人，展開口誅筆伐，頗具文革遺風。當年，加州民運圈內的莫逢傑等人彙集材料，印發了一本名為《揭開伍凡的畫皮》的書。此書把伍凡描繪成一個無惡不作的“專制暴徒”和偷雞摸狗的“下三爛”。這本小書約五萬餘字，本書無法在此披露細節，有興趣的讀者可以自己去找來一觀。
近年來，伍凡把最後一個盟友徐邦泰揭發批鬥成一個帳目不清、貪污腐敗和“勾結中共”的叛徒，並奪得《中國之春》雜誌刊名，將這份當年民運的著名刊物劃歸自己名下，但孰料卻被臺灣斷了資金。伍凡試圖在網上辦刊，但沒有爭取到任何資源助其發行，這樣《中國之春》就爛在他手裏，從此，他沉寂多年。
唐柏橋，湖南人，哥倫比亞大學國際關係學碩士。他在幫派林立的紐約民運中混跡多年，加入過幾乎所有民運組織，都無法真正出頭或成為老大。於是，幾年前，他自己成立了一個叫“中國和平”的民運組織，並自任主席，成員除了自己老婆外再無別人。他沒有其他特長，主要以“作假證”幫助偷渡客申請“政治庇護”維生。2003年，他與“中國人權”進行“項目合作”，獲得過幾萬美元資助，但項目結束後卻欠了一屁股“稅債”，到處求人借錢，才避免了吃官司和離婚。
2008年，伍凡僵屍復活、再度出現在互聯網上或地方性媒體上，這時的伍凡已經是所謂“中國過渡政府”的總統了。唐柏橋透露說，這個“總統”是伍凡花了1000多美元買來的，——這是租場地開“成立大會”的全部費用，別人不願意出這點錢，自然就沒當上這個“總統”；而唐柏橋花錢少，就成了“副議長”。
所謂“中國過渡政府”，主要由伍凡、唐柏橋兩人組成，拉來湊數的袁紅冰等人只出名字，不做任何事情。該“政府”沒有任何資金、組織和群眾，甚至其不斷發出的“總統令”， 因為沒有報刊願意發表，都得靠伍、唐二人自己動手往網上貼。這成為近年來海外民運中最大的一則笑話。
劉國凱：與家人組建“社民黨”
劉國凱，廣東人，小學文化。文革中曾經加入過廣州造反派，當過紅衛兵。他在紐約的工作是一間華人餐館用品公司的貨車司機。他目前在美國扯起“中國社會民主黨”的大旗，聲稱這是“結合社會主義和民主自由的政黨”。但長期以來，主要成員是其兒子、兒媳等自家人。有時候該黨也發佈新聞，公佈人頭一長串的“社民黨中央委員會名單”等等，但那只是借用別人名字和邀請幾個私人朋友裝點門面而已。
劉國凱這個社民黨的指導理論，就是“造反有理”的文革思想。眾所周知，十年浩劫的文革給中國民眾帶來深重災難，但作為那個時代的造反派，劉國凱、王希哲等人卻大唱反調，還創造出所謂“人民文革”論，認為文革讓底層人民獲得民主，有機會翻身做主等等。這正是典型的“為了反對而反對”的造反派邏輯，這跟其他幾個民運精英的高論如出一轍，如北明、遠志鳴等人所說的“八國聯軍火燒圓明園是正義行動”；項小吉等人主張的“南京大屠殺是中國人咎由自取；日本首相參拜靖國神社無可厚非”等等。
在2006年的“柏林民運大會”上，劉國凱再次兜售其“人民文革”理論，卻遭到康正果、茉莉、馮國鏘、黃翔等人的批駁。對此，劉國凱懷恨在心，居然列了一份黑名單張貼到互聯網上，對他們經行“批鬥式”攻擊。劉國凱聲稱，否定“人民文革”並不是認識問題，“因為屬於認識觀點問題的，從行文上是可以看得出來的，如澳洲張鶴慈、國內的鄧煥武（他們的特點都是文革時期在獄中，沒有參與文革的造反運動）”。接著他指責一名批評者：“其他的如貴州的曾寧，其行文幾近狂亂般的叫嚷。我很奇怪，去信問貴州諸友。他們說，他們早都知道，曾寧早已被國安局收攏。”
曾寧是否真的“已被國安局收攏”？其他民運人士紛紛不平而鳴，此人曾因為反對中國政府而入獄十多年，是一個名副其實的老民運。而劉國凱呢？民運人士指責說，充其量不過是一個“文革造反派”而已，如今作為海外情報機構的小特工，有什麼資格詆毀那些留在國內堅持抗爭的民運人士？劉國凱平時裝出幾分卑謙、老實模樣，可是一旦觸犯到自己那點“利益”，遇到稍微的反對意見，便立刻露出青面獠牙，容不得任何批評，非要置人於死地而後快、徹底清算不可的本性，其身上的“文革”惡習已是病入膏肓。民運人士感歎，這些人真要掌權了，恐怕比任何人都專橫。
民運應反思：為何中國進步，民運退步？
2008年六四前夕，中國自由民主黨主席倪育賢到香港訪問。香港媒體報導說，倪育賢這下可要“發達”了，因為民運人士私下傳言，倪育賢的太太就是馬英九的表妹；馬英九在臺灣執政，中國自由民主黨從台灣拿到資助是沒問題了。
民主中國（香港）促進會召集人甄燊港問倪育賢究竟有沒有從馬英九那裏獲得幫助。倪育賢說：“沒有。馬英九是公私分明的人。”言外之意是默認了他和馬英九之間有關係。事後，甄燊港說：“倪育賢也不願意像乞丐一樣，透過某種關係去獲得資助。民運朋友連這樣的裙帶關係都想到了，可見多彷徨，多無奈。倪育賢對我說，他至今還看不到有什理由要通過家人關係，讓台灣政府資助中國海外民運。” 而這番話又讓人懷疑所謂“倪育賢的太太是馬英九的表妹”這一傳聞的真實性，因爲以倪育賢過往的所作所爲，是不會輕易放棄利用這樣一種裙帶關係為自己謀利的。
馬英九執政臺灣之後，香港媒體曾報道，民主中國（香港）促進會召集人甄燊港說：“馬英九競選時承諾要與大陸創造共贏局面，齊手拚經濟，還會不會資助中國海外民運？這令大家擔憂。現在各地民運朋友聚在一起，話題離不開如何獲得資助，以後的路該怎麼走。中國海外民運目前進入瓶頸階段，進退兩難，前路茫茫。”
資金匱乏是現下海外民運組織運作的一大困擾。甄燊港還透露，原計劃2008年5月在東京舉行第三屆全球支持中國和亞洲民主化大會，因資金沒有到位而臨時取消。中國自由民主黨同年6月在新西蘭舉辦紀念六四研討會，邀請香港等地的民運人士參加，主辦方負責食宿，與會者自己解決機票，不少人接到邀請卻因費用問題而無法成行。同年六月中旬，澳洲民陣要舉辦民運大會，希望各地民運朋友前去，不少人也因資金費用的理由而選擇不去。
甄燊港介紹，現下海外民運人士主要分佈在美國、歐洲、日本、新西蘭、加拿大、澳洲、泰國等地，參加活動的約有二千人，其中骨幹三四百人，這些人大致分兩類，一類是1980年代開始的“中國之春”那一代人；另一類是1989年六四事件之後流亡海外的一批學生與知識分子。他們主要分佈在中國民主陣線、中國民聯、中國民主黨、中國自由民主黨、中國社會民主黨、中國海外民運聯席會議、公民力量、自由中國運動及中國憲政協進會等組織裏。
2008年六四紀念日前後，網上多個論壇出現了比以往強烈得多的聲音，呼籲海外民運反思：“無論六四是否平反，與民運人士關係已經不大，民運搞了那麼多年，越搞越差是因為中國進步了，民運卻退步了”；“值得思考的是，六四紀念活動規模搞得一年比一年小，好像日子快要過不下去的感覺，真讓我們曾在天安門廣場上奮鬥過的人，有點淒涼感”；“很多民運人士逢中必反，一再站在國際反華勢力一邊，任何民運，如有西方人在背後支持的影子，它肯定不受大多數中國人歡迎”；“民運中很多人出現爭權奪利、經濟貪腐問題，讓人感覺天下烏鴉一般黑，甚至比中共還差”；“民運人士嚴重脫離華人社區，就像魚離開了水，在主流華人社區格格不入，就難有人氣和經濟援助”。
應當承認，這些出現在網路上要求海外民運反思的聲音，其實是逆耳忠言、苦口良藥。時值六四二十周年之際，海外民運的領袖們、精英們、大老們，是該考慮一下前途問題了，否則，海外民運的前途堪虞，一代又一代人的為爭取民主、自由、平等所付出的艱辛努力亦會付之東流。
中文畅销书《民運精英大起底》
编著者：武闻
澳門南天國際有限公司出版
电子版网址: http://boxun.com/hero/xiaoxiaofengyuqing
這些年來，海外民運每況愈下，情形恰似樹倒猢猻散，各自奔東西。現下的海外民運，正如俗語所說，呈現出一種“山中無老虎，猴子為大王”的態勢。一些濫竽充數之輩，自封出一大串嚇人的“民運”頭銜，他們自立山頭，相互貶斥、傾軋，使海外民運進入混亂且式微的“五代十國”時代。
以下介紹其中現下知名的幾位民運人物和山頭，以便讀者認識其“英雄本色”。
傅申奇：靠散兵游勇“翻盤”
傅申奇，1953年生，上海人，初中文化，工人出身。他參與過中國大陸1970年代末的民主運動；主編過“中華全國民刊協會”機關刊物《責任》，曾三度被捕入獄，在監獄及勞教所度過十年歲月，因此被海外媒體帶上一個“民主勇士”的頭銜。
1997年，傅申奇流亡美國。在美國民主自由的環境下，他身上那層閃耀的光環很快褪色，並暴露出其志大才疏、江郎才盡的本來面目。在美國，他不僅很快就貧困潦倒，而且還染上賭癮。整天坐著往來與紐約和大西洋城的免費巴士，泡在大西洋城的賭場裏做“發財夢”，結果輸得一貧如洗。他控制不住賭癮，就偷太太的信用卡再去賭，更輸得一家人都債臺高築。後來，得了重病也沒錢治療，直到自己和家人“信用破產”，老婆為此大鬧離婚為止。
傅申奇一不會英文，二沒有技術，在美國連臨時性的工作都找不到，最後只能加入“老鼠會”搞傳銷，還在民運人士中推銷“人壽保險”等，以此圖得安身立命。
在海外民運中，他先後加入好幾個民運組織，最先與陳軍、郭岩華、吳學燦組織“中國論壇”；後來又與王炳章聯手成立“民主正義黨”；再後來又參與“海外民主黨”。在山頭林立的民運派別中，與其他民運對手不是打得頭破血流，就是進行“你死我活”的鬥爭，但從來沒贏過。
2008年初，傅申奇與王軍濤、李進進、項小吉、唐元雋、潘晴、劉念春、郭岩華、呂京花、高光俊、陳破空、易改、金岩、王書軍、陳立群、宋書元、魏泉寶、傅申平、劉路，以及臺灣軍情局特工曲工等三十余人（成員通訊錄見本書附錄六），在紐約法拉盛等地頻繁聚會，搞起一個“中國民主論壇（紐約）”的組織，企圖重新彙集這些年來被各派系沖散打垮的民運遊兵散勇，在紐約這個大本營重新集結，準備“再出發”。
這一次，傅申奇還像在大西洋賭場裏那樣，夢想在最後的孤注一擲中“翻盤”，或撈回本錢。正如其中成員所說，如果在紐約民運界這夥人中“論資排輩”，傅申奇應排在十幾名以後。但目前民運處於沒錢、沒人、也沒影響的“非常狀態”，所以要做事就得憑“臉皮厚，嘴巴甜，還得熱臉貼人家冷屁股”，所以這差使就非“小傅“莫屬了。
但傅申奇可不這麼想，他以為自己就是這夥人的老大。雖然王軍濤“許諾”傅申奇的任期只有一年，到期改選。但傅申奇有自己的打算，他對朋友私下透露，到時候就由不得王軍濤指手畫腳了，這些人還得乖乖聼他的指揮。
當傅申奇到處炫耀自己是“召集人”時，人們不能不想起前些年在網上曝光的一份由他親筆簽字的“招供書”。從日期上看，這份供詞應產生於他因召集國內的異議分子鬧事在上海第三次被抓的時候，當時，為了向上海警方爭取“寬大處理”，他做了徹底的“交代”。如果這份供詞被他“召集”的人看到，必將嚇得面面相覷，一齊做鳥獸散，因為當年的傅申奇把所有罪責都推給他的同黨，還主動檢舉、揭發了那些仍未被警方發現的“戰友們”。
據知情者透露，傅申奇等人搞“中國民主論壇（紐約）”，其實另有打算。他們暗中與從事“政治庇護”及移民生意的李進進、高光俊、項小吉等人訂有密約——以“民主論壇”名義召集民運人士開會，來吸引申請政治庇護的客戶上門，並提供客戶照相和“會員身份”等政治庇護“證據”，而這些客戶的案子就由李、高、項三人經營的律師事務所辦理。私下裏，李、高、項三人每得到一位客戶，就付給傅申奇等人500美元。
但是，“論壇輪流主持人”高光俊近日忽然失蹤。知情人士稱他出事了，據稱，他經手的兩位“政治庇護”客戶，被美國移民局發現申請資料“弄虛作假”，不僅沒能拿到綠卡，還被下達了驅逐令，隨時面臨被移民局“逮捕和遞解出境”的危險。而高光俊辦理的這兩個客戶正是傅申奇介紹，資料也是由“民主論壇”提供的。這兩個客戶一怒之下，向美國法庭舉報高光俊、傅申奇等人涉嫌詐騙。目前，高光俊正因涉嫌“欺詐和作假證”被美國司法機構傳訊及“協助調查”。其他負責人包括傅申奇、王軍濤、李進進等人也可能面臨刑事究責。
“中國民主論壇（紐約）”的民主集結還沒有“再出發”，就先出了這樣的大醜聞，所謂的“民主論壇”成了一個名不符實的老鼠會。原來被蒙在鼓裏的論壇成員，現在人人自危，不知道這背後還隱藏著什麼陰謀、以後還會再出什麼事。
陳破空：民運和尚嫖妓
陳破空，原名陳勁松，四川人，曾在廣州一間大學讀書。後來因在海外媒體上造謠，並企圖偷渡境外，被大陸當局判處三年徒刑，並因此未能獲得學位。陳破空出獄后曾出家當過和尚，法號“破空”，這也是他現用名字的由來。
1995年，陳破空在海外民運人士的資助下流亡美國。十幾年來，他與大陸一起出來的妻子馬利，馬拉松式地打打鬧鬧、分分合合，終於在2005年離婚，但後來因為要看望孩子，又重新同居。
陳破空熱衷於發表一些極端和誇大其詞的謾駡文章，並自我標榜為“著名民運評論家”。据知情人士透露，陳破空最大的嗜好是嫖娼和編“黃段子”，並到處向人炫耀他那本以“東方千仞”筆名出版的色情小說《趙飛燕》。但讀過此書的人都說，書中除了千篇一律的下流描寫外，沒有什麼東西。
2005年12月上旬，臺灣國安局、陸委會等機構邀請大陸海外民運、法輪功及藏獨人士以“觀選”為名，赴台協商合作事宜，並編列下一年度的專案經費預算報表。陳破空亦在受邀訪問臺灣之列，在此次訪問中，因參訪人士內訌，其嫖妓醜聞意外曝光，名噪一時。
其實，當時這一批參訪者中有些人並未如期到臺灣各個選舉站“觀選”，而是趁機逛街購物和搭車遊玩，甚至去色情场所尋歡，令主辦單位甚為尷尬和惱火。臺灣國安局接獲招待組工作人員密報後，遂派員跟蹤查訪，揚言要對“外國越軌人士”取消其參訪待遇。
此時，陳破空指控一名參訪者外出深夜未歸“行跡可疑”，結果卻引起參訪團內訌。法輪功“退黨服務中心”副主任梁裕峰對陳破空的做法不滿，認為陳破空一貫“賣友求寵”，是“十足小人”，盛怒之下，梁裕峰向臺灣國安局告發了前一夜陳破空嫖妓賴賬遭追討一事。
雖然當時島內各大媒體都忙於採訪藍綠兩大陣營的競選拼殺，臺灣國安局官員也及時出面幹預，試圖息事寧人，但這件醜聞還是被部分媒體曝光出來，參訪團的內訌糾紛和“大陸民運人士在台嫖妓”的醜聞，於是在島內外迅速曝光，陳破空也因此名聲大噪。不過有海外民運團體表示，陳破空不能算是“大陸民運人士”，而是臺灣方面監視和離間民運的一名職業間諜。
李洪寬：曇花一現的“民運超人”
李洪寬，山東菏澤人，貧苦農家子弟；南京大學畢業後，考入紐約“愛因斯坦醫學院”攻讀生物化學碩士。原本美好的前程，卻他的一個愚蠢的“低級錯誤”自我毀滅。自那以後，他從未再與身在大陸農村的父母作任何聯繫，家人以為他早死在海外了。
據稱是他的“同學”的網民在網上貼文說，李洪寬來美後，因“精神偏執”開始荒廢學業，熱衷於在互聯網上衝浪，並“走火入魔”，致使各科考試都不及格，他賴以生存的獎學金也被學校中斷。就在他而走投無路時，他在學校使用過的一台電腦被盜，學校保全部門通過翻查錄影，發現正是李洪寬所為，他就這樣被開除了。
此後，李洪寬一度失蹤。當同學們再次發現他在學校附近出現時，他的腿瘸了（有人說偷東西跳牆摔的，他自己說是在路上“跌倒骨折”），沒有身份、也沒有工作，貧困潦倒。
但是與此同時，互聯網上卻出現一位心理變態、極端仇視一切美好事物的電腦狂人，他在網上可以不分晝夜地連續24小時、以低俗髒話對所有看不順眼的“政敵”攻擊謾駡，造謠誹謗。他就是已成為“民運人士”的李洪寬。他憤世嫉俗，敵視所有著名民運領袖，並抱怨自己“懷才不遇”。
1999年，這位“大才”有幸被魏京生發現，並從美國和臺灣情報機構為其申請每月兩千多美元的生活費，資助其搞電子新聞報《大參考》。此後，李洪寬每天花費十幾小時，在網上搜集各類民運資訊，通過電子信箱發給數百個網友。他還透過互聯網路搜集大陸情報，送給臺灣特工。網上有民運人士說，臺灣軍情局用一座舊別墅，外加一位老妓女，就收買了李洪寬。
不久，李洪寬就在《紐約時報》等主流刊物上出現，他在“幾百個信箱”後面加上一些零，說成“幾十萬、幾百萬個大陸民眾信箱”，把自己吹捧成“民運超人（Superman of Democrcy）”，名氣一時間竟然超過魏京生等所有著名的民運人士。這惹得魏京生妒火中燒，但李洪寬卻混然不覺。於是，“基金”很快被中斷，李洪寬和《大參考》曇花一現後，也很快銷聲匿跡了。據說，時下李洪寬正到處找些閒散零工糊口，恢復了“流浪漢”生涯。
伍凡、唐柏橋：“中國過渡政府”領袖
伍凡，海南文昌人，三十多年前赴美留學。六四事件發生後，他為辦“政治庇護”綠卡自編故事，謊稱自己在中國因政治迫害坐過20年大牢。實際上，伍凡年輕時即參加解放軍，並從軍隊保送到學校讀書，來美國也是因為讀書。他在加州的一家機電公司工作多年，直到中年過後，才娶了一個臺灣寡婦，並繼承了別人的一雙兒女，算是成家立業。
伍凡的知識與文采都很一般，但內鬥功夫了得。他在加州與幾乎所有民運人士都進行過“殊死搏鬥”；曾同時與馬大為（民陣副主席）、莫逢傑（政治受難者協會會長）、劉欣虎等民運組織和個人，展開口誅筆伐，頗具文革遺風。當年，加州民運圈內的莫逢傑等人彙集材料，印發了一本名為《揭開伍凡的畫皮》的書。此書把伍凡描繪成一個無惡不作的“專制暴徒”和偷雞摸狗的“下三爛”。這本小書約五萬餘字，本書無法在此披露細節，有興趣的讀者可以自己去找來一觀。
近年來，伍凡把最後一個盟友徐邦泰揭發批鬥成一個帳目不清、貪污腐敗和“勾結中共”的叛徒，並奪得《中國之春》雜誌刊名，將這份當年民運的著名刊物劃歸自己名下，但孰料卻被臺灣斷了資金。伍凡試圖在網上辦刊，但沒有爭取到任何資源助其發行，這樣《中國之春》就爛在他手裏，從此，他沉寂多年。
唐柏橋，湖南人，哥倫比亞大學國際關係學碩士。他在幫派林立的紐約民運中混跡多年，加入過幾乎所有民運組織，都無法真正出頭或成為老大。於是，幾年前，他自己成立了一個叫“中國和平”的民運組織，並自任主席，成員除了自己老婆外再無別人。他沒有其他特長，主要以“作假證”幫助偷渡客申請“政治庇護”維生。2003年，他與“中國人權”進行“項目合作”，獲得過幾萬美元資助，但項目結束後卻欠了一屁股“稅債”，到處求人借錢，才避免了吃官司和離婚。
2008年，伍凡僵屍復活、再度出現在互聯網上或地方性媒體上，這時的伍凡已經是所謂“中國過渡政府”的總統了。唐柏橋透露說，這個“總統”是伍凡花了1000多美元買來的，——這是租場地開“成立大會”的全部費用，別人不願意出這點錢，自然就沒當上這個“總統”；而唐柏橋花錢少，就成了“副議長”。
所謂“中國過渡政府”，主要由伍凡、唐柏橋兩人組成，拉來湊數的袁紅冰等人只出名字，不做任何事情。該“政府”沒有任何資金、組織和群眾，甚至其不斷發出的“總統令”， 因為沒有報刊願意發表，都得靠伍、唐二人自己動手往網上貼。這成為近年來海外民運中最大的一則笑話。
劉國凱：與家人組建“社民黨”
劉國凱，廣東人，小學文化。文革中曾經加入過廣州造反派，當過紅衛兵。他在紐約的工作是一間華人餐館用品公司的貨車司機。他目前在美國扯起“中國社會民主黨”的大旗，聲稱這是“結合社會主義和民主自由的政黨”。但長期以來，主要成員是其兒子、兒媳等自家人。有時候該黨也發佈新聞，公佈人頭一長串的“社民黨中央委員會名單”等等，但那只是借用別人名字和邀請幾個私人朋友裝點門面而已。
劉國凱這個社民黨的指導理論，就是“造反有理”的文革思想。眾所周知，十年浩劫的文革給中國民眾帶來深重災難，但作為那個時代的造反派，劉國凱、王希哲等人卻大唱反調，還創造出所謂“人民文革”論，認為文革讓底層人民獲得民主，有機會翻身做主等等。這正是典型的“為了反對而反對”的造反派邏輯，這跟其他幾個民運精英的高論如出一轍，如北明、遠志鳴等人所說的“八國聯軍火燒圓明園是正義行動”；項小吉等人主張的“南京大屠殺是中國人咎由自取；日本首相參拜靖國神社無可厚非”等等。
在2006年的“柏林民運大會”上，劉國凱再次兜售其“人民文革”理論，卻遭到康正果、茉莉、馮國鏘、黃翔等人的批駁。對此，劉國凱懷恨在心，居然列了一份黑名單張貼到互聯網上，對他們經行“批鬥式”攻擊。劉國凱聲稱，否定“人民文革”並不是認識問題，“因為屬於認識觀點問題的，從行文上是可以看得出來的，如澳洲張鶴慈、國內的鄧煥武（他們的特點都是文革時期在獄中，沒有參與文革的造反運動）”。接著他指責一名批評者：“其他的如貴州的曾寧，其行文幾近狂亂般的叫嚷。我很奇怪，去信問貴州諸友。他們說，他們早都知道，曾寧早已被國安局收攏。”
曾寧是否真的“已被國安局收攏”？其他民運人士紛紛不平而鳴，此人曾因為反對中國政府而入獄十多年，是一個名副其實的老民運。而劉國凱呢？民運人士指責說，充其量不過是一個“文革造反派”而已，如今作為海外情報機構的小特工，有什麼資格詆毀那些留在國內堅持抗爭的民運人士？劉國凱平時裝出幾分卑謙、老實模樣，可是一旦觸犯到自己那點“利益”，遇到稍微的反對意見，便立刻露出青面獠牙，容不得任何批評，非要置人於死地而後快、徹底清算不可的本性，其身上的“文革”惡習已是病入膏肓。民運人士感歎，這些人真要掌權了，恐怕比任何人都專橫。
民運應反思：為何中國進步，民運退步？
2008年六四前夕，中國自由民主黨主席倪育賢到香港訪問。香港媒體報導說，倪育賢這下可要“發達”了，因為民運人士私下傳言，倪育賢的太太就是馬英九的表妹；馬英九在臺灣執政，中國自由民主黨從台灣拿到資助是沒問題了。
民主中國（香港）促進會召集人甄燊港問倪育賢究竟有沒有從馬英九那裏獲得幫助。倪育賢說：“沒有。馬英九是公私分明的人。”言外之意是默認了他和馬英九之間有關係。事後，甄燊港說：“倪育賢也不願意像乞丐一樣，透過某種關係去獲得資助。民運朋友連這樣的裙帶關係都想到了，可見多彷徨，多無奈。倪育賢對我說，他至今還看不到有什理由要通過家人關係，讓台灣政府資助中國海外民運。” 而這番話又讓人懷疑所謂“倪育賢的太太是馬英九的表妹”這一傳聞的真實性，因爲以倪育賢過往的所作所爲，是不會輕易放棄利用這樣一種裙帶關係為自己謀利的。
馬英九執政臺灣之後，香港媒體曾報道，民主中國（香港）促進會召集人甄燊港說：“馬英九競選時承諾要與大陸創造共贏局面，齊手拚經濟，還會不會資助中國海外民運？這令大家擔憂。現在各地民運朋友聚在一起，話題離不開如何獲得資助，以後的路該怎麼走。中國海外民運目前進入瓶頸階段，進退兩難，前路茫茫。”
資金匱乏是現下海外民運組織運作的一大困擾。甄燊港還透露，原計劃2008年5月在東京舉行第三屆全球支持中國和亞洲民主化大會，因資金沒有到位而臨時取消。中國自由民主黨同年6月在新西蘭舉辦紀念六四研討會，邀請香港等地的民運人士參加，主辦方負責食宿，與會者自己解決機票，不少人接到邀請卻因費用問題而無法成行。同年六月中旬，澳洲民陣要舉辦民運大會，希望各地民運朋友前去，不少人也因資金費用的理由而選擇不去。
甄燊港介紹，現下海外民運人士主要分佈在美國、歐洲、日本、新西蘭、加拿大、澳洲、泰國等地，參加活動的約有二千人，其中骨幹三四百人，這些人大致分兩類，一類是1980年代開始的“中國之春”那一代人；另一類是1989年六四事件之後流亡海外的一批學生與知識分子。他們主要分佈在中國民主陣線、中國民聯、中國民主黨、中國自由民主黨、中國社會民主黨、中國海外民運聯席會議、公民力量、自由中國運動及中國憲政協進會等組織裏。
2008年六四紀念日前後，網上多個論壇出現了比以往強烈得多的聲音，呼籲海外民運反思：“無論六四是否平反，與民運人士關係已經不大，民運搞了那麼多年，越搞越差是因為中國進步了，民運卻退步了”；“值得思考的是，六四紀念活動規模搞得一年比一年小，好像日子快要過不下去的感覺，真讓我們曾在天安門廣場上奮鬥過的人，有點淒涼感”；“很多民運人士逢中必反，一再站在國際反華勢力一邊，任何民運，如有西方人在背後支持的影子，它肯定不受大多數中國人歡迎”；“民運中很多人出現爭權奪利、經濟貪腐問題，讓人感覺天下烏鴉一般黑，甚至比中共還差”；“民運人士嚴重脫離華人社區，就像魚離開了水，在主流華人社區格格不入，就難有人氣和經濟援助”。
應當承認，這些出現在網路上要求海外民運反思的聲音，其實是逆耳忠言、苦口良藥。時值六四二十周年之際，海外民運的領袖們、精英們、大老們，是該考慮一下前途問題了，否則，海外民運的前途堪虞，一代又一代人的為爭取民主、自由、平等所付出的艱辛努力亦會付之東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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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運精英大起底》第十五章 民運人士當特工（三）
第十五章 民運人士當特工（三）
臺灣與民運合作卅年簡史
1982年11月，大陸派往加拿大的公費留學生王炳章在美國紐約發起“中國之春”運動，並創立政論性雜誌《中國之春》。臺灣軍情局當即派員與王炳章直接聯絡，王也派寧嘉晨去臺灣洽商合作。這成為臺灣與海外民運“合作關係”的開始。
當時，臺灣軍情局經國安局核定後，決定以政府名義與“中國之春”秘密合作。1983年，臺灣軍情局派翁衍慶上校（後晉升至中將，並於副局長任內退休），化名“翁遠書”，赴美擔任聯絡指導。當時，翁衍慶在臺灣軍情局内部的職務是軍情局駐美東工作組長，對外的公開身份則是“君平公司”負責人。
1982年到1985年，是臺灣軍情局與海外民運合作的第一階段，主要接觸對象是王炳章。臺灣軍情局每年提供大約五十萬美元活動經費，匯給王炳章虛設的“貫中公司”，另外付給王炳章每月一千美元的個人津貼。這個階段的專案代號稱為“移山專案”，臺灣軍情局借用“愚公移山”故事，自比“愚公”，希望能藉海外民運人士之力“移山”，撼動中國大陸內部的社會制度。
台灣軍情局歷時二十餘年，與從大陸出走海外的民運人士接觸、聯絡及合作，前後分別歷經“移山專案”、“文正專案”、“崑崙專案”、“致廣專案”和“致遠專案”等四個階段，剛好也代表了海外民運人士的興起、轉移、發展與沒落的四個時期。
1984年到1989年，是臺灣軍情局與海外民運合作的第二階段。1984年10月，發生了“江南案”，臺灣軍情局駐美情報員奉命撤離。經國安會、國安局與國民黨文工會商議，並報請當時臺灣的總統蔣經國核定，自1985年12月起，與海外民運的合作轉為文工會接辦。當時的文工會主任是宋楚瑜；由於實際工作仍由軍情局負責，故翁衍慶借調文工會，但仍具軍職身份。
1986年5月，FBI約談翁衍慶，指明其身份為臺灣軍情局駐美代表，希望翁能與美國方面秘密合作，翁未允諾，於是，被迫在兩周後離美返台。翁衍慶返台後，王炳章趁機坐大，還有意在台灣組黨，由於當時還處臺灣的“戒嚴”時期，人民不能自由組建黨團。爲了阻遏王炳章的這種“野心”，於是，軍情局停止與其合作，切斷經費資助，並運作與“民聯”合作，阻止王炳章勢力的進一步發展。
1988年，為防止民運失控，臺灣軍情局命令胡平“做掉”王炳章。這是海外民運的第一次分裂，胡平由此取代了王炳章。同年8月，胡平派林樵清到臺灣與軍情局洽商，軍情局旋即恢復了已停止一年的對海外民運的經費援助。
1990年至1993年，是臺灣軍情局與海外民運合作的第三階段。1989年，六四事件發生後，臺灣軍情局主動與胡平建立“策聯”，並在大陸展開積極活動。期間，大陸逮捕了十名台灣軍情局的間諜，這些人均獲刑八到十年。
1999年6月，于大海取代胡平擔任民聯主席，臺灣軍情局順勢停止資助民聯，僅經援《北京之春》雜誌。這是臺灣軍情局第二度中止資助民運的經費。
從1994年到2000年，則是臺灣軍情局與海外民運合作的第四階段。這個階段，大陸當局有計劃地切斷海外民運人士的聯絡管道，並且釋放魏京生、王軍濤、王希哲等人。這些人到達海外後，讓民運派系變得更加複雜，於是臺灣軍情局也不可避免地攪進了海外民運的“戰國時代”。
1996年，大陸試射導彈，台海危機爆發。臺灣軍情局的任務改爲以軍事預警情報為重，並大量派遣情報員登陸。至此，海外民運人士的角色越來越邊緣化，終至沒落。2000年，民進黨執政後，臺灣軍情局大幅削減民運經費，僅存少數的個案合作。
王丹承認接受臺灣經費
目前，仍在接受臺灣資助的民運人士中，王丹就包括在內。幾年前，曾有記者在美國加州的一個公開場合以此問題質詢王丹，當時王丹堅決否認“拿了臺灣當局的錢”，還信誓旦旦地說，“不信可以查我的銀行帳號了”。如果陳水扁的貪腐弊案沒有爆發，王丹的“誓言”也許永遠不會漏底，某些彌天大謊也許永遠不會被揭穿。
後來，王丹接受媒體訪問時，間接表示收過數筆來自“臺灣友人”的捐款。有媒體更直接指出，王丹所收受的20萬美金，是來自臺灣的陳水扁當局。面對這樣的報導，王丹在臺灣東森電視臺的訪問中，鄭重否認他知道捐款的來源是來自陳水扁的“國務機要費”。
但陳水扁忽然自身不保了，“國務機要費”裏終於露出王丹的名字。在推脫了一陣子之後，王丹終於公開承認他拿了那20萬美元。
2006年3月8日，民進党特意安排王丹、胡平以“外國友好人士”的身份到臺灣立法院演講，為此前不久陳水扁終止“國統綱領”，亦即“廢統”，站臺鼓氣，抗衡外界反對聲浪，激勵島內台獨士氣。
王丹和胡平分別是《北京之春》雜志社的現任社長和主編，據臺灣《自由時報》披露，《北京之春》每年負責為臺灣軍情局收集250件情報，為此臺灣軍情局專門設立“二王專案”和“文正專案”，資助王丹、胡平分管的間諜網路。
眾所周知，王丹每月都要定期進出臺灣。當時記者也爆出他“計畫之中的臺灣之行”不受影響。人們有理由懷疑：他是否因救駕有功，去臺灣領取更多的獎賞去了？
王丹當時曾經辯稱，其實資助海外民運人士的資金來源本來就很多，但是只要沒有特別的政治目的，他們也都不會去詢問捐款的資金來源。
台諜李少民、高瞻在大陸竊密被捕案
2001年2月，在臺灣軍情局與海外民運合作蕩到低點，並大砍援助經費之際，大陸警方開始動手抓人，逮捕涉嫌“從事間諜活動”的外籍學者與民運人士，李少民與高瞻案件就是在這時發生的。面對大陸警方的“台諜”指控，李少民與高瞻均極力否認，僅承認接受臺灣“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大同盟”經費贊助，單純從事與兩岸有關的研究活動，而臺灣軍情局則對此事件保持緘默。
李少民與高瞻案，引起美國高度關注，包括當時的布希總統與國務卿鮑威爾，都公開對中共喊話。事實則是，李少民曾與臺灣軍情局“接觸”，高瞻則不曾與臺灣的情報人員碰過頭。李少民與臺灣軍情局接觸的時間極早，中間介紹人是當時“中國之春”雜誌社社長王炳章。1989年六四事件後，在王炳章安排下，六月底，李少民飛到泰國曼谷，與臺灣軍情局情報員曹某某見面。
大陸警方是在2000年底盯上此案的。2001年2月11日，赴大陸探親的高瞻從北京返美時遭逮捕；而具有美國公民身份的李少民，則在同月25日由香港進入大陸時遭拘禁。至於交給李、高文件的曲煒，時任大陸“全國臺灣同胞聯誼會”宣傳部副部長。曲煒在2000年隨團訪台時，曾經脫隊“失蹤”過，傳聞他曾與臺灣情治單位“接觸”，並接受新臺幣十萬元的見面禮。曲煒交給高瞻的機密文件中包括當時大陸國台辦新任副主任周明偉的一份內部講話資料，據稱這份文件在當時被列爲“機密”，於是，曲煒亦于同月被捕，而這份文件由於高、李、曲三人的被捕，亦未能流出。
該案的結局是，曲煒以間諜罪獲刑十三年，高瞻以間諜罪獲刑十年，隨即獲准保外就醫，驅逐離境。李少民、高瞻被大陸警方監禁約五個多月，均於當年七月獲釋返美。由於民運人士均居海外，臺灣軍情局與民運長年合作，鮮少傳出“失事”案例，此案堪稱首回。
王炳章被臺灣出賣，遭大陸“綁架”
最早與臺灣軍情局合作的海外民運人士王炳章，2002年7月就遭大陸警方監視，同年12月被正式逮捕。臺灣情報界不少人認為，王炳章是在越南邊境遭大陸警方綁架抓走的。2003年2月，王炳章在深圳受審，以間諜罪獲無期徒刑。
根據大陸司法當局公佈的刑事判決書，王炳章搜集的情報內容包括“中越邊境自衛還擊作戰戰例選編”等機密文件。王炳章被捕的過程，相當戲劇化。據臺灣情報界知情人士稱，按照大陸警方的說法，王炳章因涉及一件綁架案，在廣西邊境的一座小廟躲藏，被人發現並意外遭捕；但臺灣軍情局內部沒人相信這個說法，傾向於認為是大陸警方掌握了王炳章的行蹤，直接派人到越南邊境將其綁架到廣西，然後由大陸國安單位順理成章地抓人。另有知情人士透露，王炳章的被捕，實際上是被臺灣情治單位有意出賣給大陸的。
1998年1月，王炳章化名“樓開文”，自廣東珠海潛入大陸活動，並安全出境。王炳章被捕前，曾托人帶信到臺灣，要求臺灣軍情局或國安局向其資助情報經費。不過，當時臺灣軍情局對大陸的情報工作重點，已調整為預警情報優先，對所謂“兵運”或“恐怖活動”，興趣不大。據知情人士透露，臺灣軍情局怕王炳章事件引火燒身，成為大陸攻打臺灣的藉口，壞了大事，就向大陸當局做了一個“順水人情”；這樣也一勞永逸地省去一大把麻煩。
楊建利被林保華出賣被捕
楊建利，44歲，山東臨沂人，哈佛大學政治學博士；美國“二十一世紀中國基金會”主席，曾因間諜罪被判刑五年。出獄後，獨自成立“公民行動”組織。現居美國波士頓。楊建利長期領取臺灣情治單位的經費和津貼，並經常赴臺北述職，這在海外民運圈內早已不是秘聞。
2002年，楊建利接受臺灣當局的任務，潛入大陸東北地區，暗中收集大慶工潮以及油田防空部署等情報，並資助遼寧工運。因其冒用他人假護照，並且訓練有素，因此一路上未被大陸有關當局察覺，任務完成後順利抵達雲南邊界準備離境，基本接近大功告成。
當時，正值時任中國國際副主席的胡錦濤訪美前夕，陳水扁當局急需製造一、兩宗“大陸踐踏人權”的新聞事件，來幹擾胡錦濤訪美的政治氣氛。於是決定在楊建利離境前夕，由林保華故意暴露楊建利的行蹤，讓大陸當局抓捕楊建利。林保華曾撰文指稱，他在楊建利即將離開大陸前，明明知道海外電話會被大陸國安部門監聽，卻不斷從美國打電話到楊下榻的賓館，故意讓大陸國安部門注意到楊建利的行蹤。
《北京之春》雜誌社與“民運聯席會議”在楊建利被捕後不到兩小時，即向美國媒體發出新聞稿，聲稱“著名異議人士”楊建利因“考察大慶工運”而在大陸被捕。此舉正好給大陸當局彈壓大慶等地工潮以藉口，指認工潮背後有“黑手”，即“境外敵對勢力”，而非所謂油田下崗工人為爭取生存權益而發生衝突的治安事件。這樣一來，海外民運便也終於撈到了一點表功領賞的資本。真可謂各得其所，兩全其美。但是，這份新聞稿在楊建利被捕後不到兩小時就發不出來，卻從一個側面證明了海外民運與臺灣當局之間的密切合作。
順便提一句，當時抗議胡錦濤訪美的示威隊伍僅剩藏獨組織和法輪功兩家，海外民運再度缺席，原因不外乎臺灣“國安秘件曝光”後，臺灣情治單位經費大幅縮水，且面臨人事調動，自顧不暇。多年前，臺灣出錢讓海外民運在紐約抗議李鵬訪美，因半數以上經費被林保華等人在法拉盛“都一處”酒館酒足飯飽後私分了，結果導致實際參加示威的民運人士寥寥無幾，令當時的臺灣陸委會主管人丟了面子。有鑒於此，這次林保華索性叫民運組織不要再去公眾場合出洋相了，只要炒作好楊建利事件，就算可以交差了。
陳水扁接見民運人士，隱密間諜浮出水面
2006年4月，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訪美。陳水扁當局對胡錦濤此次訪美極爲焦慮，時任陸委會主任委員吳釗燮曾向臺灣媒體表示，“儘管我們收集的情報顯示布希不會和胡錦濤一起發佈聯合聲明批評臺灣當局，但當局仍然非常焦慮”。4月18日，臺灣當局還曾力勸華盛頓不要在胡錦濤訪美期間不要批評“有獨立傾向”的陳水扁。時任臺灣駐美代表的李大維也證實，臺灣駐美人員已受命高度戒備，密切注意胡錦濤訪美的動向。
4月20日，當時的美國總統布希在華盛頓會見胡錦濤。台灣當局為了幹擾國際輿論對此次中美兩國首腦峰會的關注，推行“去中國化”政策，於是特意安排他們鐘意的“中國民運人士”抵達台灣，接受陳水扁的召見，並授意台灣媒體進行現場采訪。
據悉，當時被陳水扁欽點召見的“中國民運人士”有阮銘、林保華（化名淩鋒）、楊月清、曹長青、胡平、王策等人。這就暴露出他們在海外支持台獨、藏獨，以及監視和控制海外民運的間諜身份。盡管當時陳水扁向記者介紹說，訪賓都是“異議分子”，也是他所崇敬的“政治良心犯”，但是，其中衹有王策一人真正有過在中國被判刑和囚禁的經歷，勉強稱得上“政治良心犯”（1998年，持西班牙護照的王策受台灣情治單位派遣潛入浙江省，企圖控制大陸異議人士所組建的“中國民主黨”，結果被判刑五年，後提前釋放）。
林保華（淩鋒）因受到陳水扁的親自召見而激動萬分，他熱淚盈眶地向記者表示，對他而言，世界上“任何自由民主的地方”都可以是他的“祖國”，所以他准備“把自己的晚年獻給台灣，希望能為台灣做一些事”。林保華還呼籲陳水扁帶領“執政團隊”明快地解決當時台灣政局的紛擾（即肅清島內反獨呼聲），並指出衹有堅持“台灣的主權地位”，才能堅持“台灣的民主自由”。
時任陳水扁總統府國策顧問的阮銘，則當面向陳水扁提議，台灣應制定一部“政治庇護法”，收留從大陸投奔來台的“中國民運人士”。阮銘還強調，台灣應聯合全世界的“自由力量”，“不讓專制的中國來吞併台灣”。這位阮銘，曾在中共中央宣傳部、中央黨校任職，後流亡美國，曾指使《北京之春》、中國人權等組織對著名民運人士鮑戈展開圍剿，是臺灣情治單位控制海外民運的幹將，阮銘曾先後在共產黨、國民黨、民進黨混過，被人稱為“戲路廣，適演角色多”的投機分子。
曹長青則向陳水扁提出三點看法：第一，“中國不可信”；第二，“中國不可躲”；第三，“中國不可怕”。他聲稱，中國目前正採取“以經促政”的統戰策略，想把台灣納入其“獨裁政體”，因此，他支持陳水扁嚴控兩岸的經貿往來，以免讓中國“掏空台灣的經濟”。
隸屬台灣軍情局的《北京之春》雜志主編胡平，則向陳水扁匯報了自己的觀察和憂慮。他說，未來中國要麼政治連同經濟一起崩潰，要麼就會發展成為“更為龐大的怪獸”，這樣“對人類文明的發展恐是一大危機”。其言外之意是，為了不讓中國成為“人類文明”的“危機”，就必須得讓“龐大的怪獸”中國徹底崩潰。
王策這時也趕緊表示，他非常贊同陳水扁此前接受法國《費加羅報》訪問時提出的五點主張，包括“中國不再打壓台灣”、“中國公開宣示放棄對台動武的企圖和准備”、“中國撤除對台所部署的全部飛彈”、“中國取消反分裂法”、“衹要中國一日不實現民主，兩岸就沒有談判的空間”等等。
在接見的最後，陳水扁做了總結性的發言，他說，昨日的蘇聯或許就是明日的中國；鑑於蘇聯已經解體，中國難免也將步其後塵。陳水扁大聲強調說，從“公投”到“終統”，他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民主，也就是要讓台灣不能衹有“終極統一”的唯一選項。這也再一次暴露了陳水扁以“民主”作幌子，妄圖實現“終極分裂”的夢想。
當時，許多身居海外的大陸民運人士從台灣電視節目中看到這幕醜劇之後，都感到非常氣憤，紛紛指出，林保華、曹長青、胡平、阮銘、王策、楊月清根本不能代表“中國民運”，他們其實是台灣間諜。還有一些民運人士指出，上述幾個人此次去台灣的真正目的，是為了配合陳水扁打所謂的“民主牌”，從而向陳水扁討賞錢。
有民運人士指出，王策當年贈給浙江民運人士王有才的一千美元根本就是作秀，非但幫不了國內民運什麼忙，還給大陸當局全面鎮壓中國民主黨提供了藉口。還有民運人士指出，胡平、阮銘等人詆毀王炳章，挑起海外民運內鬥，他們是民運的罪人。知情的民運人士指稱，“文革”造反派出身的阮銘一貫多變，不是極左就是極右，如今又變成“急獨”；阮銘的個人品行也十分卑劣，曾猥褻六四學生領袖柴玲，強奸未遂；還組織他人對反台獨的民運人士鮑戈進行圍攻，充當民進黨的打手。
另外一些民運人士還指出，林保華的老婆楊月清平日裏驕橫跋扈，對海外民運罵個不休；據知情的民運人士透露，楊月清還誘惑民運人士趙品潞為其提供性服務。民運大老魏京生則指出，曹長青、林保華在民運人士面前向來自稱“不是民運人士”，還動輒“譴責”民運人士，但是他們每次去台灣，卻都大吹自己就是“中國民運人士”，以謀取台灣當局資助的經費。
陳水扁私吞臺灣海外民運經費
然而，這些所謂民運人士在陳水扁面前搖尾乞憐之際，可能萬萬不會想到臺灣以“國務機要費”名義發給他們的賞錢，已被陳水扁背後裏“黑吃黑”。
2008年，陳水扁被收押後，特偵組查出臺灣給“海外民運”編列的經費，竟也被陳水扁等人私吞。臺灣媒體報導，以“國務費”中的“機密費”資助海外民運人士（王丹）案，過程涉及核銷不實，甚至懷疑有部分資金交由扁家大帳房陳鎮慧經手挪於私用。
臺灣特偵組深入調查“國務機密費”核銷過程的偵察中，發現當年高檢署查黑中心調查認定屬於機密外交的“資助海外民運人士案”，其核銷過程疑涉不法弊端，認為有重新調查的必要。據臺灣高檢署查黑中心調查，陳水扁當年提出的六大“機密外交”中，“資助海外民運人士”共有兩次給付，都是付給同一人（王丹），金額約六百六十多萬新台幣，皆由陳水扁的親信馬永成所指示，由“國務機要費”中的“機密費”中支出。
特偵組依據領據核銷及相關證人資料，發現用來資助海外民運人士的六百六十多萬元並非全部匯出，有部分（三百三十萬新臺幣）資金事後交由扁家大帳房陳鎮慧經手處理，流向不明，當年核銷過程疑點重重，懷疑其間有人謀不臧弊端。
現在，扁家貪腐弊案的審理正在進行中，這些“黑吃黑”的貪腐情事正在一步步趨向水落石出，相信案件總會有真相大白的一天，到那時，當年海外民運與臺灣情治單位的關係亦有可能會水落石出。不知道這樣的真相會否給已經式微的海外民運施以再度的重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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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著者：武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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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與民運合作卅年簡史
1982年11月，大陸派往加拿大的公費留學生王炳章在美國紐約發起“中國之春”運動，並創立政論性雜誌《中國之春》。臺灣軍情局當即派員與王炳章直接聯絡，王也派寧嘉晨去臺灣洽商合作。這成為臺灣與海外民運“合作關係”的開始。
當時，臺灣軍情局經國安局核定後，決定以政府名義與“中國之春”秘密合作。1983年，臺灣軍情局派翁衍慶上校（後晉升至中將，並於副局長任內退休），化名“翁遠書”，赴美擔任聯絡指導。當時，翁衍慶在臺灣軍情局内部的職務是軍情局駐美東工作組長，對外的公開身份則是“君平公司”負責人。
1982年到1985年，是臺灣軍情局與海外民運合作的第一階段，主要接觸對象是王炳章。臺灣軍情局每年提供大約五十萬美元活動經費，匯給王炳章虛設的“貫中公司”，另外付給王炳章每月一千美元的個人津貼。這個階段的專案代號稱為“移山專案”，臺灣軍情局借用“愚公移山”故事，自比“愚公”，希望能藉海外民運人士之力“移山”，撼動中國大陸內部的社會制度。
台灣軍情局歷時二十餘年，與從大陸出走海外的民運人士接觸、聯絡及合作，前後分別歷經“移山專案”、“文正專案”、“崑崙專案”、“致廣專案”和“致遠專案”等四個階段，剛好也代表了海外民運人士的興起、轉移、發展與沒落的四個時期。
1984年到1989年，是臺灣軍情局與海外民運合作的第二階段。1984年10月，發生了“江南案”，臺灣軍情局駐美情報員奉命撤離。經國安會、國安局與國民黨文工會商議，並報請當時臺灣的總統蔣經國核定，自1985年12月起，與海外民運的合作轉為文工會接辦。當時的文工會主任是宋楚瑜；由於實際工作仍由軍情局負責，故翁衍慶借調文工會，但仍具軍職身份。
1986年5月，FBI約談翁衍慶，指明其身份為臺灣軍情局駐美代表，希望翁能與美國方面秘密合作，翁未允諾，於是，被迫在兩周後離美返台。翁衍慶返台後，王炳章趁機坐大，還有意在台灣組黨，由於當時還處臺灣的“戒嚴”時期，人民不能自由組建黨團。爲了阻遏王炳章的這種“野心”，於是，軍情局停止與其合作，切斷經費資助，並運作與“民聯”合作，阻止王炳章勢力的進一步發展。
1988年，為防止民運失控，臺灣軍情局命令胡平“做掉”王炳章。這是海外民運的第一次分裂，胡平由此取代了王炳章。同年8月，胡平派林樵清到臺灣與軍情局洽商，軍情局旋即恢復了已停止一年的對海外民運的經費援助。
1990年至1993年，是臺灣軍情局與海外民運合作的第三階段。1989年，六四事件發生後，臺灣軍情局主動與胡平建立“策聯”，並在大陸展開積極活動。期間，大陸逮捕了十名台灣軍情局的間諜，這些人均獲刑八到十年。
1999年6月，于大海取代胡平擔任民聯主席，臺灣軍情局順勢停止資助民聯，僅經援《北京之春》雜誌。這是臺灣軍情局第二度中止資助民運的經費。
從1994年到2000年，則是臺灣軍情局與海外民運合作的第四階段。這個階段，大陸當局有計劃地切斷海外民運人士的聯絡管道，並且釋放魏京生、王軍濤、王希哲等人。這些人到達海外後，讓民運派系變得更加複雜，於是臺灣軍情局也不可避免地攪進了海外民運的“戰國時代”。
1996年，大陸試射導彈，台海危機爆發。臺灣軍情局的任務改爲以軍事預警情報為重，並大量派遣情報員登陸。至此，海外民運人士的角色越來越邊緣化，終至沒落。2000年，民進黨執政後，臺灣軍情局大幅削減民運經費，僅存少數的個案合作。
王丹承認接受臺灣經費
目前，仍在接受臺灣資助的民運人士中，王丹就包括在內。幾年前，曾有記者在美國加州的一個公開場合以此問題質詢王丹，當時王丹堅決否認“拿了臺灣當局的錢”，還信誓旦旦地說，“不信可以查我的銀行帳號了”。如果陳水扁的貪腐弊案沒有爆發，王丹的“誓言”也許永遠不會漏底，某些彌天大謊也許永遠不會被揭穿。
後來，王丹接受媒體訪問時，間接表示收過數筆來自“臺灣友人”的捐款。有媒體更直接指出，王丹所收受的20萬美金，是來自臺灣的陳水扁當局。面對這樣的報導，王丹在臺灣東森電視臺的訪問中，鄭重否認他知道捐款的來源是來自陳水扁的“國務機要費”。
但陳水扁忽然自身不保了，“國務機要費”裏終於露出王丹的名字。在推脫了一陣子之後，王丹終於公開承認他拿了那20萬美元。
2006年3月8日，民進党特意安排王丹、胡平以“外國友好人士”的身份到臺灣立法院演講，為此前不久陳水扁終止“國統綱領”，亦即“廢統”，站臺鼓氣，抗衡外界反對聲浪，激勵島內台獨士氣。
王丹和胡平分別是《北京之春》雜志社的現任社長和主編，據臺灣《自由時報》披露，《北京之春》每年負責為臺灣軍情局收集250件情報，為此臺灣軍情局專門設立“二王專案”和“文正專案”，資助王丹、胡平分管的間諜網路。
眾所周知，王丹每月都要定期進出臺灣。當時記者也爆出他“計畫之中的臺灣之行”不受影響。人們有理由懷疑：他是否因救駕有功，去臺灣領取更多的獎賞去了？
王丹當時曾經辯稱，其實資助海外民運人士的資金來源本來就很多，但是只要沒有特別的政治目的，他們也都不會去詢問捐款的資金來源。
台諜李少民、高瞻在大陸竊密被捕案
2001年2月，在臺灣軍情局與海外民運合作蕩到低點，並大砍援助經費之際，大陸警方開始動手抓人，逮捕涉嫌“從事間諜活動”的外籍學者與民運人士，李少民與高瞻案件就是在這時發生的。面對大陸警方的“台諜”指控，李少民與高瞻均極力否認，僅承認接受臺灣“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大同盟”經費贊助，單純從事與兩岸有關的研究活動，而臺灣軍情局則對此事件保持緘默。
李少民與高瞻案，引起美國高度關注，包括當時的布希總統與國務卿鮑威爾，都公開對中共喊話。事實則是，李少民曾與臺灣軍情局“接觸”，高瞻則不曾與臺灣的情報人員碰過頭。李少民與臺灣軍情局接觸的時間極早，中間介紹人是當時“中國之春”雜誌社社長王炳章。1989年六四事件後，在王炳章安排下，六月底，李少民飛到泰國曼谷，與臺灣軍情局情報員曹某某見面。
大陸警方是在2000年底盯上此案的。2001年2月11日，赴大陸探親的高瞻從北京返美時遭逮捕；而具有美國公民身份的李少民，則在同月25日由香港進入大陸時遭拘禁。至於交給李、高文件的曲煒，時任大陸“全國臺灣同胞聯誼會”宣傳部副部長。曲煒在2000年隨團訪台時，曾經脫隊“失蹤”過，傳聞他曾與臺灣情治單位“接觸”，並接受新臺幣十萬元的見面禮。曲煒交給高瞻的機密文件中包括當時大陸國台辦新任副主任周明偉的一份內部講話資料，據稱這份文件在當時被列爲“機密”，於是，曲煒亦于同月被捕，而這份文件由於高、李、曲三人的被捕，亦未能流出。
該案的結局是，曲煒以間諜罪獲刑十三年，高瞻以間諜罪獲刑十年，隨即獲准保外就醫，驅逐離境。李少民、高瞻被大陸警方監禁約五個多月，均於當年七月獲釋返美。由於民運人士均居海外，臺灣軍情局與民運長年合作，鮮少傳出“失事”案例，此案堪稱首回。
王炳章被臺灣出賣，遭大陸“綁架”
最早與臺灣軍情局合作的海外民運人士王炳章，2002年7月就遭大陸警方監視，同年12月被正式逮捕。臺灣情報界不少人認為，王炳章是在越南邊境遭大陸警方綁架抓走的。2003年2月，王炳章在深圳受審，以間諜罪獲無期徒刑。
根據大陸司法當局公佈的刑事判決書，王炳章搜集的情報內容包括“中越邊境自衛還擊作戰戰例選編”等機密文件。王炳章被捕的過程，相當戲劇化。據臺灣情報界知情人士稱，按照大陸警方的說法，王炳章因涉及一件綁架案，在廣西邊境的一座小廟躲藏，被人發現並意外遭捕；但臺灣軍情局內部沒人相信這個說法，傾向於認為是大陸警方掌握了王炳章的行蹤，直接派人到越南邊境將其綁架到廣西，然後由大陸國安單位順理成章地抓人。另有知情人士透露，王炳章的被捕，實際上是被臺灣情治單位有意出賣給大陸的。
1998年1月，王炳章化名“樓開文”，自廣東珠海潛入大陸活動，並安全出境。王炳章被捕前，曾托人帶信到臺灣，要求臺灣軍情局或國安局向其資助情報經費。不過，當時臺灣軍情局對大陸的情報工作重點，已調整為預警情報優先，對所謂“兵運”或“恐怖活動”，興趣不大。據知情人士透露，臺灣軍情局怕王炳章事件引火燒身，成為大陸攻打臺灣的藉口，壞了大事，就向大陸當局做了一個“順水人情”；這樣也一勞永逸地省去一大把麻煩。
楊建利被林保華出賣被捕
楊建利，44歲，山東臨沂人，哈佛大學政治學博士；美國“二十一世紀中國基金會”主席，曾因間諜罪被判刑五年。出獄後，獨自成立“公民行動”組織。現居美國波士頓。楊建利長期領取臺灣情治單位的經費和津貼，並經常赴臺北述職，這在海外民運圈內早已不是秘聞。
2002年，楊建利接受臺灣當局的任務，潛入大陸東北地區，暗中收集大慶工潮以及油田防空部署等情報，並資助遼寧工運。因其冒用他人假護照，並且訓練有素，因此一路上未被大陸有關當局察覺，任務完成後順利抵達雲南邊界準備離境，基本接近大功告成。
當時，正值時任中國國際副主席的胡錦濤訪美前夕，陳水扁當局急需製造一、兩宗“大陸踐踏人權”的新聞事件，來幹擾胡錦濤訪美的政治氣氛。於是決定在楊建利離境前夕，由林保華故意暴露楊建利的行蹤，讓大陸當局抓捕楊建利。林保華曾撰文指稱，他在楊建利即將離開大陸前，明明知道海外電話會被大陸國安部門監聽，卻不斷從美國打電話到楊下榻的賓館，故意讓大陸國安部門注意到楊建利的行蹤。
《北京之春》雜誌社與“民運聯席會議”在楊建利被捕後不到兩小時，即向美國媒體發出新聞稿，聲稱“著名異議人士”楊建利因“考察大慶工運”而在大陸被捕。此舉正好給大陸當局彈壓大慶等地工潮以藉口，指認工潮背後有“黑手”，即“境外敵對勢力”，而非所謂油田下崗工人為爭取生存權益而發生衝突的治安事件。這樣一來，海外民運便也終於撈到了一點表功領賞的資本。真可謂各得其所，兩全其美。但是，這份新聞稿在楊建利被捕後不到兩小時就發不出來，卻從一個側面證明了海外民運與臺灣當局之間的密切合作。
順便提一句，當時抗議胡錦濤訪美的示威隊伍僅剩藏獨組織和法輪功兩家，海外民運再度缺席，原因不外乎臺灣“國安秘件曝光”後，臺灣情治單位經費大幅縮水，且面臨人事調動，自顧不暇。多年前，臺灣出錢讓海外民運在紐約抗議李鵬訪美，因半數以上經費被林保華等人在法拉盛“都一處”酒館酒足飯飽後私分了，結果導致實際參加示威的民運人士寥寥無幾，令當時的臺灣陸委會主管人丟了面子。有鑒於此，這次林保華索性叫民運組織不要再去公眾場合出洋相了，只要炒作好楊建利事件，就算可以交差了。
陳水扁接見民運人士，隱密間諜浮出水面
2006年4月，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訪美。陳水扁當局對胡錦濤此次訪美極爲焦慮，時任陸委會主任委員吳釗燮曾向臺灣媒體表示，“儘管我們收集的情報顯示布希不會和胡錦濤一起發佈聯合聲明批評臺灣當局，但當局仍然非常焦慮”。4月18日，臺灣當局還曾力勸華盛頓不要在胡錦濤訪美期間不要批評“有獨立傾向”的陳水扁。時任臺灣駐美代表的李大維也證實，臺灣駐美人員已受命高度戒備，密切注意胡錦濤訪美的動向。
4月20日，當時的美國總統布希在華盛頓會見胡錦濤。台灣當局為了幹擾國際輿論對此次中美兩國首腦峰會的關注，推行“去中國化”政策，於是特意安排他們鐘意的“中國民運人士”抵達台灣，接受陳水扁的召見，並授意台灣媒體進行現場采訪。
據悉，當時被陳水扁欽點召見的“中國民運人士”有阮銘、林保華（化名淩鋒）、楊月清、曹長青、胡平、王策等人。這就暴露出他們在海外支持台獨、藏獨，以及監視和控制海外民運的間諜身份。盡管當時陳水扁向記者介紹說，訪賓都是“異議分子”，也是他所崇敬的“政治良心犯”，但是，其中衹有王策一人真正有過在中國被判刑和囚禁的經歷，勉強稱得上“政治良心犯”（1998年，持西班牙護照的王策受台灣情治單位派遣潛入浙江省，企圖控制大陸異議人士所組建的“中國民主黨”，結果被判刑五年，後提前釋放）。
林保華（淩鋒）因受到陳水扁的親自召見而激動萬分，他熱淚盈眶地向記者表示，對他而言，世界上“任何自由民主的地方”都可以是他的“祖國”，所以他准備“把自己的晚年獻給台灣，希望能為台灣做一些事”。林保華還呼籲陳水扁帶領“執政團隊”明快地解決當時台灣政局的紛擾（即肅清島內反獨呼聲），並指出衹有堅持“台灣的主權地位”，才能堅持“台灣的民主自由”。
時任陳水扁總統府國策顧問的阮銘，則當面向陳水扁提議，台灣應制定一部“政治庇護法”，收留從大陸投奔來台的“中國民運人士”。阮銘還強調，台灣應聯合全世界的“自由力量”，“不讓專制的中國來吞併台灣”。這位阮銘，曾在中共中央宣傳部、中央黨校任職，後流亡美國，曾指使《北京之春》、中國人權等組織對著名民運人士鮑戈展開圍剿，是臺灣情治單位控制海外民運的幹將，阮銘曾先後在共產黨、國民黨、民進黨混過，被人稱為“戲路廣，適演角色多”的投機分子。
曹長青則向陳水扁提出三點看法：第一，“中國不可信”；第二，“中國不可躲”；第三，“中國不可怕”。他聲稱，中國目前正採取“以經促政”的統戰策略，想把台灣納入其“獨裁政體”，因此，他支持陳水扁嚴控兩岸的經貿往來，以免讓中國“掏空台灣的經濟”。
隸屬台灣軍情局的《北京之春》雜志主編胡平，則向陳水扁匯報了自己的觀察和憂慮。他說，未來中國要麼政治連同經濟一起崩潰，要麼就會發展成為“更為龐大的怪獸”，這樣“對人類文明的發展恐是一大危機”。其言外之意是，為了不讓中國成為“人類文明”的“危機”，就必須得讓“龐大的怪獸”中國徹底崩潰。
王策這時也趕緊表示，他非常贊同陳水扁此前接受法國《費加羅報》訪問時提出的五點主張，包括“中國不再打壓台灣”、“中國公開宣示放棄對台動武的企圖和准備”、“中國撤除對台所部署的全部飛彈”、“中國取消反分裂法”、“衹要中國一日不實現民主，兩岸就沒有談判的空間”等等。
在接見的最後，陳水扁做了總結性的發言，他說，昨日的蘇聯或許就是明日的中國；鑑於蘇聯已經解體，中國難免也將步其後塵。陳水扁大聲強調說，從“公投”到“終統”，他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民主，也就是要讓台灣不能衹有“終極統一”的唯一選項。這也再一次暴露了陳水扁以“民主”作幌子，妄圖實現“終極分裂”的夢想。
當時，許多身居海外的大陸民運人士從台灣電視節目中看到這幕醜劇之後，都感到非常氣憤，紛紛指出，林保華、曹長青、胡平、阮銘、王策、楊月清根本不能代表“中國民運”，他們其實是台灣間諜。還有一些民運人士指出，上述幾個人此次去台灣的真正目的，是為了配合陳水扁打所謂的“民主牌”，從而向陳水扁討賞錢。
有民運人士指出，王策當年贈給浙江民運人士王有才的一千美元根本就是作秀，非但幫不了國內民運什麼忙，還給大陸當局全面鎮壓中國民主黨提供了藉口。還有民運人士指出，胡平、阮銘等人詆毀王炳章，挑起海外民運內鬥，他們是民運的罪人。知情的民運人士指稱，“文革”造反派出身的阮銘一貫多變，不是極左就是極右，如今又變成“急獨”；阮銘的個人品行也十分卑劣，曾猥褻六四學生領袖柴玲，強奸未遂；還組織他人對反台獨的民運人士鮑戈進行圍攻，充當民進黨的打手。
另外一些民運人士還指出，林保華的老婆楊月清平日裏驕橫跋扈，對海外民運罵個不休；據知情的民運人士透露，楊月清還誘惑民運人士趙品潞為其提供性服務。民運大老魏京生則指出，曹長青、林保華在民運人士面前向來自稱“不是民運人士”，還動輒“譴責”民運人士，但是他們每次去台灣，卻都大吹自己就是“中國民運人士”，以謀取台灣當局資助的經費。
陳水扁私吞臺灣海外民運經費
然而，這些所謂民運人士在陳水扁面前搖尾乞憐之際，可能萬萬不會想到臺灣以“國務機要費”名義發給他們的賞錢，已被陳水扁背後裏“黑吃黑”。
2008年，陳水扁被收押後，特偵組查出臺灣給“海外民運”編列的經費，竟也被陳水扁等人私吞。臺灣媒體報導，以“國務費”中的“機密費”資助海外民運人士（王丹）案，過程涉及核銷不實，甚至懷疑有部分資金交由扁家大帳房陳鎮慧經手挪於私用。
臺灣特偵組深入調查“國務機密費”核銷過程的偵察中，發現當年高檢署查黑中心調查認定屬於機密外交的“資助海外民運人士案”，其核銷過程疑涉不法弊端，認為有重新調查的必要。據臺灣高檢署查黑中心調查，陳水扁當年提出的六大“機密外交”中，“資助海外民運人士”共有兩次給付，都是付給同一人（王丹），金額約六百六十多萬新台幣，皆由陳水扁的親信馬永成所指示，由“國務機要費”中的“機密費”中支出。
特偵組依據領據核銷及相關證人資料，發現用來資助海外民運人士的六百六十多萬元並非全部匯出，有部分（三百三十萬新臺幣）資金事後交由扁家大帳房陳鎮慧經手處理，流向不明，當年核銷過程疑點重重，懷疑其間有人謀不臧弊端。
現在，扁家貪腐弊案的審理正在進行中，這些“黑吃黑”的貪腐情事正在一步步趨向水落石出，相信案件總會有真相大白的一天，到那時，當年海外民運與臺灣情治單位的關係亦有可能會水落石出。不知道這樣的真相會否給已經式微的海外民運施以再度的重創？
中文畅销书《民運精英大起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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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6月19日星期五
《民運精英大起底》第十四章 民運人士當特工（二）
第十四章 民運人士當特工（二）
秘密文件頻繁曝光
2004年，六四事件十五周年之際，一份秘密文件被媒體曝光，這是《北京之春》雜志社社長王丹及主編胡平寫的一封密信，收信人是時任臺灣民進黨副秘書長的李應元，内容是要求民進黨每年向《北京之春》雜誌社提供10.8萬美金的補助，按每月9000美元的額度付給。
這封信一共四頁，全文為簡體字。從第一頁上方印有《北京之春》聯絡電話及網址的格式來看，極像一份傳真文件。向媒體提供這份文件的消息來源表示，這是一份傳真稿。信的台頭為“尊敬的李應元先生”，文末的署名則是“北京之春雜志社王丹社長，胡平主編 23/05/2004 於紐約”。
王丹長期從台灣當局秘密領取巨額經費，自稱給了《北京之春》等組織，但他所提及的民運團體都表示沒有見過這些錢。人們不禁要問：這些錢去了哪裡？
2005年，台灣民主基金會與《北京之春》雜志社簽訂的一份契約書，又被媒體爆料。爆料媒體指消息來源是“知情人士”。在這份名為《財團法人台灣民主基金會補助出版事業契約書》的文件中，甲方是台灣民主基金會，乙方是《北京之春》雜志社，主要内容是甲方在審核同意乙方的出版計劃基礎上，為其提供一年的出版經費共計5 萬美元。
其時，海外民運組織接受台灣當局資助已經不是秘密或者新聞，就連《北京之春》雜志社是由台灣國安局出資設立的内幕，也已經經由媒體爆料而爲人所知。但是，這些消息曝光出來，仍然令人感到訝異。
為錢而支持台獨
1990年代末，台灣李登輝當局取消了對民運的計劃性資金支持，這讓海外民運失去了可靠的財源，如涸轍之鮒。為維持生計，陳水扁當局上臺之後，某些民運人士不擇手段，想方設法向民進黨靠攏，向陳水扁當局伸手要錢。
2004年11月，民運人士秦晉以籌辦“中國民主運動2005年澳洲大會”為由，寫信給當時台灣的總統陳水扁尋求資金支持。為了與陳水扁當局“套近乎”，秦晉開篇就把自己的組織與民進党說成是“完全應該同病相憐，同命相惜”的夥伴，還盛贊民進黨由反對派成為執政黨“業績輝煌”；聲稱民運組織“亟需在新形勢下調整策略，重新集結”；並聲稱“渴望中華民國政府能為中國的民主化進程伸以援手”，幫助民運“在困厄中重新崛起，巧借歷史的機遇挺進中原”。
作為交換，秦晉對陳水扁當局一向關切的台獨立場也有所表態。在信中，秦晉暗示，衹有當“民進黨的政治理念可以得到合情合理的商定”，“兩岸的戰時狀態才會真正結束，中華民國的歸宿才有最終完滿的結果”。
吃人嘴軟，拿人手短，這就是為什麼民運分子自甘淪為台獨工具的原因。據知情人士披露，就連《北京之春》雜誌的編委會成員都須由台灣國安局定案，社長王丹在人事方面的安排也須經過臺灣國安局核准後方可施行。
台獨要求民運從空談轉向實際行動
正如定居美國的獨派大老洪哲勝所說，台灣之所以應該支持民運，就是要“讓大陸忙不過來”，大陸一亂，台灣就有機會實現獨立了。
東歐的“顏色革命”相繼發生以後，為了“把錢花在刀刃上”，當時的台灣陳水扁當局表示，對民運的支持要更加務實，不論錢多錢少都要注重實際效果。據此，他們對民運人士提出要求，要他們借鑑美國非政府組織的運作經驗，從空談民主、單純製造輿論轉向實實在在的行動，把戰場從海外移到中國大陸。
具體來說，陳水扁當局針對民運的做法有四個方面：一是支持民運成立海外“反對黨”，透過政治運作，團結一批有影響力的、對中共不滿的知名人士；二是想辦法把民運活動延伸到中國大陸，並製造中共打壓民主和人權的國際形象，不斷給中共製造麻煩，形成對中共的國際壓力；三是利用民運人士進行情報搜集工作，主要是在大陸留美學生中發展情報組織；四是培養民運分子的台獨意識。
按照這些要求，2005年1 月，王丹等人到美國國家民主研究所瞭解有關如何在中國開展項目的問題。他們提出把工作重點放在炒作中國國內弱勢族群問題上，具體計劃是透過國內調查機構進行調查，同時資助部分學者撰寫報告，製造輿論，以引發民眾對北京政府的反感。這些建議得到了陳水扁當局的認同，臺灣國安局亦表示會全力支持。
臺灣當局對民運的“用防結合”
台灣情治單位與大陸海外民運之間的聯繫，開始於1980年代初。據估計，到民進黨上臺前，台灣軍情局在民運身上的花銷共計500 萬美元。2000年民進黨執政後，放棄了國民黨時期“反攻大陸”的策略，曾一度對海外民運失去興趣。但經過一番評估之後，陳水扁當局認為，這些民運人士還有可資利用之處，於是把“定額補助”的方式改為“逐案審查”，並開始積極拉攏王丹、王軍濤等人，還爲此專門設立了“二王專案”。
除了為台灣搜集情報外，陳水扁當局利用民運做的事情，主要是在輿論方面抨擊大陸，為其台獨助陣。他們企圖透過民運之口，藉由批判“國家主義”、“民族主義”，來淡化大陸民眾的“國家意識”、“民族情結”，在“人權高於主權”的理論基礎上，否定大陸對台灣擁有主權。
但是，陳水扁當局並沒有真正把民運人士當成自己人，在提供資助的同時，也增加了苛刻的條件。以前面提到的台灣民主基金會對《北京之春》雜誌社的資助為例，這個資助協議的前提條件是：“甲方就乙方所提之出版計劃書（包括目標、方法、內容、進度、經費等項目）進行審核後，認為該項出版計劃符合本會補助宗旨，並同意予以補助”。該協議的有效期僅一年，而且對乙方《北京之春》雜志社的要求非常具體，如“乙方必須按計劃執行進度檢送出版刊物……每逾期一日，扣除總經費千分之一違約金”；在雙方發生爭議時，“調解或仲裁之地點為臺北市，第一訴訟管轄法院為臺北地方法院”；等等。
當時的臺灣陳水扁當局雖然口口聲聲要跟民運分享“民主經驗”，但實際上採取的策略是“用防結合”。在他們眼中，民運人士是異類和禍水，要堅決防止其入島，以免引火燒身。民運人士曾提出在台灣建立聯絡據點，結果被台灣當局拒絕。
王希哲、魏京生爭當臺灣特工
1999年末，當時的李登輝當局安排魏京生訪台時，魏京生曾當面向李登輝索要兩百萬美元的資助。此事見諸報端後，正在紐約聯合國大樓前為大陸逮捕中國民主黨主席徐文立等人進行絕食抗議的王希哲，立即發表聲明，公開指責魏京生四處要錢衹是為了滿足其個人的揮霍。魏京生則通過台灣的媒體對王希哲的指責進行反駁，聲稱王希哲背景可疑，因為只有中共才一直破壞他的籌款努力。這種民運人士之間赤裸裸地爭奪資源的事件，屢見不鮮。
其實，王希哲本人在剛到美國後，就宣佈要參加台灣的中國國民黨，並公開表示，拿台灣情報機關的經費理直氣壯，當台灣特工很光榮。但臺灣有關當局在處理王希哲、魏京生“申請入黨”之事時，採取了不同方式。當時的國民党婉拒王希哲的申請，是因為王希哲事先就將此事向新聞界作了公佈，令國民黨為難；而魏京生則能聽取忠告而“審慎為之”，這樣就使問題迎刃而解了。
但是，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同樣，海外民運也決不可能白拿臺灣情治單位的支票。
據媒體爆料，李登輝時代，台灣操縱海外民運的正式機構是中華民國行政院陸委會的對外聯絡處，以及海外工作委員會及僑務委員會，還有中國青年團結會、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大同盟等非官方民間團體。李登輝當局主管這項工作的最高級別的行政官員，是陸委會的兩名副主委林中斌和鄭安國，其經費直接由李登輝的親信之一劉泰英撥發。
2000年9月中旬，臺灣陳水扁當局的陸委會對外聯絡處召集“大陸海外民運工作管理協調會議”，宣佈由當時的海基會副秘書長許惠佑擔任新一屆“民管會”的主席，金堯如、林保華（淩鋒）、王元泰（薛偉）、伍凡、蘇嘉宏任北美地區專員。經過一番內部鬥爭後，海外民運聯席會議主席魏京生和二十一世紀基金會會長楊建利等幾位重量級民運人士，則反而因“事務繁忙，無暇兼職”等原因，僅列入“民管會”的一般成員名單。
臺灣特工操縱民運黨同伐異
當時，臺灣有關當局評估“民管會”是否實現了“主導民運”的一個重要指標是，海外各個民運團體的領導權是否已經掌握在可靠的親台人士手中；如果尚未“達標”，則務必採取行動使局面改觀。
當年，臺灣曾根據密報，認為當時的民聯主席王炳章一貫對臺灣當局陽奉陰違，還私下將臺北撥出的巨額經費另立帳戶，並隱瞞多名民聯國內成員的資料等，由此決定由胡平在民聯代表大會上發動“倒王”，將王炳章開除出局。又如，嚴家其當選民陣主席之後，由於他處事過於迂腐，還自命清高，不願與臺北全面合作，所以臺灣最後決定推萬潤南出來競選主席，將嚴家其拉下馬來。
不過，有時候也會出現民運團體的新任主席抗拒臺灣幹預的情況，對付這種局面，李登輝當局通常會採取分裂團體的手段，另立領導機構，如此一來，民聯、民陣、自民黨、民聯陣、民聯陣-自民黨等民運組織都陷入“雙胞胎”的怪圈之中，不斷的內訌和分裂讓外界恥笑不已。
臺灣陸委會“大陸海外民運工作管理協調會”有一份文件曾指出，海外民運“必須以向國際揭露大陸地區不良的人權記錄為己任，支持台灣、西藏、新疆、內蒙古爭取獨立的正義鬥爭，推動西方民主國家從政治、經濟、軍事、外交等方面形成對中共的有效的壓力，促使其最終走向解體，從而自然解除其日益對台灣所形成的威脅”。
在1999年的年度工作總結報告中，“民管會”高度肯定了當時海外民運的發展狀況，認為當時海外民運的主流團體都能夠“同國府維系緊密的聯系”，並透過加強互訪、簽訂合作協議、共同抗議大陸領導人訪問西方國家等活動，完成了同西藏、新疆、內蒙古要求獨立的海外組織的“合流”。至於談到“民管會”工作的不足之處，報告承認“民管會”當時仍未能將中國民主黨、法輪功納入“主流團體”之列，以及由於投入海外僑社的工作力度過於薄弱，致使許多原先親台的僑社被大陸當局所“統戰”。
領取臺灣經費的標準
據知情的民運人士透露，李登輝時代的臺灣海基會副秘書長許惠佑曾經在向總統府匯報“民管會”的工作情況時特別強調，1999年4月《北京之春》雜志社代表大陸海外民運同“東土耳其斯坦民族中心”簽訂合作協議，此舉標志著民運工作的新起點，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而魏京生、王丹等知名民運人士在歷次活動中，也能“協助國府文宣”，贊同台灣擁有決定是否獨立的自決權，並呼籲美國制裁中共；此外，“海外民運聯席會議”等“主流團體”的領導人們都十分關心2000年3月的台灣大選，表示他們將自覺同宋楚瑜陣營劃清界線，堅定地支持連戰競選總統。有鑑於此，當時臺灣的總統李登輝同意，待大選結束後再增撥二十二萬美元投入海外民運。
另據知情人士透露，截至1999年，以“海外民運工作需要”為由而定期從李登輝當局那裏領取津貼、工資或報銷開支的民運人士，主要有：文權、薛偉、王涵萬、唐柏橋、伍凡、徐邦泰、倪育賢、齊墨、汪岷、林樵清、萬潤南、蔡崇國、黃慈萍、楊建利、莫莉花、謝選駿、魏京生、盛雪、吾爾開希、陳錫錚、徐水良、項小吉、張偉國、王丹、胡安寧、林保華、辛灝年、于金山、胡平、于大海、馬克任、金堯如、曾慧燕、司馬璐、劉泰、張英、陳勁松、高寒、張菁等。
由於台灣島內對於當局資助大陸海外民運一事素來存在爭議，因此當時“民管會”要求上述領取款項的人士務必恪守機密，不准對外作任何宣示。
當時，臺灣情治單位判斷某位民運人士是否“可靠”、是否能夠與之長期合作的依據，主要是來自其安插在海外民運中的情報人員所提供的報告。民運圈內人士對于這類秘密報告的可信度素來存有非議和抱怨，而且這種工作機制有時極易引起那些為爭寵而傾軋的情報人員之間競相向台灣寫“黑函”告狀、互揭陰私的亂象。不過在李登輝當局看來，情報人員的私人操守是一個次要的問題，關鍵是要考量他們能否兢兢業業地工作，為“二千一百萬台灣人的前途”而打拼。至於情報人員貪污若干款項或者玩幾個女人之類的事，李登輝當局則從不計較，只是將這些把柄當做控制他們的緊箍咒。
雖然當時的李登輝當局並不要求所有的民運人士都能夠象魏京生那樣公開宣示“山東也可以獨立”、“澳門的主權一旦回歸中國就會任憑中共宰割”、“美國沒有必要讓中國先於台灣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之類的話，但是，對於那些被認為“有狹隘的國家主義立場”或者“有大中華情結”的民運人士，則已經研判為完全沒有“合作”的餘地。對於這類民運人物，“民管會”認為，盡快讓他們從海外民運的舞臺上消失“未必不是一件好事”。
民運開會拉人湊數
二十多年來，台灣情治單位在資助和控制海外民運方面的經費投入，高達十幾億元新台幣。臺灣的軍情局、國安局、情報局先後派遣和收編間諜、“民幹”、“聘幹”多達七十餘人。時下在海外民運公開場合拋頭露面和幕後串聯的人，幾乎都以領取台灣情治單位的活動經費或項目津貼為主要的經濟來源。凡與台灣當局沒有合作關系的民運人士，不是被硬排擠出民運界，就是自行脫離，極少數自立門戶者則遭到敵視。
時下在北美、歐洲、澳洲及東南亞等地時常參加海外民運組織的各種活動的人，總數不足百人，其中，原來參加過大陸國内民主運動者還不足三分之一，僅僅成了點綴。為了充實會場，法輪功學員、藏獨人士、台灣特工以及申請政治庇護的偷渡者們，時常充當“臨時演員”。為了避免出現空場的尷尬局面，分散於各大洲、各國的所謂民運人士會不遠萬里趕來赴會，機票和食宿都由台灣情治單位提供報銷，權當作出國旅遊、購物和會友。
王希哲：民運中95%都是“壞人”
民運人士王希哲曾經對香港《星島日報》的記者說，民運中百分之九十五都是“壞人”。後來，他在詮釋“民運壞人論”時，更進一步指出，民運人士多為社會的邊緣人物，由於他們遭到社會主流的排擠、歧視和壓迫，因而不滿社會，報複社會，有些還是犯罪人物，可以被認為都是“惡人”、“壞人”和“刁民”。王希哲還認為，1989年六四期間北京出現大批主流人物參加民運的情況，是因為那時社會主流人物怕錯過“四五運動”那樣的表演機會，以為民運要成功了才參加進來。但隨著中共的轉型，以及民運前途無望，這批人都相繼離去，使民運隊伍又衹剩下“壞人”，而且“壞人”的比例越來越大。
在王希哲看來，當年大批社會主流人物參與民運帶有某種投機目的，而少數的社會邊緣人物參與民運才合乎常理。但時下海外民運裏面所剩下的那些“壞人”們，又何嘗不是一些投機分子呢？他們不打工、不經商，透過投靠台灣情治單位，也照樣發家致富、購豪宅、包二奶，終日遊手好閒，還可以免費國際旅遊。他們所要做的就是經常性、習慣性地叫嚷幾下“中國很快要崩潰了”、“中國威脅世界和平”、“台灣有權決定獨立”、“幾千萬人已經退黨”等等千篇一律的口號，然後就是編寫幾份經費開支報告發給台灣。
也正是由於這份差事油水太肥，所以才在海外民運中不斷掀起你爭我奪、相互傾軋、彼此詆毀的風波。而能不能拿到經費，完全取決於台灣情治單位對其的信任程度。已經拿到經費的“壞人”，最擔心飯碗被民運人士分走，於是，挑撥離間、拉攏分化、造謠誣蔑的手段無所不用其極。最後，經不住這麼折騰的民運人士就衹好對這夥“壞人”退避三舍了。
陳水扁當局操縱民運的經典模式
2006年5月14日至19日，被稱作“首屆全球支持中國和亞洲民主化大會”的海外民運大會在德國柏林召開，台灣民主基金會、民陣、柏林歐洲研究會、人權無疆界等組織共同舉辦了這次會議。當時的台灣駐德代表謝志偉，陳水扁總統府的國策顧問阮銘和金恆煒，台灣世盟總會長饒穎奇，台灣民主基金會代表董立文和Kay Moller，日本國會議員、前法務部次長牧野聖修，香港立法會議員、“長毛”梁國雄，歐洲法輪大法協會主席吳曼揚，民陣主席費良勇，人權無疆界組織主席Willy Fautre，以及澳洲參議員Victor Perton、Michael Danby和Bob Brown等人到會，並作了發言。
雖然組織者聲稱，“這次大會將深入探討專制制度不能解決的重大社會問題，和平演變進程、維權運動、海內外民運的分工合作，民運的困境和機遇等”重要問題，然而，在會議議程上他們卻做手腳，淡化這些公開宣稱的議題，而突出呼籲西方國家阻止中國吞併台灣，反對中國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以及譴責所謂中國摘取法輪功學員器官等內容。大會拿出早就準備好的決議，讓人代讀一遍，而且根本“不允許討論”就通過了。這次會議是當時的陳水扁當局操縱海外民運的一個經典模式。
組織者更在會議結束之後的兩個星期，未與與會各方商量，突然以“民運柏林大會”的名義，發表了一份極具爭議性的宣言，聲稱“在兩岸關系上，我們堅持三個原則：人權至上、和平至上、人民的福祉至上。同時，我們認為歐盟賣武器給中共，會加劇兩岸戰爭危機。中共購買先進武器的最大可能性就是發動台海戰爭。如果中共用武力攻下臺灣，就是專制戰勝民主，野蠻戰勝文明，落後戰勝先進。所以，我們堅決反對歐盟解除對華武器禁運。”
這份宣言在互聯網上出現後，立刻遭到人們的批評。2006年6月15日，民陣澳洲理事黃濟人撰文指出，近年來中國國內的政治環境有了很大變化，“維權運動”有燎原之勢，海外民運還沒有針對這種變化有組織地進行相應的討論，“民運柏林大會”卻把主要議題限定在台海領域，不能不說是一種遺憾。
黃濟人一針見血地指出，“為什麼會如此？根本原因是‘民陣’中的個別人為了迎合台灣民進黨的需求。‘人權高於主權’的潛台詞在這個特定環境裏其實就是台獨的合理性。同樣，在‘宣言’中強調反對歐盟對華武器解禁也順理成章了。這個現象在去年的澳洲大會上也出現過。” 他痛心疾首地說，“如果運用自己所掌握的海外民運組織的資源，利用民運組織決策機制的不健全，將支持台獨的個人立場塞入海外民運的政治理念，最終可能是挖掉了中國海外民運的生存土壤。成就個人名利，卻丟棄海外民運的核心價值，何其忍哉？”
黃濟人在文章中質問會議組織者：“凡是中共反對的我們就應該擁護嗎？這種簡單的思維，相信沒有人會認同。但是事實上一些現象表明，這種思維方式卻依然存在。專制的中共反對台獨，並不意味著民主政治力量就應該支持台獨。中共抓了一個小偷，我們當然不能因此而賦予這個小偷以‘政治小偷’的榮譽。同樣，賴昌星也不能因為是中共政府通緝的走私集團首腦的嫌疑人，而可以成為‘政治走私犯’。同樣的邏輯，我們不能因為中共在台海問題上堅持主權而因此偏激地踐踏國家主權。”
無獨有偶，陳水扁當局操縱海外民運的這個經典模式在2007年海外民運的布魯塞爾大會上再一次出現。
2007年5月14至16日在歐盟總部所在地布魯塞爾舉行的這次大會延續了2006年柏林大會的名稱，稱作“第二屆全球支持中國和亞洲民主化大會”；由全球支援中國和亞洲民主化論壇、民陣、柏林歐洲研究會、人權無疆界、國際人權組織、臺灣民主基金會共同主辦，並由民聯、記者無疆界、民聯陣、中國民主黨海外流亡總部、中國社會民主黨、中國民主黨協調服務平臺（海外）、民聯陣-自民党、全美中國學生學者自治聯合會、全德中國學生學者聯合會等組織共同協辦。
布魯塞爾大會發佈的公告稱，“2007年全球支持中國和亞洲民主運動布魯塞爾大會是柏林大會的繼續。繼續搭建一個國際的民主論壇，廣泛邀請歐洲、北美洲、澳洲和亞洲民主國家和地區的政界人士、人權專家、學者等；中國大陸、越南、北朝鮮、緬甸、老撾、新加坡等專制國家的異議人士；中國各海外民運團體、宗教信仰團體、新聞媒體以及僑團組織的代表，聚首一堂，交流資訊，介紹經驗，探索方略，共商國事，有計劃、有步驟地推動中國和亞洲的民主化，結束中國的專制制度，走和平發展，富裕繁榮和諧的康莊大道。大會將再次成為海外民主運動的一團火焰，在歐洲自由的土地上燃燒，它的火光和火種將給中國大陸的民主進程再添一份熱力和生機”。
然而，據知情人士透露，2007年的布魯塞爾大會實際上是由臺灣民主基金會資助，而且這次資助附加了苛刻的條件，即：大會必須邀請美國、歐洲、日本、澳洲的政界人士參加。爲什麽要附加這個條件呢？實際上陳水扁當局關切的不是海外民運，而是企圖利用這次大會的機會，由臺灣的參會代表與出席會議的各國政界人士“拉關係”，進行“民間外交”，希圖以此拓展臺灣日益逼仄的“外交空間”。
布魯塞爾大會對外公開的四個主要議題是：1、新聞自由和信仰自由；2、依法治國和維權運動；3、亞洲民主化與區域安全；4、北京奧運與中國民運。但這些議題如同2006年柏林大會的議題一樣，都是形同虛設，都被偷梁換柱，圍繞著臺灣的外交和臺灣獨立大做文章。因此，布魯塞爾大會不過是陳水扁當局操縱海外民運的經典模式的重演。
近年來，海外民運加強與台獨、藏獨、疆獨合作的主要理由是，“凡是中國反對的我們就支持”。例如，中國要抓遠華案走私犯賴昌星，阮銘、魏京生、盛雪等人就跑到加拿大法庭為其辯護，把賴昌星稱爲與劉少奇、“四人幫”一樣的“政治犯”；中國譴責李登輝的“兩國論”，魏京生、盛雪等人就跑到台灣向李登輝說“山東也可以獨立”；中國反對陳水扁廢除“國統綱領”，王丹、胡平等人就跑到台灣說“廢統衹有李肇星不高興”；中國抓了台灣間諜高瞻、李少民、程翔，劉青、吳弘達等人就在美國吹捧他們是“良心犯”和“英雄”。如此極端的邏輯和荒謬言行，讓人不得不對海外民運失去希望，甚而絕望。
中文畅销书《民運精英大起底》
编著者：武闻
澳門南天國際有限公司出版
电子版网址: http://boxun.com/hero/xiaoxiaofengyuqing
秘密文件頻繁曝光
2004年，六四事件十五周年之際，一份秘密文件被媒體曝光，這是《北京之春》雜志社社長王丹及主編胡平寫的一封密信，收信人是時任臺灣民進黨副秘書長的李應元，内容是要求民進黨每年向《北京之春》雜誌社提供10.8萬美金的補助，按每月9000美元的額度付給。
這封信一共四頁，全文為簡體字。從第一頁上方印有《北京之春》聯絡電話及網址的格式來看，極像一份傳真文件。向媒體提供這份文件的消息來源表示，這是一份傳真稿。信的台頭為“尊敬的李應元先生”，文末的署名則是“北京之春雜志社王丹社長，胡平主編 23/05/2004 於紐約”。
王丹長期從台灣當局秘密領取巨額經費，自稱給了《北京之春》等組織，但他所提及的民運團體都表示沒有見過這些錢。人們不禁要問：這些錢去了哪裡？
2005年，台灣民主基金會與《北京之春》雜志社簽訂的一份契約書，又被媒體爆料。爆料媒體指消息來源是“知情人士”。在這份名為《財團法人台灣民主基金會補助出版事業契約書》的文件中，甲方是台灣民主基金會，乙方是《北京之春》雜志社，主要内容是甲方在審核同意乙方的出版計劃基礎上，為其提供一年的出版經費共計5 萬美元。
其時，海外民運組織接受台灣當局資助已經不是秘密或者新聞，就連《北京之春》雜志社是由台灣國安局出資設立的内幕，也已經經由媒體爆料而爲人所知。但是，這些消息曝光出來，仍然令人感到訝異。
為錢而支持台獨
1990年代末，台灣李登輝當局取消了對民運的計劃性資金支持，這讓海外民運失去了可靠的財源，如涸轍之鮒。為維持生計，陳水扁當局上臺之後，某些民運人士不擇手段，想方設法向民進黨靠攏，向陳水扁當局伸手要錢。
2004年11月，民運人士秦晉以籌辦“中國民主運動2005年澳洲大會”為由，寫信給當時台灣的總統陳水扁尋求資金支持。為了與陳水扁當局“套近乎”，秦晉開篇就把自己的組織與民進党說成是“完全應該同病相憐，同命相惜”的夥伴，還盛贊民進黨由反對派成為執政黨“業績輝煌”；聲稱民運組織“亟需在新形勢下調整策略，重新集結”；並聲稱“渴望中華民國政府能為中國的民主化進程伸以援手”，幫助民運“在困厄中重新崛起，巧借歷史的機遇挺進中原”。
作為交換，秦晉對陳水扁當局一向關切的台獨立場也有所表態。在信中，秦晉暗示，衹有當“民進黨的政治理念可以得到合情合理的商定”，“兩岸的戰時狀態才會真正結束，中華民國的歸宿才有最終完滿的結果”。
吃人嘴軟，拿人手短，這就是為什麼民運分子自甘淪為台獨工具的原因。據知情人士披露，就連《北京之春》雜誌的編委會成員都須由台灣國安局定案，社長王丹在人事方面的安排也須經過臺灣國安局核准後方可施行。
台獨要求民運從空談轉向實際行動
正如定居美國的獨派大老洪哲勝所說，台灣之所以應該支持民運，就是要“讓大陸忙不過來”，大陸一亂，台灣就有機會實現獨立了。
東歐的“顏色革命”相繼發生以後，為了“把錢花在刀刃上”，當時的台灣陳水扁當局表示，對民運的支持要更加務實，不論錢多錢少都要注重實際效果。據此，他們對民運人士提出要求，要他們借鑑美國非政府組織的運作經驗，從空談民主、單純製造輿論轉向實實在在的行動，把戰場從海外移到中國大陸。
具體來說，陳水扁當局針對民運的做法有四個方面：一是支持民運成立海外“反對黨”，透過政治運作，團結一批有影響力的、對中共不滿的知名人士；二是想辦法把民運活動延伸到中國大陸，並製造中共打壓民主和人權的國際形象，不斷給中共製造麻煩，形成對中共的國際壓力；三是利用民運人士進行情報搜集工作，主要是在大陸留美學生中發展情報組織；四是培養民運分子的台獨意識。
按照這些要求，2005年1 月，王丹等人到美國國家民主研究所瞭解有關如何在中國開展項目的問題。他們提出把工作重點放在炒作中國國內弱勢族群問題上，具體計劃是透過國內調查機構進行調查，同時資助部分學者撰寫報告，製造輿論，以引發民眾對北京政府的反感。這些建議得到了陳水扁當局的認同，臺灣國安局亦表示會全力支持。
臺灣當局對民運的“用防結合”
台灣情治單位與大陸海外民運之間的聯繫，開始於1980年代初。據估計，到民進黨上臺前，台灣軍情局在民運身上的花銷共計500 萬美元。2000年民進黨執政後，放棄了國民黨時期“反攻大陸”的策略，曾一度對海外民運失去興趣。但經過一番評估之後，陳水扁當局認為，這些民運人士還有可資利用之處，於是把“定額補助”的方式改為“逐案審查”，並開始積極拉攏王丹、王軍濤等人，還爲此專門設立了“二王專案”。
除了為台灣搜集情報外，陳水扁當局利用民運做的事情，主要是在輿論方面抨擊大陸，為其台獨助陣。他們企圖透過民運之口，藉由批判“國家主義”、“民族主義”，來淡化大陸民眾的“國家意識”、“民族情結”，在“人權高於主權”的理論基礎上，否定大陸對台灣擁有主權。
但是，陳水扁當局並沒有真正把民運人士當成自己人，在提供資助的同時，也增加了苛刻的條件。以前面提到的台灣民主基金會對《北京之春》雜誌社的資助為例，這個資助協議的前提條件是：“甲方就乙方所提之出版計劃書（包括目標、方法、內容、進度、經費等項目）進行審核後，認為該項出版計劃符合本會補助宗旨，並同意予以補助”。該協議的有效期僅一年，而且對乙方《北京之春》雜志社的要求非常具體，如“乙方必須按計劃執行進度檢送出版刊物……每逾期一日，扣除總經費千分之一違約金”；在雙方發生爭議時，“調解或仲裁之地點為臺北市，第一訴訟管轄法院為臺北地方法院”；等等。
當時的臺灣陳水扁當局雖然口口聲聲要跟民運分享“民主經驗”，但實際上採取的策略是“用防結合”。在他們眼中，民運人士是異類和禍水，要堅決防止其入島，以免引火燒身。民運人士曾提出在台灣建立聯絡據點，結果被台灣當局拒絕。
王希哲、魏京生爭當臺灣特工
1999年末，當時的李登輝當局安排魏京生訪台時，魏京生曾當面向李登輝索要兩百萬美元的資助。此事見諸報端後，正在紐約聯合國大樓前為大陸逮捕中國民主黨主席徐文立等人進行絕食抗議的王希哲，立即發表聲明，公開指責魏京生四處要錢衹是為了滿足其個人的揮霍。魏京生則通過台灣的媒體對王希哲的指責進行反駁，聲稱王希哲背景可疑，因為只有中共才一直破壞他的籌款努力。這種民運人士之間赤裸裸地爭奪資源的事件，屢見不鮮。
其實，王希哲本人在剛到美國後，就宣佈要參加台灣的中國國民黨，並公開表示，拿台灣情報機關的經費理直氣壯，當台灣特工很光榮。但臺灣有關當局在處理王希哲、魏京生“申請入黨”之事時，採取了不同方式。當時的國民党婉拒王希哲的申請，是因為王希哲事先就將此事向新聞界作了公佈，令國民黨為難；而魏京生則能聽取忠告而“審慎為之”，這樣就使問題迎刃而解了。
但是，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同樣，海外民運也決不可能白拿臺灣情治單位的支票。
據媒體爆料，李登輝時代，台灣操縱海外民運的正式機構是中華民國行政院陸委會的對外聯絡處，以及海外工作委員會及僑務委員會，還有中國青年團結會、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大同盟等非官方民間團體。李登輝當局主管這項工作的最高級別的行政官員，是陸委會的兩名副主委林中斌和鄭安國，其經費直接由李登輝的親信之一劉泰英撥發。
2000年9月中旬，臺灣陳水扁當局的陸委會對外聯絡處召集“大陸海外民運工作管理協調會議”，宣佈由當時的海基會副秘書長許惠佑擔任新一屆“民管會”的主席，金堯如、林保華（淩鋒）、王元泰（薛偉）、伍凡、蘇嘉宏任北美地區專員。經過一番內部鬥爭後，海外民運聯席會議主席魏京生和二十一世紀基金會會長楊建利等幾位重量級民運人士，則反而因“事務繁忙，無暇兼職”等原因，僅列入“民管會”的一般成員名單。
臺灣特工操縱民運黨同伐異
當時，臺灣有關當局評估“民管會”是否實現了“主導民運”的一個重要指標是，海外各個民運團體的領導權是否已經掌握在可靠的親台人士手中；如果尚未“達標”，則務必採取行動使局面改觀。
當年，臺灣曾根據密報，認為當時的民聯主席王炳章一貫對臺灣當局陽奉陰違，還私下將臺北撥出的巨額經費另立帳戶，並隱瞞多名民聯國內成員的資料等，由此決定由胡平在民聯代表大會上發動“倒王”，將王炳章開除出局。又如，嚴家其當選民陣主席之後，由於他處事過於迂腐，還自命清高，不願與臺北全面合作，所以臺灣最後決定推萬潤南出來競選主席，將嚴家其拉下馬來。
不過，有時候也會出現民運團體的新任主席抗拒臺灣幹預的情況，對付這種局面，李登輝當局通常會採取分裂團體的手段，另立領導機構，如此一來，民聯、民陣、自民黨、民聯陣、民聯陣-自民黨等民運組織都陷入“雙胞胎”的怪圈之中，不斷的內訌和分裂讓外界恥笑不已。
臺灣陸委會“大陸海外民運工作管理協調會”有一份文件曾指出，海外民運“必須以向國際揭露大陸地區不良的人權記錄為己任，支持台灣、西藏、新疆、內蒙古爭取獨立的正義鬥爭，推動西方民主國家從政治、經濟、軍事、外交等方面形成對中共的有效的壓力，促使其最終走向解體，從而自然解除其日益對台灣所形成的威脅”。
在1999年的年度工作總結報告中，“民管會”高度肯定了當時海外民運的發展狀況，認為當時海外民運的主流團體都能夠“同國府維系緊密的聯系”，並透過加強互訪、簽訂合作協議、共同抗議大陸領導人訪問西方國家等活動，完成了同西藏、新疆、內蒙古要求獨立的海外組織的“合流”。至於談到“民管會”工作的不足之處，報告承認“民管會”當時仍未能將中國民主黨、法輪功納入“主流團體”之列，以及由於投入海外僑社的工作力度過於薄弱，致使許多原先親台的僑社被大陸當局所“統戰”。
領取臺灣經費的標準
據知情的民運人士透露，李登輝時代的臺灣海基會副秘書長許惠佑曾經在向總統府匯報“民管會”的工作情況時特別強調，1999年4月《北京之春》雜志社代表大陸海外民運同“東土耳其斯坦民族中心”簽訂合作協議，此舉標志著民運工作的新起點，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而魏京生、王丹等知名民運人士在歷次活動中，也能“協助國府文宣”，贊同台灣擁有決定是否獨立的自決權，並呼籲美國制裁中共；此外，“海外民運聯席會議”等“主流團體”的領導人們都十分關心2000年3月的台灣大選，表示他們將自覺同宋楚瑜陣營劃清界線，堅定地支持連戰競選總統。有鑑於此，當時臺灣的總統李登輝同意，待大選結束後再增撥二十二萬美元投入海外民運。
另據知情人士透露，截至1999年，以“海外民運工作需要”為由而定期從李登輝當局那裏領取津貼、工資或報銷開支的民運人士，主要有：文權、薛偉、王涵萬、唐柏橋、伍凡、徐邦泰、倪育賢、齊墨、汪岷、林樵清、萬潤南、蔡崇國、黃慈萍、楊建利、莫莉花、謝選駿、魏京生、盛雪、吾爾開希、陳錫錚、徐水良、項小吉、張偉國、王丹、胡安寧、林保華、辛灝年、于金山、胡平、于大海、馬克任、金堯如、曾慧燕、司馬璐、劉泰、張英、陳勁松、高寒、張菁等。
由於台灣島內對於當局資助大陸海外民運一事素來存在爭議，因此當時“民管會”要求上述領取款項的人士務必恪守機密，不准對外作任何宣示。
當時，臺灣情治單位判斷某位民運人士是否“可靠”、是否能夠與之長期合作的依據，主要是來自其安插在海外民運中的情報人員所提供的報告。民運圈內人士對于這類秘密報告的可信度素來存有非議和抱怨，而且這種工作機制有時極易引起那些為爭寵而傾軋的情報人員之間競相向台灣寫“黑函”告狀、互揭陰私的亂象。不過在李登輝當局看來，情報人員的私人操守是一個次要的問題，關鍵是要考量他們能否兢兢業業地工作，為“二千一百萬台灣人的前途”而打拼。至於情報人員貪污若干款項或者玩幾個女人之類的事，李登輝當局則從不計較，只是將這些把柄當做控制他們的緊箍咒。
雖然當時的李登輝當局並不要求所有的民運人士都能夠象魏京生那樣公開宣示“山東也可以獨立”、“澳門的主權一旦回歸中國就會任憑中共宰割”、“美國沒有必要讓中國先於台灣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之類的話，但是，對於那些被認為“有狹隘的國家主義立場”或者“有大中華情結”的民運人士，則已經研判為完全沒有“合作”的餘地。對於這類民運人物，“民管會”認為，盡快讓他們從海外民運的舞臺上消失“未必不是一件好事”。
民運開會拉人湊數
二十多年來，台灣情治單位在資助和控制海外民運方面的經費投入，高達十幾億元新台幣。臺灣的軍情局、國安局、情報局先後派遣和收編間諜、“民幹”、“聘幹”多達七十餘人。時下在海外民運公開場合拋頭露面和幕後串聯的人，幾乎都以領取台灣情治單位的活動經費或項目津貼為主要的經濟來源。凡與台灣當局沒有合作關系的民運人士，不是被硬排擠出民運界，就是自行脫離，極少數自立門戶者則遭到敵視。
時下在北美、歐洲、澳洲及東南亞等地時常參加海外民運組織的各種活動的人，總數不足百人，其中，原來參加過大陸國内民主運動者還不足三分之一，僅僅成了點綴。為了充實會場，法輪功學員、藏獨人士、台灣特工以及申請政治庇護的偷渡者們，時常充當“臨時演員”。為了避免出現空場的尷尬局面，分散於各大洲、各國的所謂民運人士會不遠萬里趕來赴會，機票和食宿都由台灣情治單位提供報銷，權當作出國旅遊、購物和會友。
王希哲：民運中95%都是“壞人”
民運人士王希哲曾經對香港《星島日報》的記者說，民運中百分之九十五都是“壞人”。後來，他在詮釋“民運壞人論”時，更進一步指出，民運人士多為社會的邊緣人物，由於他們遭到社會主流的排擠、歧視和壓迫，因而不滿社會，報複社會，有些還是犯罪人物，可以被認為都是“惡人”、“壞人”和“刁民”。王希哲還認為，1989年六四期間北京出現大批主流人物參加民運的情況，是因為那時社會主流人物怕錯過“四五運動”那樣的表演機會，以為民運要成功了才參加進來。但隨著中共的轉型，以及民運前途無望，這批人都相繼離去，使民運隊伍又衹剩下“壞人”，而且“壞人”的比例越來越大。
在王希哲看來，當年大批社會主流人物參與民運帶有某種投機目的，而少數的社會邊緣人物參與民運才合乎常理。但時下海外民運裏面所剩下的那些“壞人”們，又何嘗不是一些投機分子呢？他們不打工、不經商，透過投靠台灣情治單位，也照樣發家致富、購豪宅、包二奶，終日遊手好閒，還可以免費國際旅遊。他們所要做的就是經常性、習慣性地叫嚷幾下“中國很快要崩潰了”、“中國威脅世界和平”、“台灣有權決定獨立”、“幾千萬人已經退黨”等等千篇一律的口號，然後就是編寫幾份經費開支報告發給台灣。
也正是由於這份差事油水太肥，所以才在海外民運中不斷掀起你爭我奪、相互傾軋、彼此詆毀的風波。而能不能拿到經費，完全取決於台灣情治單位對其的信任程度。已經拿到經費的“壞人”，最擔心飯碗被民運人士分走，於是，挑撥離間、拉攏分化、造謠誣蔑的手段無所不用其極。最後，經不住這麼折騰的民運人士就衹好對這夥“壞人”退避三舍了。
陳水扁當局操縱民運的經典模式
2006年5月14日至19日，被稱作“首屆全球支持中國和亞洲民主化大會”的海外民運大會在德國柏林召開，台灣民主基金會、民陣、柏林歐洲研究會、人權無疆界等組織共同舉辦了這次會議。當時的台灣駐德代表謝志偉，陳水扁總統府的國策顧問阮銘和金恆煒，台灣世盟總會長饒穎奇，台灣民主基金會代表董立文和Kay Moller，日本國會議員、前法務部次長牧野聖修，香港立法會議員、“長毛”梁國雄，歐洲法輪大法協會主席吳曼揚，民陣主席費良勇，人權無疆界組織主席Willy Fautre，以及澳洲參議員Victor Perton、Michael Danby和Bob Brown等人到會，並作了發言。
雖然組織者聲稱，“這次大會將深入探討專制制度不能解決的重大社會問題，和平演變進程、維權運動、海內外民運的分工合作，民運的困境和機遇等”重要問題，然而，在會議議程上他們卻做手腳，淡化這些公開宣稱的議題，而突出呼籲西方國家阻止中國吞併台灣，反對中國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以及譴責所謂中國摘取法輪功學員器官等內容。大會拿出早就準備好的決議，讓人代讀一遍，而且根本“不允許討論”就通過了。這次會議是當時的陳水扁當局操縱海外民運的一個經典模式。
組織者更在會議結束之後的兩個星期，未與與會各方商量，突然以“民運柏林大會”的名義，發表了一份極具爭議性的宣言，聲稱“在兩岸關系上，我們堅持三個原則：人權至上、和平至上、人民的福祉至上。同時，我們認為歐盟賣武器給中共，會加劇兩岸戰爭危機。中共購買先進武器的最大可能性就是發動台海戰爭。如果中共用武力攻下臺灣，就是專制戰勝民主，野蠻戰勝文明，落後戰勝先進。所以，我們堅決反對歐盟解除對華武器禁運。”
這份宣言在互聯網上出現後，立刻遭到人們的批評。2006年6月15日，民陣澳洲理事黃濟人撰文指出，近年來中國國內的政治環境有了很大變化，“維權運動”有燎原之勢，海外民運還沒有針對這種變化有組織地進行相應的討論，“民運柏林大會”卻把主要議題限定在台海領域，不能不說是一種遺憾。
黃濟人一針見血地指出，“為什麼會如此？根本原因是‘民陣’中的個別人為了迎合台灣民進黨的需求。‘人權高於主權’的潛台詞在這個特定環境裏其實就是台獨的合理性。同樣，在‘宣言’中強調反對歐盟對華武器解禁也順理成章了。這個現象在去年的澳洲大會上也出現過。” 他痛心疾首地說，“如果運用自己所掌握的海外民運組織的資源，利用民運組織決策機制的不健全，將支持台獨的個人立場塞入海外民運的政治理念，最終可能是挖掉了中國海外民運的生存土壤。成就個人名利，卻丟棄海外民運的核心價值，何其忍哉？”
黃濟人在文章中質問會議組織者：“凡是中共反對的我們就應該擁護嗎？這種簡單的思維，相信沒有人會認同。但是事實上一些現象表明，這種思維方式卻依然存在。專制的中共反對台獨，並不意味著民主政治力量就應該支持台獨。中共抓了一個小偷，我們當然不能因此而賦予這個小偷以‘政治小偷’的榮譽。同樣，賴昌星也不能因為是中共政府通緝的走私集團首腦的嫌疑人，而可以成為‘政治走私犯’。同樣的邏輯，我們不能因為中共在台海問題上堅持主權而因此偏激地踐踏國家主權。”
無獨有偶，陳水扁當局操縱海外民運的這個經典模式在2007年海外民運的布魯塞爾大會上再一次出現。
2007年5月14至16日在歐盟總部所在地布魯塞爾舉行的這次大會延續了2006年柏林大會的名稱，稱作“第二屆全球支持中國和亞洲民主化大會”；由全球支援中國和亞洲民主化論壇、民陣、柏林歐洲研究會、人權無疆界、國際人權組織、臺灣民主基金會共同主辦，並由民聯、記者無疆界、民聯陣、中國民主黨海外流亡總部、中國社會民主黨、中國民主黨協調服務平臺（海外）、民聯陣-自民党、全美中國學生學者自治聯合會、全德中國學生學者聯合會等組織共同協辦。
布魯塞爾大會發佈的公告稱，“2007年全球支持中國和亞洲民主運動布魯塞爾大會是柏林大會的繼續。繼續搭建一個國際的民主論壇，廣泛邀請歐洲、北美洲、澳洲和亞洲民主國家和地區的政界人士、人權專家、學者等；中國大陸、越南、北朝鮮、緬甸、老撾、新加坡等專制國家的異議人士；中國各海外民運團體、宗教信仰團體、新聞媒體以及僑團組織的代表，聚首一堂，交流資訊，介紹經驗，探索方略，共商國事，有計劃、有步驟地推動中國和亞洲的民主化，結束中國的專制制度，走和平發展，富裕繁榮和諧的康莊大道。大會將再次成為海外民主運動的一團火焰，在歐洲自由的土地上燃燒，它的火光和火種將給中國大陸的民主進程再添一份熱力和生機”。
然而，據知情人士透露，2007年的布魯塞爾大會實際上是由臺灣民主基金會資助，而且這次資助附加了苛刻的條件，即：大會必須邀請美國、歐洲、日本、澳洲的政界人士參加。爲什麽要附加這個條件呢？實際上陳水扁當局關切的不是海外民運，而是企圖利用這次大會的機會，由臺灣的參會代表與出席會議的各國政界人士“拉關係”，進行“民間外交”，希圖以此拓展臺灣日益逼仄的“外交空間”。
布魯塞爾大會對外公開的四個主要議題是：1、新聞自由和信仰自由；2、依法治國和維權運動；3、亞洲民主化與區域安全；4、北京奧運與中國民運。但這些議題如同2006年柏林大會的議題一樣，都是形同虛設，都被偷梁換柱，圍繞著臺灣的外交和臺灣獨立大做文章。因此，布魯塞爾大會不過是陳水扁當局操縱海外民運的經典模式的重演。
近年來，海外民運加強與台獨、藏獨、疆獨合作的主要理由是，“凡是中國反對的我們就支持”。例如，中國要抓遠華案走私犯賴昌星，阮銘、魏京生、盛雪等人就跑到加拿大法庭為其辯護，把賴昌星稱爲與劉少奇、“四人幫”一樣的“政治犯”；中國譴責李登輝的“兩國論”，魏京生、盛雪等人就跑到台灣向李登輝說“山東也可以獨立”；中國反對陳水扁廢除“國統綱領”，王丹、胡平等人就跑到台灣說“廢統衹有李肇星不高興”；中國抓了台灣間諜高瞻、李少民、程翔，劉青、吳弘達等人就在美國吹捧他們是“良心犯”和“英雄”。如此極端的邏輯和荒謬言行，讓人不得不對海外民運失去希望，甚而絕望。
中文畅销书《民運精英大起底》
编著者：武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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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運精英大起底》第十三章 民運人士當特工（一）
第十三章 民運人士當特工（一）
“民運人士”者，民主運動人士的簡稱；“特工”者，執行特別任務或勤務的工作人員的簡稱，在大陸也叫做“特務”。乍一看，這兩個詞彙之間毫無關聯，但仔細考量，卻可以發現，這兩個詞彙其實可以並行不悖，——人，是可以擁有多重身份的，民運人士當特工，抑或特工搞民運，其實完全是有可能的，尤其是在多種政治勢力或利益集團互相纏鬥的時候。
明裏做特工，特工便是特工；明裏從事其它職業，暗裏做特工，習慣上稱爲“間諜”。做間諜的人，其目的和動機也不一而足，有人為理想、爲主義、為國家，有人只為間諜這一行當的驚險刺激，而有人則是為一己私利。
在前面的第二章中，提及王丹、王軍濤等民運人士的現狀時，曾引述媒體爆料，概述過某些民運人士和臺灣情治單位的合作。在此後的幾個章節中，或引述媒體消息，或引用民運人士的披露，也曾提及某些民運人士與臺灣情治單位之間的合作關係。
其實，某些民運人士接受臺灣情治單位提供的經費、為其工作，在海外民運圈子裏已經是公開的秘密，亦是民運人士内訌、互相攻訐之時經常使用的一件武器，——你指控我是臺灣特工，我指控你是“共特”，諸如此類；雖然目的大多在抹黑對方，但很多人知道，這其實並非空穴來風，而是其來有自。而媒體的爆料更是言之鑿鑿，公佈出來的資料、秘辛也是證據充分。
在以下三章中，本書將引用各種公開資料，為“民運人士當特工”做一次集中披露，以饗讀者。
逐案審查 臺灣情治單位為民運供血
2002年9月23日，台灣《自由時報》出人意外地揭開了一個讓輿論譁然的内幕，——號稱“海外最大民運雜誌”的《北京之春》雜誌，是由臺灣國安局出資兩億多新台幣設立的，其主要任務是，在“支持民運”的名義下搜集情報。於是，《北京之春》雜志社原社長薛偉，以及目前的社長王丹的“臺灣特工”身份被暴露出來。這則新聞很快被海外各華文媒體轉載，成為2002年最引人關注的民運新聞。
台灣前立法委員錢達披露，自1982年起，臺灣國民黨當局就為民運機關刊物《中國之春》雜誌提供經費，這項經費主要是通過台灣情治單位撥出的，並不在行政院的行政開支預算之內。民進黨執政以後，為了使海外民運的活動更符合陳水扁當局的意願，遂決定將資助方式由以前的“定額補助”改為“逐案審查”。對此，當時的臺灣行政院陸委會副主委陳明通解釋，這樣做的目的，是要把“錢要花在刀口上”。
長期以來，指責民運組織為台灣情治單位工作的批評之聲不斷。以《北京之春》雜誌為例，向來自稱“海外最大民運雜志”的《北京之春》，曾因代表海外民運與設在土耳其的“疆獨”組織簽訂合作協議，以及刊登廣告公開為北約戰機炸毀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之舉進行辯護，在其他民運組織以及華人社區中招致非議，被斥為“台諜機構”和“民族敗類”。但《北京之春》對此均予以否認和駁斥，還譴責這是“共特造謠”。此次台灣《自由時報》的爆料，無異於打了《北京之春》一記耳光。
然而，《北京之春》隸屬於台灣情治單位的內幕被爆料，還衹是問題的冰山一角。“民聯”、“民陣”、“民聯陣”、“自民黨”、“中國人權”、“聯席會議”、“中國之音”、“聯總之聲”、“天安門一代”、“二十一世紀基金會”、《大紀元》、《議報》、《新世紀》、“漢藏協會”、“學自聯”等組織，在經費來源上，也與臺灣和美國的情報機關有著千絲萬縷的聯係。
據稱，這些秘密經費的使用並沒有有效的監督機制。因而一直以來對於民運組織經費被貪污、私吞、挪用的指控，不絕于耳。例如，《北京之春》的經理薛偉聲稱該社目前的處境是“在工作人員領取失業救濟金的情況下勉強維持”；但實際上他本人則早已從長年經手、不受監督的秘密經費中獲益，在美國擁有幾處房產。早前主管《中國之春》秘密經費的另一名民運人士徐邦泰，以及曾任“民陣”主席的萬潤南，也一度被人指責“私吞大筆公款”。
有錢能使鬼推磨 民運成傀儡
人們時常感到困惑，王丹等民運人士到了海外之後，何以自甘淪為台獨的工具？在由台灣或外國機構資助的幾家網站、報刊、電臺上，幾位自詡為“民運主流”的評論員先後充當著李登輝、陳水扁兩朝台灣雇主的喉舌。他們往往一稿數投，相互因襲，唱著同一個調門，論點大致與台灣陸委會各個時期的對外發言基調相似。
雖然這些民運人士常常說，“衹要能搞民運，不必理會錢從哪裡來”。但是，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你既然從間諜機構領取工資，就得完成情報任務，正如民運人士盛雪拿了“遠華案”主角賴昌星的錢，就得為其上庭辯護和出書立傳一樣。台獨之所以要民運人士出面活動，無非是要在遏制、肢解中國的戰略中，打出一面“民主人權”的漂亮旗幟。
眾所周知，台獨教父李登輝就是以“大陸不民主，兩岸不統一”作幌子，要實現他的中國“七塊論”。1998年12月，民運人士魏京生到台灣接受李登輝接見，為了獲得二百萬美元的資助，他竟聲稱“山東也可以獨立”，就是一個明顯“有錢能使鬼推磨”的例子。雖然當時台灣當局並沒有按魏京生要的數目給錢，但是讓《北京之春》牽頭為他搞了一個“民運聯席會議”，授予其“主席”虛銜，目的就是滿足其虛榮心，調高他的反共音量。
敲詐勒索 不給錢就曝光“特殊合作”
面對台灣媒體突如其來的曝光，《北京之春》雜誌社社長王丹透過多維新聞社作了一番不能自圓其說的辯解。他聲稱，衹要自己當一天社長，《北京之春》就不會接受情報機構提供的經費，也不會接受任何有特定政治條件的捐款，而要去向那些“正當的基金會”，例如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NED）申請經費。
其實，這些話是說給那些不知道內情的人聽的。而事實是，《北京之春》的編委會成員，都由台灣國安局定案，王丹的活動經費也得經過國安局的管道發出。既然該雜志迄今名義上仍是“中國民聯”的機關刊物，王丹不是民聯成員，社長一職顯然並非通過民聯產生，況且直至被媒體曝光前，民運團體對社長易人一事均不知情。另據報道，王丹當年在哈佛入學的將近二十萬美元的費用悉由台灣提供，而且還以“研究八十年代以後的台灣社會”為名經常呆在臺北。因此，他實際上並不可能過多涉足《北京之春》的管理和編輯事務。
《北京之春》的總編輯胡平也對多維新聞社說，《北京之春》與台灣方面“合作關系單純，沒有任何秘密可言”，不會有“驚人內幕”被公佈。然而錢達等人曾於當年9月21日向《自由時報》駐美特派員曹鬱芬公開表示，“一旦台灣政府不再補助時，相關人士屆時不排除會揭露台灣政府與民運組織之間的‘特殊合作’內幕”。由此可見，民運人士這種口吻無異於要挾和敲詐勒索。
民進黨執政 民運由反共變支持台獨
為台灣收集情報並非海外民運的主業和所長，據錢達透露，台灣國安局因而為此作了通融，決定“由自己內部來幫助消化處理”給《北京之春》等機構限定的情報件數。按常理，台灣要海外民運做的正事主要還是在輿論方面，即：抨擊大陸，為台灣助陣。透過彌漫於海外民運之間的越來越濃烈的“國家虛無主義”論調，令人明顯感受到當時的台灣當局對於“主權定位”問題越來越深重的憂慮。
當年，隨著台灣政黨輪替，民進黨上臺執政，海外民運的輿論主調也由“逢共（中共）必反”變成“逢中（大陸）必反”。歸納起來，就是藉由一波接一波對“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的批判，逐漸淡化大陸民眾的“國家意識”、“民族情結”；同時，依托“人權高於主權”的理論，否定大陸對台灣擁有主權。陳水扁當局一說“台灣不是港澳，不接受一國兩制”，海外民運便立刻抨擊香港、澳門“沒有人權”，今非昔比；陳水扁當局否認“一中”和“九二共識”，海外民運便以聯合國成員國兩韓、兩德為例，來比照大陸和台灣的關系，聲稱兩岸即便要實現統一，也得按“聯邦”或“邦聯”的模式，採用“中華兩國”。
近年來，海外民運隨著幕後的指揮棒聞雞起舞，批判“民族主義”的方式日漸呈現激進化的趨勢，甚而出現項小吉、北明、遠志明等人分別為八國聯軍火燒圓明園、日軍南京大屠殺進行辯護的聳人聽聞之語。如果說海外民運過去以“迫使中國改進人權”為由而反對大陸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反對北京舉辦奧運會、反對美國給予中國最惠國待遇，以及反對中共領導人出訪等等還有一些道理的話，那麼，如今斥責大陸網民為“愛國賊”；給“東土爾其斯坦獨立運動”貼上“民運”的標簽；把“遠華案”主犯賴昌星說成是和劉少奇、四人幫一樣的“政治犯”，是所謂“創造了經濟奇跡”的“英雄”；以及劉曉波等人一度撰文稱“一百年殖民地不夠，三百年才好”等等，則完全是荒謬絕倫，這導致海外民運因此失去了很多支持者和聽眾。儘管如此，王希哲卻還公開“告誡”王丹、王軍濤等人，說“不要怕孤立”，讓他們不必理會海外華人的看法，言外之意是民運應繼續保持周舵所形容的那種“自彈自唱”狀態，“衹要台灣聽得順耳就行”。
台獨大老：“要讓大陸忙不過來”
定居紐約的台灣民進党大老洪哲勝曾在他的一篇文章中直言不諱地指出，台灣之所以應該支持“大陸民運”，就是要“讓大陸忙不過來”；大陸一亂，台灣就有機會實現獨立了。
其實，洪哲勝也明白，支持民運的結果，衹是讓幾位所謂“主流派”的民運人士獲取金錢資助或其它方面的一些名利而已，然而這些人的獲利卻是以海外民運的整體聲譽受損和內部分裂為代價的。當然，那種“主流”與“非主流”之分，系由台灣有關當局操盤而定，凡是能在他們掌控的會議中應邀主講，或者在他們資助的報刊雜誌上發表文章，便是“主流”。與此同時，因資源有限，獲得支持的“規矩”頗嚴，絕對排斥那些不被他們認可的“非主流”異己。
“主流派”裏的大角色，協助台灣搞外交或推動反中聲浪，小角色則幫腔詆毀、討伐海外民運內部的異己派系，也算表明了自己“立場可靠”。雖然“主流派”一再強調民運應當團結包括台獨、藏獨、疆獨、蒙獨、法輪功、中功以及賴昌星等在內的“一切反共力量”，但是，凡說這些話的人卻往往正是內鬥起來最凶的狠角，非把對方打成“中共特工”才罷休，鬥來殺去，將海外民運折騰得山頭林立。
為了爭奪資源，“主流派”內部也時有發生相互貶低、拆臺的鬧劇。例如，劉青和蕭強容不得盧四清、吳弘達及李洪寬等人，在主流美國媒體上發表越來越多的聲音，頻頻向某些基金會遞送中傷異己的材料；王希哲、薛明德等因為發言資格被奪，跑到美國國會與有資格發言的魏京生、劉青等高聲對罵，推搡沖撞；王丹的“天安門一代”會議的排斥性也頗強，竟然叫來警員，對六四天安門事件時期的原北京高校自治聯合會主席周勇軍、外地高高校自治聯合會主席連勝德等人實行“清場”；此外，薛偉、胡平等也曾為了不讓秘密經費的控制權旁落，而與徐邦泰、伍凡等鬧上法庭，最後導致《北京之春》與《中國之春》分裂；而徐邦泰、伍凡、汪岷等人隨後又因為不願把《中國之春》交給王策、林樵清、王涵萬接管，促使“民聯陣”與“民聯陣-自民黨”二度分裂，等等。
民運貴族從不擔心“斷奶”
其時，台灣陸委會的官員們也頗為費解，為何台灣當局的慷慨支持，非但未見海外民運壯大，還反而使海外華人離民運越來越遠？最後他們衹好埋怨“大陸共產黨教育出的人沒有一個好東西”。民運人士中的確有為數不少者是大陸文革、反右運動中的“極左派”和“打砸搶分子”出身（如魏京生、阮銘、王希哲、方圓等），缺乏民主素養，由其所作所為可見，掛在口頭上的“民主”並不可靠。
但是，“民運主流”從不擔心台灣或美國會真正對他們“斷奶”，他們自以為其利用價值仍然客觀存在。但他們卻需要以“無與倫比的喜悅”之類的肉麻詞句來歡呼當年台灣陳水扁的上臺，或者聯篇累牘地頌唱“台灣民主經驗”。其實，在統獨問題上，大多數民運人士都很矛盾，以往他們大多秉持“維持台海現狀”的觀點，但自從當年陳水扁入主總統府以後，原先不敢苟同“台獨”的，也站出來為“一邊一國論”打氣；原先附和“一中各表”的，也改口“堅拒一中”。這算是投機迎合呢，還是“政治覺悟”提高了呢？
這些年來，“主流派”民運人士在《北京之春》等機構的安排下，每年都跑不少地方，從臺北、泰國到美國、歐洲、澳洲，從“疆獨”的大本營土耳其到“西藏流亡政府”的所在地印度達蘭薩拉，每回都不必掏自己的腰包。同時，一些基金會組織還給他們頒發了獎狀或津貼；沒文化的照樣在美國著名學府獲聘“訪問學者”，拿學位的也不必參加各種考試或到校聽課。當年天安門廣場前流血的示威者們以及現今國內在押的“政治犯”們，都成了這些人在海外以“民運領袖”自居的政治資本。至少到將來台灣問題徹底解決之前，他們仍可以過著一種衣食無虞、不勞而獲、喊喊空洞口號、罵罵中國大陸、吹捧幾句台灣的逢場作戲而又自我封閉的生活方式，與普通海外華人格格不入。就這麼幾十號人，在越來越狹小的活動空間裏，不斷地成立這個或那個組織，不斷編寫經費報告，不斷結派，不斷傾軋，不斷在內部揪“中共特工”，年復一年，日復一日。
《北京之春》雜誌社的內幕
在華盛頓，在紐約，在臺北，在曼谷，在新加坡，在洛杉磯，在多倫多，在巴黎，在倫敦，以及香港的一些公眾場合，偶爾會碰到一些以“民運人士”頭銜出沒的人。這些具有神秘色彩的人，除了叫喊反對中國外，個人的其它資訊一概向人們隱瞞，而且最怕被人問及真實身份。這些人當中，有不少是被台灣情治單位所雇用的職業間諜，而並非什麼民運人士。某些民運組織如《北京之春》雜誌社，實際上也衹不過是台灣情治單位設在海外的情報站而已。
《北京之春》雜誌社，是臺灣情治單位設在美國的一個情報站，負責監視和控制海外民運人士。不為公衆所知的是，《北京之春》雜志社還有一個名稱，叫做“中華民國行政院大陸工作委員會大陸政策海外研究室”，它是一個從李登輝時代開始就由台灣軍情局提供經費，為台獨、藏獨、蒙獨、疆獨等勢力或組織製造輿論，並替台灣情治單位收集兩岸及美國的情報，監視、控制大陸流亡海外的民運組織以及海外華僑社團的諜報機構。
2002年9月，《北京之春》雜志社的經理薛偉在臺北告訴臺灣《自由時報》記者，台灣軍情局撥給他們的活動經費多達兩億元新台幣，而他們每年必須向臺灣軍情局提交定額為250件的情報。薛偉以此爆料，透過《自由時報》要挾當時執政的陳水扁當局，揚言如果臺灣軍情局停發經費，他將抖出更多的內幕來。當時，人們熱切關注事態的發展，希望借此瞭解更多的真相。可是，薛偉後來卻沒有繼續爆料，而是悄悄返回了美國。這到底怎麼回事呢？實際上薛偉的要挾已經奏效。不久之後，王丹被臺灣軍情局委任為《北京之春》雜誌社社長，大筆經費隨即進了他們的秘密賬戶。
2004年5月，台灣《中國時報》和北京《環球時報》相繼報道，大陸的國家安全局從其截獲的台灣絕密文件中獲知，台灣的軍情局、情報局、國安局曾設立“移山專案”、“文正專案”、“致廣專案”、“志翔專案”、“二王專案”，網羅王炳章、胡平、李少民、王軍濤、王丹等海外民運人士充當間諜。
上述報道還指出，早在1994年，台灣當局就已經控制了當時海外十七個民運團體。雖然丁渝洲、顏萬進等台灣前情報頭目矢口否認，然而時任臺灣國安局局長的薛石民卻向臺灣《聯合報》指出，某些被中斷資助的海外民運人士挾怨報複，故意外泄上述報道所提到的那些絕密文件。據他分析，洩密者正是薛偉。薛偉聞訊立刻四處喊冤，向美國華文媒體《世界日報》表示自己不願捲入台灣情治單位的內鬥。
作為台灣間諜網絡的海外情報站，《北京之春》為了掩人耳目，以海外民運團體作招牌，在刺探和收集情報的同時，對民運人士實行監視、控制和利用。
《北京之春》經常在雜志上呼籲讀者捐款，以製造它是靠讀者捐款而生存的假相。事實上，《北京之春》月刊在編輯、排版、印刷、發行等日常運營方面的全部支出，一直由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NED）撥款資助，NED的官方網站對此也並不諱言。
而《北京之春》從台灣方面所獲得的巨額經費，則主要被用於與雜誌日常運營毫無關系的間諜活動，其中包括薛偉等人出入歐洲、土耳其、印度、泰國、新加坡、澳大利亞、新西蘭、台灣、香港等地的花費，以及另外所聘用的十餘名情報人員（他們分別與薛偉等人單線聯絡）的工資和津貼。
至於《北京之春》主辦各類研討會和集會示威活動，以及安排民運人士赴台參訪等方面的費用，則另行向台灣陸委會、台灣民主基金會、三民主義大同盟、漢藏協會、中華歐亞基金會、中國青年團結會、僑委會等機構進行專項審核報銷。
《北京之春》雜志社的經理薛偉，其真實姓名叫王元泰，多年前為了獲得美國的政治庇護而加入海外民運團體“中國民主團結聯盟”，隨即又投靠臺灣情治單位。
薛偉的真實背景，外界很少有人知其底細。其實，“薛偉”衹是一個化名而已，他所持証件上的姓名（Mark Wong或Wang Yuan Tai）據説也都並非真名。美國有人認出他曾經是四川某監獄中服刑的強奸犯，這一點被台灣情報人員林樵清證實。薛偉的太太、台灣女子鍾淑梅和他只是名義上的夫妻，而鍾淑梅真正的丈夫，是原台灣情報官員、薛偉的老上司陳政三。現實生活中薛偉的實際伴侶，是從貴陽逃到香港的有夫之婦張菁。張菁在香港再度嫁人之前自甘沉淪，曾在旺角一帶賣淫，自從搭識薛偉後，萌生了移民美國的念頭。兩人在香港和台灣的酒店裏同眠同宿，曾招致圈內人士的非議。據知情人透露，張菁與她的香港籍丈夫一向不和，經常打架，但由於鍾淑梅的幹預而未離婚。鍾淑梅有時候也會無端生事，指責張菁與倪育賢（本書第八章所述及的那位自民黨主席、性侵兩名華裔少女案的被告人）有染，引致薛、倪怒目相向。
除了薛偉夫婦的複雜關系，《北京之春》最大的醜聞，莫過于社長王丹在台灣與多名“同志”同性淫亂而被《TVBS週刊》爆料。王丹在盛怒之下，曾經提出抗議，要求對方道歉。然而，《TVBS週刊》在回復王丹的抗議信時特別指出，有關王丹的“同志”性傾向，決非僅僅根據“一位流亡詩人”的敘述和一些網絡文章，而是有多位社會知名人士提供了十分確切的消息來源。有人為此在網上譏笑王丹“口風越緊，肛門越松”。自此之後，王丹每到一處，總引來人們異樣的眼神，好多人交耳相傳“王丹去台灣賣屁股”，還指著他的後背嘀咕不休。據說劉青和王丹吵架時，劉青曾指著王旦罵道：“你知道為什麼你的咽喉炎和痔瘡總是好不了嗎？那都是因為你不正當地使用自己的口腔和肛門，上帝才懲罰你！”此外，人們對於王丹的美國的學歷也都表示懷疑，認為那完全是假的，是台灣花錢買的，實際一文不值。
至於《北京之春》向台灣提交情報的主要內容，據悉都是海外民運和中國大陸方面的相關資訊。《北京之春》對於民運人士之間的糾紛和沖突，以及民運派系的分分合合，一般都根據自己的立場和角度向台灣相關當局提供意見。民運人士的個人資料和訊息，比如對兩岸問題的看法、交往範圍、經濟狀況、家庭背景、存款賬號、生活隱私及嗜好等等，都會被《北京之春》寫入瑣碎的報告之中，或褒或貶，直接影響著台灣情治單位對這些人士的看法。台灣相關當局根據這些情報來決定如何控制海外民運，設法增加某些民運人士的發言份量和活動範圍，而對另外一些民運人士進行封殺。
根據現有的資料看，《北京之春》雜誌公開的政治立場是反大陸、反中共和分裂中國，為“兩國論”、“一邊一國論”、“中國威脅論”、“中國崩潰論”叫好，對每一時事的評論都與其時陳水扁當局的台灣陸委會保持一致論調。《北京之春》所刊的文章，與“大紀元時報”、“人民報”、“新生網”、“議報”、“博訊”、“多維社”、“中國事務”、“中國觀察”、“民主論壇”、“自由亞洲電台”、“中華評述”、“獨立評論”、“希望之聲電台”、“新唐人電視台”上的評論文章幾乎雷同，有些衹改動一下標題而已，由此可見，他們是隨著一根指揮棒而進行大合唱的。此外，《北京之春》與設在土耳其的疆獨組織簽訂合作協議，並建議達賴喇嘛向北京提出西藏建國主張，還掌控著“宗教迫害調查委員會”等組織。
作爲《北京之春》雜誌社社長的王丹，幾年前曾到台灣宣佈“海外民運徹底失敗”，這被外界認為是他所說的唯一實話。不過，無論王丹還是胡平，都不敢坦言海外民運走向窮途末路的真正原因不是缺錢，而恰恰是因為被台灣和美國的反大陸、反中共和分裂勢力所利用的事實一再被曝光，從而遭到社會大眾的唾棄。民運人士胡安寧、徐水良、倪育賢等人，在此之前也都紛紛撰文稱“民運已經死亡”，那麼，對於海外民運來說，誰是他們的“死神”呢？答案顯而易見，他們的“死神”恰恰是那些喂給他們“奶水”的人，也是貪婪地吸收這些“奶水”的他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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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著者：武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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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運人士”者，民主運動人士的簡稱；“特工”者，執行特別任務或勤務的工作人員的簡稱，在大陸也叫做“特務”。乍一看，這兩個詞彙之間毫無關聯，但仔細考量，卻可以發現，這兩個詞彙其實可以並行不悖，——人，是可以擁有多重身份的，民運人士當特工，抑或特工搞民運，其實完全是有可能的，尤其是在多種政治勢力或利益集團互相纏鬥的時候。
明裏做特工，特工便是特工；明裏從事其它職業，暗裏做特工，習慣上稱爲“間諜”。做間諜的人，其目的和動機也不一而足，有人為理想、爲主義、為國家，有人只為間諜這一行當的驚險刺激，而有人則是為一己私利。
在前面的第二章中，提及王丹、王軍濤等民運人士的現狀時，曾引述媒體爆料，概述過某些民運人士和臺灣情治單位的合作。在此後的幾個章節中，或引述媒體消息，或引用民運人士的披露，也曾提及某些民運人士與臺灣情治單位之間的合作關係。
其實，某些民運人士接受臺灣情治單位提供的經費、為其工作，在海外民運圈子裏已經是公開的秘密，亦是民運人士内訌、互相攻訐之時經常使用的一件武器，——你指控我是臺灣特工，我指控你是“共特”，諸如此類；雖然目的大多在抹黑對方，但很多人知道，這其實並非空穴來風，而是其來有自。而媒體的爆料更是言之鑿鑿，公佈出來的資料、秘辛也是證據充分。
在以下三章中，本書將引用各種公開資料，為“民運人士當特工”做一次集中披露，以饗讀者。
逐案審查 臺灣情治單位為民運供血
2002年9月23日，台灣《自由時報》出人意外地揭開了一個讓輿論譁然的内幕，——號稱“海外最大民運雜誌”的《北京之春》雜誌，是由臺灣國安局出資兩億多新台幣設立的，其主要任務是，在“支持民運”的名義下搜集情報。於是，《北京之春》雜志社原社長薛偉，以及目前的社長王丹的“臺灣特工”身份被暴露出來。這則新聞很快被海外各華文媒體轉載，成為2002年最引人關注的民運新聞。
台灣前立法委員錢達披露，自1982年起，臺灣國民黨當局就為民運機關刊物《中國之春》雜誌提供經費，這項經費主要是通過台灣情治單位撥出的，並不在行政院的行政開支預算之內。民進黨執政以後，為了使海外民運的活動更符合陳水扁當局的意願，遂決定將資助方式由以前的“定額補助”改為“逐案審查”。對此，當時的臺灣行政院陸委會副主委陳明通解釋，這樣做的目的，是要把“錢要花在刀口上”。
長期以來，指責民運組織為台灣情治單位工作的批評之聲不斷。以《北京之春》雜誌為例，向來自稱“海外最大民運雜志”的《北京之春》，曾因代表海外民運與設在土耳其的“疆獨”組織簽訂合作協議，以及刊登廣告公開為北約戰機炸毀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之舉進行辯護，在其他民運組織以及華人社區中招致非議，被斥為“台諜機構”和“民族敗類”。但《北京之春》對此均予以否認和駁斥，還譴責這是“共特造謠”。此次台灣《自由時報》的爆料，無異於打了《北京之春》一記耳光。
然而，《北京之春》隸屬於台灣情治單位的內幕被爆料，還衹是問題的冰山一角。“民聯”、“民陣”、“民聯陣”、“自民黨”、“中國人權”、“聯席會議”、“中國之音”、“聯總之聲”、“天安門一代”、“二十一世紀基金會”、《大紀元》、《議報》、《新世紀》、“漢藏協會”、“學自聯”等組織，在經費來源上，也與臺灣和美國的情報機關有著千絲萬縷的聯係。
據稱，這些秘密經費的使用並沒有有效的監督機制。因而一直以來對於民運組織經費被貪污、私吞、挪用的指控，不絕于耳。例如，《北京之春》的經理薛偉聲稱該社目前的處境是“在工作人員領取失業救濟金的情況下勉強維持”；但實際上他本人則早已從長年經手、不受監督的秘密經費中獲益，在美國擁有幾處房產。早前主管《中國之春》秘密經費的另一名民運人士徐邦泰，以及曾任“民陣”主席的萬潤南，也一度被人指責“私吞大筆公款”。
有錢能使鬼推磨 民運成傀儡
人們時常感到困惑，王丹等民運人士到了海外之後，何以自甘淪為台獨的工具？在由台灣或外國機構資助的幾家網站、報刊、電臺上，幾位自詡為“民運主流”的評論員先後充當著李登輝、陳水扁兩朝台灣雇主的喉舌。他們往往一稿數投，相互因襲，唱著同一個調門，論點大致與台灣陸委會各個時期的對外發言基調相似。
雖然這些民運人士常常說，“衹要能搞民運，不必理會錢從哪裡來”。但是，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你既然從間諜機構領取工資，就得完成情報任務，正如民運人士盛雪拿了“遠華案”主角賴昌星的錢，就得為其上庭辯護和出書立傳一樣。台獨之所以要民運人士出面活動，無非是要在遏制、肢解中國的戰略中，打出一面“民主人權”的漂亮旗幟。
眾所周知，台獨教父李登輝就是以“大陸不民主，兩岸不統一”作幌子，要實現他的中國“七塊論”。1998年12月，民運人士魏京生到台灣接受李登輝接見，為了獲得二百萬美元的資助，他竟聲稱“山東也可以獨立”，就是一個明顯“有錢能使鬼推磨”的例子。雖然當時台灣當局並沒有按魏京生要的數目給錢，但是讓《北京之春》牽頭為他搞了一個“民運聯席會議”，授予其“主席”虛銜，目的就是滿足其虛榮心，調高他的反共音量。
敲詐勒索 不給錢就曝光“特殊合作”
面對台灣媒體突如其來的曝光，《北京之春》雜誌社社長王丹透過多維新聞社作了一番不能自圓其說的辯解。他聲稱，衹要自己當一天社長，《北京之春》就不會接受情報機構提供的經費，也不會接受任何有特定政治條件的捐款，而要去向那些“正當的基金會”，例如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NED）申請經費。
其實，這些話是說給那些不知道內情的人聽的。而事實是，《北京之春》的編委會成員，都由台灣國安局定案，王丹的活動經費也得經過國安局的管道發出。既然該雜志迄今名義上仍是“中國民聯”的機關刊物，王丹不是民聯成員，社長一職顯然並非通過民聯產生，況且直至被媒體曝光前，民運團體對社長易人一事均不知情。另據報道，王丹當年在哈佛入學的將近二十萬美元的費用悉由台灣提供，而且還以“研究八十年代以後的台灣社會”為名經常呆在臺北。因此，他實際上並不可能過多涉足《北京之春》的管理和編輯事務。
《北京之春》的總編輯胡平也對多維新聞社說，《北京之春》與台灣方面“合作關系單純，沒有任何秘密可言”，不會有“驚人內幕”被公佈。然而錢達等人曾於當年9月21日向《自由時報》駐美特派員曹鬱芬公開表示，“一旦台灣政府不再補助時，相關人士屆時不排除會揭露台灣政府與民運組織之間的‘特殊合作’內幕”。由此可見，民運人士這種口吻無異於要挾和敲詐勒索。
民進黨執政 民運由反共變支持台獨
為台灣收集情報並非海外民運的主業和所長，據錢達透露，台灣國安局因而為此作了通融，決定“由自己內部來幫助消化處理”給《北京之春》等機構限定的情報件數。按常理，台灣要海外民運做的正事主要還是在輿論方面，即：抨擊大陸，為台灣助陣。透過彌漫於海外民運之間的越來越濃烈的“國家虛無主義”論調，令人明顯感受到當時的台灣當局對於“主權定位”問題越來越深重的憂慮。
當年，隨著台灣政黨輪替，民進黨上臺執政，海外民運的輿論主調也由“逢共（中共）必反”變成“逢中（大陸）必反”。歸納起來，就是藉由一波接一波對“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的批判，逐漸淡化大陸民眾的“國家意識”、“民族情結”；同時，依托“人權高於主權”的理論，否定大陸對台灣擁有主權。陳水扁當局一說“台灣不是港澳，不接受一國兩制”，海外民運便立刻抨擊香港、澳門“沒有人權”，今非昔比；陳水扁當局否認“一中”和“九二共識”，海外民運便以聯合國成員國兩韓、兩德為例，來比照大陸和台灣的關系，聲稱兩岸即便要實現統一，也得按“聯邦”或“邦聯”的模式，採用“中華兩國”。
近年來，海外民運隨著幕後的指揮棒聞雞起舞，批判“民族主義”的方式日漸呈現激進化的趨勢，甚而出現項小吉、北明、遠志明等人分別為八國聯軍火燒圓明園、日軍南京大屠殺進行辯護的聳人聽聞之語。如果說海外民運過去以“迫使中國改進人權”為由而反對大陸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反對北京舉辦奧運會、反對美國給予中國最惠國待遇，以及反對中共領導人出訪等等還有一些道理的話，那麼，如今斥責大陸網民為“愛國賊”；給“東土爾其斯坦獨立運動”貼上“民運”的標簽；把“遠華案”主犯賴昌星說成是和劉少奇、四人幫一樣的“政治犯”，是所謂“創造了經濟奇跡”的“英雄”；以及劉曉波等人一度撰文稱“一百年殖民地不夠，三百年才好”等等，則完全是荒謬絕倫，這導致海外民運因此失去了很多支持者和聽眾。儘管如此，王希哲卻還公開“告誡”王丹、王軍濤等人，說“不要怕孤立”，讓他們不必理會海外華人的看法，言外之意是民運應繼續保持周舵所形容的那種“自彈自唱”狀態，“衹要台灣聽得順耳就行”。
台獨大老：“要讓大陸忙不過來”
定居紐約的台灣民進党大老洪哲勝曾在他的一篇文章中直言不諱地指出，台灣之所以應該支持“大陸民運”，就是要“讓大陸忙不過來”；大陸一亂，台灣就有機會實現獨立了。
其實，洪哲勝也明白，支持民運的結果，衹是讓幾位所謂“主流派”的民運人士獲取金錢資助或其它方面的一些名利而已，然而這些人的獲利卻是以海外民運的整體聲譽受損和內部分裂為代價的。當然，那種“主流”與“非主流”之分，系由台灣有關當局操盤而定，凡是能在他們掌控的會議中應邀主講，或者在他們資助的報刊雜誌上發表文章，便是“主流”。與此同時，因資源有限，獲得支持的“規矩”頗嚴，絕對排斥那些不被他們認可的“非主流”異己。
“主流派”裏的大角色，協助台灣搞外交或推動反中聲浪，小角色則幫腔詆毀、討伐海外民運內部的異己派系，也算表明了自己“立場可靠”。雖然“主流派”一再強調民運應當團結包括台獨、藏獨、疆獨、蒙獨、法輪功、中功以及賴昌星等在內的“一切反共力量”，但是，凡說這些話的人卻往往正是內鬥起來最凶的狠角，非把對方打成“中共特工”才罷休，鬥來殺去，將海外民運折騰得山頭林立。
為了爭奪資源，“主流派”內部也時有發生相互貶低、拆臺的鬧劇。例如，劉青和蕭強容不得盧四清、吳弘達及李洪寬等人，在主流美國媒體上發表越來越多的聲音，頻頻向某些基金會遞送中傷異己的材料；王希哲、薛明德等因為發言資格被奪，跑到美國國會與有資格發言的魏京生、劉青等高聲對罵，推搡沖撞；王丹的“天安門一代”會議的排斥性也頗強，竟然叫來警員，對六四天安門事件時期的原北京高校自治聯合會主席周勇軍、外地高高校自治聯合會主席連勝德等人實行“清場”；此外，薛偉、胡平等也曾為了不讓秘密經費的控制權旁落，而與徐邦泰、伍凡等鬧上法庭，最後導致《北京之春》與《中國之春》分裂；而徐邦泰、伍凡、汪岷等人隨後又因為不願把《中國之春》交給王策、林樵清、王涵萬接管，促使“民聯陣”與“民聯陣-自民黨”二度分裂，等等。
民運貴族從不擔心“斷奶”
其時，台灣陸委會的官員們也頗為費解，為何台灣當局的慷慨支持，非但未見海外民運壯大，還反而使海外華人離民運越來越遠？最後他們衹好埋怨“大陸共產黨教育出的人沒有一個好東西”。民運人士中的確有為數不少者是大陸文革、反右運動中的“極左派”和“打砸搶分子”出身（如魏京生、阮銘、王希哲、方圓等），缺乏民主素養，由其所作所為可見，掛在口頭上的“民主”並不可靠。
但是，“民運主流”從不擔心台灣或美國會真正對他們“斷奶”，他們自以為其利用價值仍然客觀存在。但他們卻需要以“無與倫比的喜悅”之類的肉麻詞句來歡呼當年台灣陳水扁的上臺，或者聯篇累牘地頌唱“台灣民主經驗”。其實，在統獨問題上，大多數民運人士都很矛盾，以往他們大多秉持“維持台海現狀”的觀點，但自從當年陳水扁入主總統府以後，原先不敢苟同“台獨”的，也站出來為“一邊一國論”打氣；原先附和“一中各表”的，也改口“堅拒一中”。這算是投機迎合呢，還是“政治覺悟”提高了呢？
這些年來，“主流派”民運人士在《北京之春》等機構的安排下，每年都跑不少地方，從臺北、泰國到美國、歐洲、澳洲，從“疆獨”的大本營土耳其到“西藏流亡政府”的所在地印度達蘭薩拉，每回都不必掏自己的腰包。同時，一些基金會組織還給他們頒發了獎狀或津貼；沒文化的照樣在美國著名學府獲聘“訪問學者”，拿學位的也不必參加各種考試或到校聽課。當年天安門廣場前流血的示威者們以及現今國內在押的“政治犯”們，都成了這些人在海外以“民運領袖”自居的政治資本。至少到將來台灣問題徹底解決之前，他們仍可以過著一種衣食無虞、不勞而獲、喊喊空洞口號、罵罵中國大陸、吹捧幾句台灣的逢場作戲而又自我封閉的生活方式，與普通海外華人格格不入。就這麼幾十號人，在越來越狹小的活動空間裏，不斷地成立這個或那個組織，不斷編寫經費報告，不斷結派，不斷傾軋，不斷在內部揪“中共特工”，年復一年，日復一日。
《北京之春》雜誌社的內幕
在華盛頓，在紐約，在臺北，在曼谷，在新加坡，在洛杉磯，在多倫多，在巴黎，在倫敦，以及香港的一些公眾場合，偶爾會碰到一些以“民運人士”頭銜出沒的人。這些具有神秘色彩的人，除了叫喊反對中國外，個人的其它資訊一概向人們隱瞞，而且最怕被人問及真實身份。這些人當中，有不少是被台灣情治單位所雇用的職業間諜，而並非什麼民運人士。某些民運組織如《北京之春》雜誌社，實際上也衹不過是台灣情治單位設在海外的情報站而已。
《北京之春》雜誌社，是臺灣情治單位設在美國的一個情報站，負責監視和控制海外民運人士。不為公衆所知的是，《北京之春》雜志社還有一個名稱，叫做“中華民國行政院大陸工作委員會大陸政策海外研究室”，它是一個從李登輝時代開始就由台灣軍情局提供經費，為台獨、藏獨、蒙獨、疆獨等勢力或組織製造輿論，並替台灣情治單位收集兩岸及美國的情報，監視、控制大陸流亡海外的民運組織以及海外華僑社團的諜報機構。
2002年9月，《北京之春》雜志社的經理薛偉在臺北告訴臺灣《自由時報》記者，台灣軍情局撥給他們的活動經費多達兩億元新台幣，而他們每年必須向臺灣軍情局提交定額為250件的情報。薛偉以此爆料，透過《自由時報》要挾當時執政的陳水扁當局，揚言如果臺灣軍情局停發經費，他將抖出更多的內幕來。當時，人們熱切關注事態的發展，希望借此瞭解更多的真相。可是，薛偉後來卻沒有繼續爆料，而是悄悄返回了美國。這到底怎麼回事呢？實際上薛偉的要挾已經奏效。不久之後，王丹被臺灣軍情局委任為《北京之春》雜誌社社長，大筆經費隨即進了他們的秘密賬戶。
2004年5月，台灣《中國時報》和北京《環球時報》相繼報道，大陸的國家安全局從其截獲的台灣絕密文件中獲知，台灣的軍情局、情報局、國安局曾設立“移山專案”、“文正專案”、“致廣專案”、“志翔專案”、“二王專案”，網羅王炳章、胡平、李少民、王軍濤、王丹等海外民運人士充當間諜。
上述報道還指出，早在1994年，台灣當局就已經控制了當時海外十七個民運團體。雖然丁渝洲、顏萬進等台灣前情報頭目矢口否認，然而時任臺灣國安局局長的薛石民卻向臺灣《聯合報》指出，某些被中斷資助的海外民運人士挾怨報複，故意外泄上述報道所提到的那些絕密文件。據他分析，洩密者正是薛偉。薛偉聞訊立刻四處喊冤，向美國華文媒體《世界日報》表示自己不願捲入台灣情治單位的內鬥。
作為台灣間諜網絡的海外情報站，《北京之春》為了掩人耳目，以海外民運團體作招牌，在刺探和收集情報的同時，對民運人士實行監視、控制和利用。
《北京之春》經常在雜志上呼籲讀者捐款，以製造它是靠讀者捐款而生存的假相。事實上，《北京之春》月刊在編輯、排版、印刷、發行等日常運營方面的全部支出，一直由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NED）撥款資助，NED的官方網站對此也並不諱言。
而《北京之春》從台灣方面所獲得的巨額經費，則主要被用於與雜誌日常運營毫無關系的間諜活動，其中包括薛偉等人出入歐洲、土耳其、印度、泰國、新加坡、澳大利亞、新西蘭、台灣、香港等地的花費，以及另外所聘用的十餘名情報人員（他們分別與薛偉等人單線聯絡）的工資和津貼。
至於《北京之春》主辦各類研討會和集會示威活動，以及安排民運人士赴台參訪等方面的費用，則另行向台灣陸委會、台灣民主基金會、三民主義大同盟、漢藏協會、中華歐亞基金會、中國青年團結會、僑委會等機構進行專項審核報銷。
《北京之春》雜志社的經理薛偉，其真實姓名叫王元泰，多年前為了獲得美國的政治庇護而加入海外民運團體“中國民主團結聯盟”，隨即又投靠臺灣情治單位。
薛偉的真實背景，外界很少有人知其底細。其實，“薛偉”衹是一個化名而已，他所持証件上的姓名（Mark Wong或Wang Yuan Tai）據説也都並非真名。美國有人認出他曾經是四川某監獄中服刑的強奸犯，這一點被台灣情報人員林樵清證實。薛偉的太太、台灣女子鍾淑梅和他只是名義上的夫妻，而鍾淑梅真正的丈夫，是原台灣情報官員、薛偉的老上司陳政三。現實生活中薛偉的實際伴侶，是從貴陽逃到香港的有夫之婦張菁。張菁在香港再度嫁人之前自甘沉淪，曾在旺角一帶賣淫，自從搭識薛偉後，萌生了移民美國的念頭。兩人在香港和台灣的酒店裏同眠同宿，曾招致圈內人士的非議。據知情人透露，張菁與她的香港籍丈夫一向不和，經常打架，但由於鍾淑梅的幹預而未離婚。鍾淑梅有時候也會無端生事，指責張菁與倪育賢（本書第八章所述及的那位自民黨主席、性侵兩名華裔少女案的被告人）有染，引致薛、倪怒目相向。
除了薛偉夫婦的複雜關系，《北京之春》最大的醜聞，莫過于社長王丹在台灣與多名“同志”同性淫亂而被《TVBS週刊》爆料。王丹在盛怒之下，曾經提出抗議，要求對方道歉。然而，《TVBS週刊》在回復王丹的抗議信時特別指出，有關王丹的“同志”性傾向，決非僅僅根據“一位流亡詩人”的敘述和一些網絡文章，而是有多位社會知名人士提供了十分確切的消息來源。有人為此在網上譏笑王丹“口風越緊，肛門越松”。自此之後，王丹每到一處，總引來人們異樣的眼神，好多人交耳相傳“王丹去台灣賣屁股”，還指著他的後背嘀咕不休。據說劉青和王丹吵架時，劉青曾指著王旦罵道：“你知道為什麼你的咽喉炎和痔瘡總是好不了嗎？那都是因為你不正當地使用自己的口腔和肛門，上帝才懲罰你！”此外，人們對於王丹的美國的學歷也都表示懷疑，認為那完全是假的，是台灣花錢買的，實際一文不值。
至於《北京之春》向台灣提交情報的主要內容，據悉都是海外民運和中國大陸方面的相關資訊。《北京之春》對於民運人士之間的糾紛和沖突，以及民運派系的分分合合，一般都根據自己的立場和角度向台灣相關當局提供意見。民運人士的個人資料和訊息，比如對兩岸問題的看法、交往範圍、經濟狀況、家庭背景、存款賬號、生活隱私及嗜好等等，都會被《北京之春》寫入瑣碎的報告之中，或褒或貶，直接影響著台灣情治單位對這些人士的看法。台灣相關當局根據這些情報來決定如何控制海外民運，設法增加某些民運人士的發言份量和活動範圍，而對另外一些民運人士進行封殺。
根據現有的資料看，《北京之春》雜誌公開的政治立場是反大陸、反中共和分裂中國，為“兩國論”、“一邊一國論”、“中國威脅論”、“中國崩潰論”叫好，對每一時事的評論都與其時陳水扁當局的台灣陸委會保持一致論調。《北京之春》所刊的文章，與“大紀元時報”、“人民報”、“新生網”、“議報”、“博訊”、“多維社”、“中國事務”、“中國觀察”、“民主論壇”、“自由亞洲電台”、“中華評述”、“獨立評論”、“希望之聲電台”、“新唐人電視台”上的評論文章幾乎雷同，有些衹改動一下標題而已，由此可見，他們是隨著一根指揮棒而進行大合唱的。此外，《北京之春》與設在土耳其的疆獨組織簽訂合作協議，並建議達賴喇嘛向北京提出西藏建國主張，還掌控著“宗教迫害調查委員會”等組織。
作爲《北京之春》雜誌社社長的王丹，幾年前曾到台灣宣佈“海外民運徹底失敗”，這被外界認為是他所說的唯一實話。不過，無論王丹還是胡平，都不敢坦言海外民運走向窮途末路的真正原因不是缺錢，而恰恰是因為被台灣和美國的反大陸、反中共和分裂勢力所利用的事實一再被曝光，從而遭到社會大眾的唾棄。民運人士胡安寧、徐水良、倪育賢等人，在此之前也都紛紛撰文稱“民運已經死亡”，那麼，對於海外民運來說，誰是他們的“死神”呢？答案顯而易見，他們的“死神”恰恰是那些喂給他們“奶水”的人，也是貪婪地吸收這些“奶水”的他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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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運精英大起底》第十二章 “齷齪小人”徐水良
第十二章 “齷齪小人”徐水良
在前面的章節中，可以看到海外民運之間形形色色的内鬥手段，其中很厲害的一招，是把自己的對手指控為中共特務，亦即他們所簡稱的“共特”。這實際上是很嚴重的一種指控，不僅可以敗壞對手或異己的名譽，也會讓其他人對其避之唯恐不及。在海外民運人士中，抓“共特”的高手應該算是中國民聯的主席徐水良。在他的眼中，非我族類，皆是“共特”。
徐水良是南京人，只接受過小學教育。在大陸的時候，徐水良加入了浙江的中國民主黨，他之所以會受到海外媒體的青睞，是因爲他敢于把自己那頗有“反骨”的文章大量地向海外發表。由於文化程度及水準有限，他的文章錯別字連篇、經常文理不通，雖則以“敢言”著稱，但還是被人促狹地稱爲“小學生作文”。1998年，在劉青等人的資助下，徐水良一家申請了中國護照，遠赴美國，並從此在美國定居。
抵美後，徐水良先是被推舉為“中國民主黨海外後援會協調人”，繼而擔任了中國民聯的主席。這個曾經鼓吹“暴力革命”的人，並沒有留在大陸堅持鬥爭，而是把他的“暴力革命”理念運用于海外民運的内鬥之中，很快他就與幾乎所有的知名民運人士成爲對頭，並且指控每一個與之相左的人是“共特”，一時間，攪得民運江湖風聲鶴唳，人人自危。
曾與徐水良有過良好關係的王希哲，文革中做過廣州造反派的小頭目，文革結束後因爲繼續“造反”，被大陸當局以“顛覆政府”的罪名判刑坐牢。他的文章《李一哲大字報》當年曾經被臺灣編入教科書，也因之被譽爲大陸的三個“民主鬥士”之一。他的經歷與魏京生如出一轍，但他與魏京生卻是一對死敵，屬於“小人同而不和” 的典型。從大陸出獄來到美國後，王希哲繼續以“造反”和“鬥爭”的形式從事民主運動。在很短時間內，王希哲與身邊所有的人都成為你死我活的“政敵”。對於這些所謂的“政敵”，王希哲一概以“陰暗齷齪小人”目之，彼此閒因此打得天昏地暗。
王希哲的一張大字報
近年來，人們訝異地看到，王希哲這個“民主鬥士”，竟在被他指為“壞人圈”的民運圈內，混得焦頭爛額、體無完膚，與他過去親密合作過的“戰友”們幾乎統統鬧翻，尤其是在與徐水良的爭鬥中，他更是不遺餘力，慾置對手于死地而後快。
王希哲在民運中進行“民主革命”的方式，仍然是他慣用的“大字報”。以下是王希哲針對徐水良而發表的一封公開信，在這裡作爲本書的一份資料加以全文引述，奇文共欣賞，一來可以得窺民運人士内鬥的堂奧，二來可以從中看出徐水良抓“共特”的所作所爲。為了大家能讀得更清晰明白，只修改了文中一些明顯的錯別字。
《公開信：徐水良是一個陰暗齷齪小人》
徐水良先生：你的9月16日聲明是在向中共告密，是在向中共獻計．你是在以維護國內民主黨的面目出現，借中共之手，授中共以柄來扼殺中國民主黨，構陷迫害中國民主正義黨。你走得太遠了！你這是對中國民主運動的大叛賣，我不得不揭露你了。
1、你開口就說正義黨“主張暴力革命”，誣陷正義黨和民主黨“摻和在一起”，甚至誣陷正義黨“企圖以私利來利用和控制該黨”。你這不是在向共產黨告密，授柄又是什麼？
正義黨從來主張和平理性變革，但聲明不排除革命。人民有革命的天賦人權，曾經舉手宣誓參加過民主正義党的徐水良難道不清楚嗎？如果正義黨因為不排除革命，就必須與民主黨“嚴格分開”，否則就大危害了民主黨，那麼徐水良先生，你又是什麼時候搖身一變，變為“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改良主義者了呢？你剛到美國，下車伊始就暴力革命的調子叫得比誰都高（決不亞于王炳章、張林），好像國內到處都在暴動。
這甚至引起了包括劉國凱先生在內的許多人的懷疑和不滿，這難道不是事實嗎？你看看你的腳底下，你以暴力革命的高調炮轟郭羅基的那些口水幹了嗎？你怎麼今天忽然忸捏作態？聲言正義黨“主張暴力革命”就必須與民主黨“嚴格分開”否則就“危害民主黨”了？而你這個也主張暴力革命的大將，則不妨“好官我自為之”，繼續當你的所謂“中國民主黨海外後援會協調人”而又絲毫不會“危害民主黨”了呢？
2、年中你剛到美國，舉目無親，一無所有，無依無靠。是以王希哲、傅申奇為代表的正義党朋友熱情接待了你：有飯分一半給你吃，有衣分一半給你穿；四處奔波，為你安頓住處．然後宣傳你的歷史，到處介紹你，故意拔高你；我已聯絡好了還將請你到費正清中心講演。剛好浙江民主黨事件出來，正義党接受了徐文立的建議，立即著手組織海外後援會。考慮到你剛出來，易於團結各山頭共同援內，我們極力推薦你擔任了這個後援會的協調人。為了你獲得“正統”的地位，我們又極力主張浙江黨人承認你為他們的海外發言人。
你對我說：“希哲，口說無憑，你讓他們寫個書面委託書給我吧？”我打了很多電話，謝謝浙江朋友信任我，雖然還有些猶豫，仍然寫了書面委託。這一來，你立即身價十倍，忘乎所以，上下吹噓；而有些居心不良之人，也就真以為你奇貨可居，炙手可熱，得你便如得鎮山之寶，以壯分裂之資，在你面前抬舉你，吹捧你，你便雲山霧罩昏昏然以為海外民運非我其誰了！
但這時劉青眼紅于你，利用一封浙江網蟲張龍不實之來信，四處傳播“浙江民主黨並未委託徐水良為海外發言人；徐水良欺世盜名”。你著急了，又來求救於我。我那時以為你在我苦勸之下還能清醒，為團結之大局，必須維護你，我又一次說服了浙江的朋友書面為你澄清，證明委託如實。正義黨論壇也為你在網路上宣傳。但浙江的朋友實際已對你不滿，另寫了個限時的委託書發來，即只承認你的發言人身分到今年十二月結束。我斟酌再三，建議隱不公佈。公佈了，就暴露了浙江對你的有限信任。這對你，對全域不利，便壓了下來。此件還在我們手上。
但你卻以為有了“尚方寶劍”，又膽壯了起來，向劉青、魏京生髮起進攻，發公開信說他們造你的謠，要他們向你公開道歉。還是我勸你不必再糾纏這些．你不聽，說就是要向他們“要個說法，討個公道”。你何其氣壯乃耳！
這以後，你就執意退出了正義黨；再以後，你就到處打電話給正義黨黨員鼓動他們退出正義黨（你究竟奉誰的指令？）；又再以後，山東，湖北，東北民主黨籌委會成立，你大夢初醒，立即感到失落，感到身價可能大跌，因為你只能吃浙江的飯，不能吃全國各省的飯。你便抱怨正義黨山東之事為什麼不與你“協調”，意即再次委託你作發言人。這是不合理的，當然遭到拒絕。這樣，正義党便成了你的敵人，你對正義黨積下了滿腹的毒怨，在這滿腹毒怨的推動下，就產生了你的這個借共產黨刀殺人的“9.16”聲明。
3、你在聲明中說別人“企圖把民主黨變成自己的私產”，所以退出民主正義黨。而你難道不正是把民主黨當作你“自己的私產”嗎？別的不說，你以這個“中國民主黨海外後援會協調人”發這個聲明，是誰給你的權力？發聲明前，你與後援會各組織，起碼是主要骨幹組織“協調”過了嗎？這後援會成了你的“徐家會”了？我質問你有什麼權力發這個聲明，你辯解說是以你“個人名義發的”。這是自欺欺人的狡辯！請問江澤民以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銜簽署聲明，可以是他個人的聲明嗎？
當前民主黨全國籌備會尚未成立；你僅受過浙江的委託，你沒有權力以整個中國民主黨的名義發言。我在這裏以“後援會”宣導組織民主正義黨的名義聲明，本黨不再承認你的這個“中國民主黨海外後援會協調人”的身分。
4、你在昨天之前還口口聲聲到處說，“希哲是我最好的朋友”。你說你是重義氣、重朋友之情的，你有事不會瞞著我。可你這個“聲明”從炮製到出爐為什麼瞞著我？甚至滿世界發出了，都不敢向我說一下，不敢向正義党任何成員發表。你不是針對正義黨批評的麼？為什麼不光明正大首先向正義黨發出？批評正義黨的東西不向正義黨發出，倒滿世界亂發，你真實目的是什麼？你心虛得很呀！你原來是這樣一個陰暗齷齪小人！有人驚訝：“哎呀，我印象的徐水良很老實呀！”——廣東俗話說：“扮豬吃老虎”，此之謂也。
王希哲
1998年9月17日
徐水良在王若望葬禮上大打出手
2002年1月1日，在著名民運人士王若望葬禮上，在各路媒體的閃光燈下攝影機前，身為中國民聯主席的徐水良及其家人，與“人權呼聲”組織負責人鮑戈及其家人，在葬禮現場發生肢體衝突，大打出手。
當人們還沉浸在失去一位名聲顯赫的老人的悲傷中的時候，舉辦葬禮的殯儀館外，忽聽得耳光響亮，只見兩夥男女老少打在一処，手腳並用，殺聲震天。隔天，當地華文媒體紛紛報導，——民運人士又打架啦！
民運作家曹長青在其《民運人士，丟死人了》（詳見本書附錄五）一文中，對這次“戰鬥”有極其精彩描述和深刻評論，把這次事件評價為“令人厭惡、以至憤怒的事情”。
根據曹長青的描述，大致可以知道事情的起因，是因爲徐水良指控鮑戈是“共特”，葬禮尚未結束，兩人一語不合，便當著參加葬禮的衆人大打出手。非但如此，雙方的家人也隨之加入戰陣，男女老少廝打成一團。曹長青對此評價道：“一場本來已經算是很順利的追悼活動，硬是在尾聲的時候被抹上這麽一個敗筆。”
面對這令人吃驚的意外場面，曹長青上前拉住徐水良夫婦，將其帶離現場，並對他們說：“不管你們誰對誰錯，都絕不可以在這種場合打架，這是一個老人的追悼會，你們簡直昏了頭了！你們有問題可以爭論，也可以打架，但不可以在殯儀館門口，不可以在送靈車的時候，不可以當著眾人的面。你們有能耐的話，應該像西方人那樣找個別的地方去決鬥。現在追悼會結束了，你們最好能回家，這樣這件事情就結束了。”
在曹長青的勸説下，徐水良夫婦離開了現場。但讓曹長青始料未及的是，未過多久，這對夫婦又重新回到了“戰場”，與仍在現場的鮑戈及其家人對罵，雙方摩拳擦掌，又要繼續開打。
這出鬧劇被在場的媒體記錄下來，並迅速報道出去，從而引發了輿論的一片譁然。此時，徐、鮑二人不思己過，反而公開為自己的行爲申辯，“誰也不為他們不分地點、場合、場景，不顧基本禮儀、臉面、底線的行為道歉”。由此，曹長青得出結論，認爲他們不僅沒有政治底綫，甚至缺乏做人的基本底綫。
徐水良一心抓“共特”抓成精神分裂
在民運圈中，徐水良善於抓“共特”的名聲，遠蓋過他其餘的民運頭銜。徐水良抓“共特”，把民運圈搞得風聲鶴唳，幾乎所有與他不睦的人都成了他指定的“中共特工”；而那些還沒被他抓出來的民運人士，則人人自危，避之唯恐不及。
以下是民運人士貼在網路論壇上的一則“對話”，對話發生的時間不詳，但從上下文看來，應該是在徐水良大閙王若望葬禮之後。對話的兩人是主管海外民運“資源”的臺灣軍情局特工。從這段對話中可以看出，徐水良抓“共特”不僅抓得別人人人自危，連他自己也抓得精神分裂了。
賴怡忠：大陸民運人士的內部矛盾一直十分尖銳，有時幾乎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彼此攻擊的黑函滿天飛，總是千方百計封殺對方的“資源”，並把對方誣衊成“中共特工”。
遊盈隆：你說得一點不錯。在他們當中，好像已經沒有人不曾被其他人指為“特工”的，即使那些在中國坐牢時間很長的（比如徐文立、任畹町），也未能倖免。“中共特工”就是敵人，就得置於死地，就得進行殘酷鬥爭。這是一種非常有意思的現象，頗耐人尋味。
賴怡忠：王丹告訴我，有個叫徐水良的，把海外民運裏面百分之九十的人都說成“中共特工”，還說“特工”在各個組織裏都是頭面人物，正在“領導民運”和“控制民運”。
遊盈隆：我也聽說了。所以，我們不能讓民運人士在臺灣設立分支機搆，否則他們就會來臺灣鬧。這些中國人很難纏，不光是要錢，還要搞事。我們的線人林樵清對徐水良很有看法，他認為徐水良是被劉青、薛偉利用來專門攻擊其他派系的打手。海外民運實在太複雜了。
賴怡忠：徐水良誹謗民運大佬有時候不顧場合，聽說他在抗議李鵬訪美的集會上，以及在王若望的追悼會上，也喋喋不休地說張三李四是“特工”，結果被鮑戈打耳光。
遊盈隆：美國那邊的《世界日報》對徐水良沒有興趣，徐水良就說《世界日報》被共產黨收買了。這個人很想出名，還自稱“民運理論家”；出不了名，就造成心理不平衡。《世界日報》除了報導過徐水良移民去美國的消息，此後就再也沒有專門關於他的新聞了。
賴怡忠：民運人士個個都自以為是大人物，不知天高地厚。徐水良指責《世界日報》排斥他，卻故意捧鮑戈，說它“捧誰，誰就一定有問題；貶誰，誰就是真朋友。”
遊盈隆：《世界日報》是北美大報，被它用第一版來報導過的民運人士其實沒幾個，主要取決於新聞的轟動程度。鮑戈曾好幾次上了第一版，比如他絕食抗議日本天皇訪華，還有他聯絡54人發起修憲運動，1997年他勞教釋放，以及江澤民訪美時他獲准到美國，等等。
賴怡忠：最令徐水良不平的是，《世界週刊》還專門刊登了介紹鮑戈的長篇文章。其實，這談不上捧誰貶誰。凡是主流媒體的熱點新聞，都有可能成為《世界日報》的頭版要聞。
遊盈隆：鮑戈到美國時，紐約民運人士沒有通知記者，劉青和吳弘達都排斥他，但是仍有上百名外國記者湧進甘迺迪機場等候。飛機航班及到達時間是路透社披露的。鮑戈啟程前，法新社和香港無線電視臺記者因為要採訪他，而在上海遭拘留，這樣事情便搞大了。
賴怡忠：在我的印象中，民運人士出名，大多離不開海外的組織為其呼籲和炒作，那才是徐水良所說的“捧”，比如魏京生、劉念春、楊建利、李少民等。不過鮑戈是例外。
遊盈隆：徐文立、王有才、彭明都比徐水良出名，可是他們去美國時，《世界日報》就沒用第一版位置發消息，《世界週刊》也未報導，主要是新聞性不夠強。如果按徐水良的德行，他們也要罵《世界日報》被共產黨收買了。徐水良心理不平衡，原因在他本身。
賴怡忠：說句不客氣的話，這個人到死也上不了第一版。除非他敢回國，不怕再次坐牢，才有機會出名。僅僅熱衷於在海外參加一些會議，爭個“主席”什麼的，成不了大新聞。
遊盈隆：不過，那還得看海外的組織是否肯為他推波助瀾地進行造勢。彭明、張林被抓、被判刑，就沒成頭版新聞。想必徐水良要絕望了。據說現在他不斷誹謗王炳章、鮑戈、魏京生、徐文立、王希哲、任畹町、胡安寧，靠這樣來宣洩心中的不平，打發每天的時光。
賴怡忠：當初王炳章、吳方城、唐柏橋、薛偉、劉青拉攏徐水良，只是利用而已，他卻以為進了“核心層”。結果人家開會不通知他，不讓他坐主席臺，不登他的文章，他就記仇。
遊盈隆：他沒想到王炳章不讓他成“正義黨”核心，薛偉沒讓他進《北京之春》，劉青的“中國人權”拒他於門外，唐柏橋不許他碰“公民議政”，《大紀元時報》、“自由亞洲電臺”都不請他當評論員，王丹的“憲政協進會”不要他，王軍濤不讓他參與《新聞自由導報》。
賴怡忠：還是林樵清說話一針見血，“凡是薪水高的、可出名的都沒他的份”。人家搞活動時通知他來湊個數，或者引誘他去誹謗某些名人，可是到了分錢的時候，卻都背著他。
遊盈隆：徐水良只要稍微有一點自知之明，就不會以“民運理論家”、“主流民運”或者“民運核心層”而自詡了。被他稱作“朋友”的，沒有一個當他是“朋友”；被他誣為“特工”的，也沒一個把他當“對手”，嫌他不夠級別。他得到的是人家啐他唾沫，扇他耳光。
賴怡忠：民運裏邊一定有“共特”，但決非徐水良、陳破空、張菁、唐柏橋所詆毀的人。特工只會一味討好他們，他要刺探情報，要搞離間，就得想方設法往各個組織裏鑽。
遊盈隆：這是起碼的常識。凡是民運搞活動，特工一定不肯輕易錯過；凡是有新團體成立，特工一定會儘量參加。為了不讓大家懷疑他的背景，特工總是要表演反共。他贊同台獨，支持法輪功，或者奉承你，接近你，目的都在於讓你把他當“自己人”看。
賴怡忠：對。相反，那些一貫堅持己見，不肯通融，對看不慣的人絕不交往，不參加立場相背的活動，不自吹反共，從不討好這一派，轉眼又投靠另一派的人，不會是特工。
遊盈隆：鮑戈就是這樣的人。他不認同民進黨的政見，就一口拒絕訪台，沒有通融餘地。記得那一次受邀來台參訪的有謝萬軍、陳破空、石磊等。我們沒有邀請徐水良，倒不是因為他寫文章反對台獨，那時候他是迎合洪哲勝、薛偉的。徐水良批台獨是很久以後的事了。
賴怡忠：謝萬軍當時告訴顏萬進“鮑戈是反台獨的”，但我們還是想請他來臺灣瞭解民意，接觸臺灣政治人物，可是鮑戈很固執。他如果真是特工，豈會放棄這樣的機會？
遊盈隆：我們並不要求民運人士公開表態支持“一邊一國”，沒這個必要，只要他們能夠與我們積極合作就行。過去我們對民運組織的資助實行“定額補助”，很容易產生弊端，現在改為“逐項審核”，這樣就能使他們的活動更符合我們臺灣政府的意圖。
賴怡忠：我們支持他們，他們也得配合我們。總的來說，現在我們比較重視同年輕一輩的民運人士打交道，而對年事已高的那一些，即使知名度較高，也並不寄予多大希望。
遊盈隆：在臺灣，年輕人當中支援民進黨的比例一直高於支持國民黨，他們沒有歷史的包袱。我們轉向支持年輕一代的民運人士，是基於同樣的考慮。說白了，即便徐水良贊同臺灣爭取獨立的主流民意，我們對他也沒有興趣，更何況這些年來徐水良等總是反復無常。
從這段對話中可以看出更多徐水良在民運人士中抓“共特”的所作所爲，不僅佐證了徐水良、鮑戈在王若望葬禮上大打出手的事實，還透露了徐鮑二人相爭的真實起因；不僅證實了徐水良抓“共特”的事實，還披露了他胡作非爲的深層原因，以及他在民運圈中孤立的狀況。
看完這段臺灣特工的對話，人們不禁會問，自六四以來延續至今的海外民運，難道真的要葬送在徐水良這樣的人手裏嗎？海外民運前途何在？希望何在？這種令人傷心與無奈的現實，實在讓人啞口無言。
中文畅销书《民運精英大起底》
编著者：武闻
澳門南天國際有限公司出版
电子版网址: http://boxun.com/hero/xiaoxiaofengyuqing
在前面的章節中，可以看到海外民運之間形形色色的内鬥手段，其中很厲害的一招，是把自己的對手指控為中共特務，亦即他們所簡稱的“共特”。這實際上是很嚴重的一種指控，不僅可以敗壞對手或異己的名譽，也會讓其他人對其避之唯恐不及。在海外民運人士中，抓“共特”的高手應該算是中國民聯的主席徐水良。在他的眼中，非我族類，皆是“共特”。
徐水良是南京人，只接受過小學教育。在大陸的時候，徐水良加入了浙江的中國民主黨，他之所以會受到海外媒體的青睞，是因爲他敢于把自己那頗有“反骨”的文章大量地向海外發表。由於文化程度及水準有限，他的文章錯別字連篇、經常文理不通，雖則以“敢言”著稱，但還是被人促狹地稱爲“小學生作文”。1998年，在劉青等人的資助下，徐水良一家申請了中國護照，遠赴美國，並從此在美國定居。
抵美後，徐水良先是被推舉為“中國民主黨海外後援會協調人”，繼而擔任了中國民聯的主席。這個曾經鼓吹“暴力革命”的人，並沒有留在大陸堅持鬥爭，而是把他的“暴力革命”理念運用于海外民運的内鬥之中，很快他就與幾乎所有的知名民運人士成爲對頭，並且指控每一個與之相左的人是“共特”，一時間，攪得民運江湖風聲鶴唳，人人自危。
曾與徐水良有過良好關係的王希哲，文革中做過廣州造反派的小頭目，文革結束後因爲繼續“造反”，被大陸當局以“顛覆政府”的罪名判刑坐牢。他的文章《李一哲大字報》當年曾經被臺灣編入教科書，也因之被譽爲大陸的三個“民主鬥士”之一。他的經歷與魏京生如出一轍，但他與魏京生卻是一對死敵，屬於“小人同而不和” 的典型。從大陸出獄來到美國後，王希哲繼續以“造反”和“鬥爭”的形式從事民主運動。在很短時間內，王希哲與身邊所有的人都成為你死我活的“政敵”。對於這些所謂的“政敵”，王希哲一概以“陰暗齷齪小人”目之，彼此閒因此打得天昏地暗。
王希哲的一張大字報
近年來，人們訝異地看到，王希哲這個“民主鬥士”，竟在被他指為“壞人圈”的民運圈內，混得焦頭爛額、體無完膚，與他過去親密合作過的“戰友”們幾乎統統鬧翻，尤其是在與徐水良的爭鬥中，他更是不遺餘力，慾置對手于死地而後快。
王希哲在民運中進行“民主革命”的方式，仍然是他慣用的“大字報”。以下是王希哲針對徐水良而發表的一封公開信，在這裡作爲本書的一份資料加以全文引述，奇文共欣賞，一來可以得窺民運人士内鬥的堂奧，二來可以從中看出徐水良抓“共特”的所作所爲。為了大家能讀得更清晰明白，只修改了文中一些明顯的錯別字。
《公開信：徐水良是一個陰暗齷齪小人》
徐水良先生：你的9月16日聲明是在向中共告密，是在向中共獻計．你是在以維護國內民主黨的面目出現，借中共之手，授中共以柄來扼殺中國民主黨，構陷迫害中國民主正義黨。你走得太遠了！你這是對中國民主運動的大叛賣，我不得不揭露你了。
1、你開口就說正義黨“主張暴力革命”，誣陷正義黨和民主黨“摻和在一起”，甚至誣陷正義黨“企圖以私利來利用和控制該黨”。你這不是在向共產黨告密，授柄又是什麼？
正義黨從來主張和平理性變革，但聲明不排除革命。人民有革命的天賦人權，曾經舉手宣誓參加過民主正義党的徐水良難道不清楚嗎？如果正義黨因為不排除革命，就必須與民主黨“嚴格分開”，否則就大危害了民主黨，那麼徐水良先生，你又是什麼時候搖身一變，變為“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改良主義者了呢？你剛到美國，下車伊始就暴力革命的調子叫得比誰都高（決不亞于王炳章、張林），好像國內到處都在暴動。
這甚至引起了包括劉國凱先生在內的許多人的懷疑和不滿，這難道不是事實嗎？你看看你的腳底下，你以暴力革命的高調炮轟郭羅基的那些口水幹了嗎？你怎麼今天忽然忸捏作態？聲言正義黨“主張暴力革命”就必須與民主黨“嚴格分開”否則就“危害民主黨”了？而你這個也主張暴力革命的大將，則不妨“好官我自為之”，繼續當你的所謂“中國民主黨海外後援會協調人”而又絲毫不會“危害民主黨”了呢？
2、年中你剛到美國，舉目無親，一無所有，無依無靠。是以王希哲、傅申奇為代表的正義党朋友熱情接待了你：有飯分一半給你吃，有衣分一半給你穿；四處奔波，為你安頓住處．然後宣傳你的歷史，到處介紹你，故意拔高你；我已聯絡好了還將請你到費正清中心講演。剛好浙江民主黨事件出來，正義党接受了徐文立的建議，立即著手組織海外後援會。考慮到你剛出來，易於團結各山頭共同援內，我們極力推薦你擔任了這個後援會的協調人。為了你獲得“正統”的地位，我們又極力主張浙江黨人承認你為他們的海外發言人。
你對我說：“希哲，口說無憑，你讓他們寫個書面委託書給我吧？”我打了很多電話，謝謝浙江朋友信任我，雖然還有些猶豫，仍然寫了書面委託。這一來，你立即身價十倍，忘乎所以，上下吹噓；而有些居心不良之人，也就真以為你奇貨可居，炙手可熱，得你便如得鎮山之寶，以壯分裂之資，在你面前抬舉你，吹捧你，你便雲山霧罩昏昏然以為海外民運非我其誰了！
但這時劉青眼紅于你，利用一封浙江網蟲張龍不實之來信，四處傳播“浙江民主黨並未委託徐水良為海外發言人；徐水良欺世盜名”。你著急了，又來求救於我。我那時以為你在我苦勸之下還能清醒，為團結之大局，必須維護你，我又一次說服了浙江的朋友書面為你澄清，證明委託如實。正義黨論壇也為你在網路上宣傳。但浙江的朋友實際已對你不滿，另寫了個限時的委託書發來，即只承認你的發言人身分到今年十二月結束。我斟酌再三，建議隱不公佈。公佈了，就暴露了浙江對你的有限信任。這對你，對全域不利，便壓了下來。此件還在我們手上。
但你卻以為有了“尚方寶劍”，又膽壯了起來，向劉青、魏京生髮起進攻，發公開信說他們造你的謠，要他們向你公開道歉。還是我勸你不必再糾纏這些．你不聽，說就是要向他們“要個說法，討個公道”。你何其氣壯乃耳！
這以後，你就執意退出了正義黨；再以後，你就到處打電話給正義黨黨員鼓動他們退出正義黨（你究竟奉誰的指令？）；又再以後，山東，湖北，東北民主黨籌委會成立，你大夢初醒，立即感到失落，感到身價可能大跌，因為你只能吃浙江的飯，不能吃全國各省的飯。你便抱怨正義黨山東之事為什麼不與你“協調”，意即再次委託你作發言人。這是不合理的，當然遭到拒絕。這樣，正義党便成了你的敵人，你對正義黨積下了滿腹的毒怨，在這滿腹毒怨的推動下，就產生了你的這個借共產黨刀殺人的“9.16”聲明。
3、你在聲明中說別人“企圖把民主黨變成自己的私產”，所以退出民主正義黨。而你難道不正是把民主黨當作你“自己的私產”嗎？別的不說，你以這個“中國民主黨海外後援會協調人”發這個聲明，是誰給你的權力？發聲明前，你與後援會各組織，起碼是主要骨幹組織“協調”過了嗎？這後援會成了你的“徐家會”了？我質問你有什麼權力發這個聲明，你辯解說是以你“個人名義發的”。這是自欺欺人的狡辯！請問江澤民以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銜簽署聲明，可以是他個人的聲明嗎？
當前民主黨全國籌備會尚未成立；你僅受過浙江的委託，你沒有權力以整個中國民主黨的名義發言。我在這裏以“後援會”宣導組織民主正義黨的名義聲明，本黨不再承認你的這個“中國民主黨海外後援會協調人”的身分。
4、你在昨天之前還口口聲聲到處說，“希哲是我最好的朋友”。你說你是重義氣、重朋友之情的，你有事不會瞞著我。可你這個“聲明”從炮製到出爐為什麼瞞著我？甚至滿世界發出了，都不敢向我說一下，不敢向正義党任何成員發表。你不是針對正義黨批評的麼？為什麼不光明正大首先向正義黨發出？批評正義黨的東西不向正義黨發出，倒滿世界亂發，你真實目的是什麼？你心虛得很呀！你原來是這樣一個陰暗齷齪小人！有人驚訝：“哎呀，我印象的徐水良很老實呀！”——廣東俗話說：“扮豬吃老虎”，此之謂也。
王希哲
1998年9月17日
徐水良在王若望葬禮上大打出手
2002年1月1日，在著名民運人士王若望葬禮上，在各路媒體的閃光燈下攝影機前，身為中國民聯主席的徐水良及其家人，與“人權呼聲”組織負責人鮑戈及其家人，在葬禮現場發生肢體衝突，大打出手。
當人們還沉浸在失去一位名聲顯赫的老人的悲傷中的時候，舉辦葬禮的殯儀館外，忽聽得耳光響亮，只見兩夥男女老少打在一処，手腳並用，殺聲震天。隔天，當地華文媒體紛紛報導，——民運人士又打架啦！
民運作家曹長青在其《民運人士，丟死人了》（詳見本書附錄五）一文中，對這次“戰鬥”有極其精彩描述和深刻評論，把這次事件評價為“令人厭惡、以至憤怒的事情”。
根據曹長青的描述，大致可以知道事情的起因，是因爲徐水良指控鮑戈是“共特”，葬禮尚未結束，兩人一語不合，便當著參加葬禮的衆人大打出手。非但如此，雙方的家人也隨之加入戰陣，男女老少廝打成一團。曹長青對此評價道：“一場本來已經算是很順利的追悼活動，硬是在尾聲的時候被抹上這麽一個敗筆。”
面對這令人吃驚的意外場面，曹長青上前拉住徐水良夫婦，將其帶離現場，並對他們說：“不管你們誰對誰錯，都絕不可以在這種場合打架，這是一個老人的追悼會，你們簡直昏了頭了！你們有問題可以爭論，也可以打架，但不可以在殯儀館門口，不可以在送靈車的時候，不可以當著眾人的面。你們有能耐的話，應該像西方人那樣找個別的地方去決鬥。現在追悼會結束了，你們最好能回家，這樣這件事情就結束了。”
在曹長青的勸説下，徐水良夫婦離開了現場。但讓曹長青始料未及的是，未過多久，這對夫婦又重新回到了“戰場”，與仍在現場的鮑戈及其家人對罵，雙方摩拳擦掌，又要繼續開打。
這出鬧劇被在場的媒體記錄下來，並迅速報道出去，從而引發了輿論的一片譁然。此時，徐、鮑二人不思己過，反而公開為自己的行爲申辯，“誰也不為他們不分地點、場合、場景，不顧基本禮儀、臉面、底線的行為道歉”。由此，曹長青得出結論，認爲他們不僅沒有政治底綫，甚至缺乏做人的基本底綫。
徐水良一心抓“共特”抓成精神分裂
在民運圈中，徐水良善於抓“共特”的名聲，遠蓋過他其餘的民運頭銜。徐水良抓“共特”，把民運圈搞得風聲鶴唳，幾乎所有與他不睦的人都成了他指定的“中共特工”；而那些還沒被他抓出來的民運人士，則人人自危，避之唯恐不及。
以下是民運人士貼在網路論壇上的一則“對話”，對話發生的時間不詳，但從上下文看來，應該是在徐水良大閙王若望葬禮之後。對話的兩人是主管海外民運“資源”的臺灣軍情局特工。從這段對話中可以看出，徐水良抓“共特”不僅抓得別人人人自危，連他自己也抓得精神分裂了。
賴怡忠：大陸民運人士的內部矛盾一直十分尖銳，有時幾乎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彼此攻擊的黑函滿天飛，總是千方百計封殺對方的“資源”，並把對方誣衊成“中共特工”。
遊盈隆：你說得一點不錯。在他們當中，好像已經沒有人不曾被其他人指為“特工”的，即使那些在中國坐牢時間很長的（比如徐文立、任畹町），也未能倖免。“中共特工”就是敵人，就得置於死地，就得進行殘酷鬥爭。這是一種非常有意思的現象，頗耐人尋味。
賴怡忠：王丹告訴我，有個叫徐水良的，把海外民運裏面百分之九十的人都說成“中共特工”，還說“特工”在各個組織裏都是頭面人物，正在“領導民運”和“控制民運”。
遊盈隆：我也聽說了。所以，我們不能讓民運人士在臺灣設立分支機搆，否則他們就會來臺灣鬧。這些中國人很難纏，不光是要錢，還要搞事。我們的線人林樵清對徐水良很有看法，他認為徐水良是被劉青、薛偉利用來專門攻擊其他派系的打手。海外民運實在太複雜了。
賴怡忠：徐水良誹謗民運大佬有時候不顧場合，聽說他在抗議李鵬訪美的集會上，以及在王若望的追悼會上，也喋喋不休地說張三李四是“特工”，結果被鮑戈打耳光。
遊盈隆：美國那邊的《世界日報》對徐水良沒有興趣，徐水良就說《世界日報》被共產黨收買了。這個人很想出名，還自稱“民運理論家”；出不了名，就造成心理不平衡。《世界日報》除了報導過徐水良移民去美國的消息，此後就再也沒有專門關於他的新聞了。
賴怡忠：民運人士個個都自以為是大人物，不知天高地厚。徐水良指責《世界日報》排斥他，卻故意捧鮑戈，說它“捧誰，誰就一定有問題；貶誰，誰就是真朋友。”
遊盈隆：《世界日報》是北美大報，被它用第一版來報導過的民運人士其實沒幾個，主要取決於新聞的轟動程度。鮑戈曾好幾次上了第一版，比如他絕食抗議日本天皇訪華，還有他聯絡54人發起修憲運動，1997年他勞教釋放，以及江澤民訪美時他獲准到美國，等等。
賴怡忠：最令徐水良不平的是，《世界週刊》還專門刊登了介紹鮑戈的長篇文章。其實，這談不上捧誰貶誰。凡是主流媒體的熱點新聞，都有可能成為《世界日報》的頭版要聞。
遊盈隆：鮑戈到美國時，紐約民運人士沒有通知記者，劉青和吳弘達都排斥他，但是仍有上百名外國記者湧進甘迺迪機場等候。飛機航班及到達時間是路透社披露的。鮑戈啟程前，法新社和香港無線電視臺記者因為要採訪他，而在上海遭拘留，這樣事情便搞大了。
賴怡忠：在我的印象中，民運人士出名，大多離不開海外的組織為其呼籲和炒作，那才是徐水良所說的“捧”，比如魏京生、劉念春、楊建利、李少民等。不過鮑戈是例外。
遊盈隆：徐文立、王有才、彭明都比徐水良出名，可是他們去美國時，《世界日報》就沒用第一版位置發消息，《世界週刊》也未報導，主要是新聞性不夠強。如果按徐水良的德行，他們也要罵《世界日報》被共產黨收買了。徐水良心理不平衡，原因在他本身。
賴怡忠：說句不客氣的話，這個人到死也上不了第一版。除非他敢回國，不怕再次坐牢，才有機會出名。僅僅熱衷於在海外參加一些會議，爭個“主席”什麼的，成不了大新聞。
遊盈隆：不過，那還得看海外的組織是否肯為他推波助瀾地進行造勢。彭明、張林被抓、被判刑，就沒成頭版新聞。想必徐水良要絕望了。據說現在他不斷誹謗王炳章、鮑戈、魏京生、徐文立、王希哲、任畹町、胡安寧，靠這樣來宣洩心中的不平，打發每天的時光。
賴怡忠：當初王炳章、吳方城、唐柏橋、薛偉、劉青拉攏徐水良，只是利用而已，他卻以為進了“核心層”。結果人家開會不通知他，不讓他坐主席臺，不登他的文章，他就記仇。
遊盈隆：他沒想到王炳章不讓他成“正義黨”核心，薛偉沒讓他進《北京之春》，劉青的“中國人權”拒他於門外，唐柏橋不許他碰“公民議政”，《大紀元時報》、“自由亞洲電臺”都不請他當評論員，王丹的“憲政協進會”不要他，王軍濤不讓他參與《新聞自由導報》。
賴怡忠：還是林樵清說話一針見血，“凡是薪水高的、可出名的都沒他的份”。人家搞活動時通知他來湊個數，或者引誘他去誹謗某些名人，可是到了分錢的時候，卻都背著他。
遊盈隆：徐水良只要稍微有一點自知之明，就不會以“民運理論家”、“主流民運”或者“民運核心層”而自詡了。被他稱作“朋友”的，沒有一個當他是“朋友”；被他誣為“特工”的，也沒一個把他當“對手”，嫌他不夠級別。他得到的是人家啐他唾沫，扇他耳光。
賴怡忠：民運裏邊一定有“共特”，但決非徐水良、陳破空、張菁、唐柏橋所詆毀的人。特工只會一味討好他們，他要刺探情報，要搞離間，就得想方設法往各個組織裏鑽。
遊盈隆：這是起碼的常識。凡是民運搞活動，特工一定不肯輕易錯過；凡是有新團體成立，特工一定會儘量參加。為了不讓大家懷疑他的背景，特工總是要表演反共。他贊同台獨，支持法輪功，或者奉承你，接近你，目的都在於讓你把他當“自己人”看。
賴怡忠：對。相反，那些一貫堅持己見，不肯通融，對看不慣的人絕不交往，不參加立場相背的活動，不自吹反共，從不討好這一派，轉眼又投靠另一派的人，不會是特工。
遊盈隆：鮑戈就是這樣的人。他不認同民進黨的政見，就一口拒絕訪台，沒有通融餘地。記得那一次受邀來台參訪的有謝萬軍、陳破空、石磊等。我們沒有邀請徐水良，倒不是因為他寫文章反對台獨，那時候他是迎合洪哲勝、薛偉的。徐水良批台獨是很久以後的事了。
賴怡忠：謝萬軍當時告訴顏萬進“鮑戈是反台獨的”，但我們還是想請他來臺灣瞭解民意，接觸臺灣政治人物，可是鮑戈很固執。他如果真是特工，豈會放棄這樣的機會？
遊盈隆：我們並不要求民運人士公開表態支持“一邊一國”，沒這個必要，只要他們能夠與我們積極合作就行。過去我們對民運組織的資助實行“定額補助”，很容易產生弊端，現在改為“逐項審核”，這樣就能使他們的活動更符合我們臺灣政府的意圖。
賴怡忠：我們支持他們，他們也得配合我們。總的來說，現在我們比較重視同年輕一輩的民運人士打交道，而對年事已高的那一些，即使知名度較高，也並不寄予多大希望。
遊盈隆：在臺灣，年輕人當中支援民進黨的比例一直高於支持國民黨，他們沒有歷史的包袱。我們轉向支持年輕一代的民運人士，是基於同樣的考慮。說白了，即便徐水良贊同臺灣爭取獨立的主流民意，我們對他也沒有興趣，更何況這些年來徐水良等總是反復無常。
從這段對話中可以看出更多徐水良在民運人士中抓“共特”的所作所爲，不僅佐證了徐水良、鮑戈在王若望葬禮上大打出手的事實，還透露了徐鮑二人相爭的真實起因；不僅證實了徐水良抓“共特”的事實，還披露了他胡作非爲的深層原因，以及他在民運圈中孤立的狀況。
看完這段臺灣特工的對話，人們不禁會問，自六四以來延續至今的海外民運，難道真的要葬送在徐水良這樣的人手裏嗎？海外民運前途何在？希望何在？這種令人傷心與無奈的現實，實在讓人啞口無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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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著者：武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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