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2月13日星期一

【照片】“又有十万美元到账!”刘晓波得意忘形!(刘霞摄于北京家中)




【照片】“又有十万美元到账!”刘晓波得意忘形!(刘霞摄于北京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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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波原来是披着人皮的狼----刘晓波靠谄媚美国“获奖”后我的深思

刘晓波“获奖”了。惊诧之余将大脑思维梳理一番,忽然醒悟:诺贝尔和平奖的宗旨是奖励给那些“为促进民族和睦,增进各国友谊,推动裁军以及为召开和宣传和平会议而努力的总统或军政要人”的啊?刘晓波算那路的?那路他也不靠边啊。对了,刘晓波多年来为美国政府大唱赞歌,同时他更是不孝之子,意图颠覆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人都说孩苦不嫌娘丑,但晓波这孩子长大后总对他亲娘评头品足,总嫌他娘太妇道,太贤惠,总嫌他娘不开放,还灌输许多的让穷人百姓同样享受平等的富利待遇等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的教育,对孩子们管束太多太紧,嫌弃他的娘如同旧社会的小脚女人迈不开步子还裹着个胸。而每每赞美或諂媚他干爹虽说做了许多男盗女娼,欺贫爱富,欺强压弱等烧杀掠抢的黑恶勾当被全村人啐骂,然全村人面对黑恶势力只能有恨的咬牙切齿的份,或只能是敢怒不敢言。

刘晓波很鬼头,见他干爹不但能夸奖并鼓励他的见利忘义精神,而还能每月给他不非的酬金。这正是他干爹所要挑拨晓波母子亲情为他所用要达到的目的,半路检个干儿子何乐而不为?尤其是晓波这孩子用他的三寸不烂之舌每每为干爹狡辩,什么“任何国家都不会完美无缺,即便如美国这样的老牌自由国家,也会有局部性的制度漏洞和管理不善,加之人性之恶的难以根除,发生局部性的人权灾难在所难免。何况是在战争中,任何交战国都很难保证没有虐囚行为发生,只不过,美国军人倒霉,被爆光了"。看刘晓波多会为他的主子狡辩。他把以侵略和捋夺甚至不惜杀害几十万印地安人为基本国策却美化为老牌的自由国家。自16世纪中叶开始,欧洲的殖民者侵入美洲,给印第安人带来了灾难,殖民者对印第安人进行惨无人道的虐杀。把印第安人驱逐出祖居地。1830年,美国政府通过《印第安人迁移法案》,规定东部的印第安人要全部迁往密西西比河以西的为他们划定的保留地中去,实行种族隔离和迫害。这些“印第安人保留地”绝大部分是偏僻贫瘠的山地或沙漠地带。一个叫切罗基的部族,在被迫迁徙中,历时3—5个月,约4000人丧生,占该部族的人口的25%。这一惨剧后来被称为“血泪的审判”。印第安人长期遭到屠杀、围攻、驱赶、被迫迁徙等迫害,人数急剧减少。到20世纪初期,只剩下30多万人。美国人及西方人对印第安人的大屠杀是有史以来人类最大的惨剧,美国是世界上最邪恶的国家。这就是刘晓波为他主子粉刷成“发生局部性的人权灾难在所难免”轻描淡写的一带而过。

9.11事件后,美国为泻私愤特设关塔那莫监狱,对他怀疑的人关进监狱使尽了历史记录所有的酷刑,禽兽不如的迫害和蹂滥无故民众。而且他们的劣行多次暴光于新闻媒体。这是美国军人倒霉吗?从刘晓波的底气不足看出他对主子的劣行就连他这高超的粉刷师也心有余而力不足的用“倒霉”二字遮人耳目。

刘晓波说:虐囚案是美国人自己揭露出的,而有多少国家的虐囚行为没有被爆光:不仅是战争中的虐囚,还有和平时期的虐囚。与那些无法爆光的国家相比,美国已经做得足够好了。美国即便出现了虐囚丑闻,但其人权保护与专制国家相比,还是有根本区别的。所以,虐囚固然要谴责,但专制国家无资格批评美国。

中国共产党是怎么对待日本战俘、国民党战俘、及美军战俘的?许多日本及国民党战犯都被中共感动,随后成为共产党的拥护者。究竟是共产党人道还是美军人道?

刘晓波说“虐囚案是美国人自己揭露出的”,因此中国不能批评美国。这真是阿Q的精神胜利法,按照这种逻辑,美国的那些曝光丑事因为被美国媒体揭露了就都变成了好事,美国那些没有曝光的丑事因为没有媒体报道在刘晓波看来则不存在。类似的说法比比皆是,比如克林顿性丑闻被弹劾,说明不了美国政治的肮脏无耻却证明了美国的民主自由……按照刘晓波的这种逻辑,中国的官僚腐败,比如陈良宇、陈希同等,也是中国共产党自己揭露的,因此美国人就无资格批评中国的腐败?

刘晓波是白痴吗?刘晓波有如此弱智吗?不是,刘晓波为了替美国辩护,为了美化美国,简直到了不顾一切常识、历史与逻辑的程度。何其可恶。

以号称伟大的自由民主法治的美国国度里,对违纪犯法的批评,揭发,遣责还有限定吗?刘晓波连“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最基本的法理都不懂,还能为他干爹的劣行于不顾并大言不惭的要别人无权批评美国,美国即便出现了虐囚丑闻,但其人权保护与专制国家相比,还是有根本区别的。看美国对伊拉克,南斯拉夫等国的侵略战争吧!美国用灭绝人性的试验武器狂轰乱炸,使数万无故民众惨死在美国的恶行中,为杀鸡给猴看把不听话的伊拉克总统萨达姆挖地三尺,贿赂等手段把萨达姆等官员抓起并对其使用绞刑。为何连用枪毙都违犯人权的美国却用封建社会的绞刑?甚至洙连九族想把萨达姆家族巢灭。这即暴露出美国所谓的人权大于主权的多重标准和狼子野心外,更说明美国做了许多伤天害理的事,怕总有一天他们会遭到血债总要血来还的回报。这难到是刘晓波的“美国人权保护已经做得足够好了?刘晓波对此有何粉刷高招?

刘晓波认为,冷战后,“人权高于主权”的提出,美国已经把战争的文明水平提高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尽量减少平民伤亡等等,然而,即便如此,在以主权国家为实体的现有国际秩序中,任何自由国家对本国人权的关注和保护,都必然高于对别国人权的关注和保护,何况是在战争时期。所以,基于以上理由,美国受到如此激烈的世界性谴责,有欠公允。

刘晓波为讨好主子用再好的油漆和科学技术也粉刷遮掩不了机体本身就在他娘胎里就是疾型儿和成长中得狂犬病的美国。请刘晓波回答;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对朝鲜的侵略战争,对越南的侵略战争,对伊拉克,对南斯拉夫等国的侵略战争是为维护被侵略国家的人权和主权的吗?美国受谁委托和受那个被侵略国家的委托为本国的人权和主权去狂轰乱炸本国国土并屠杀本国民众?美国受谁委托在危地马拉做性病实验,使数百名危地马拉人毫不知情地被人为感染梅毒?“人权高于主权”的提出,对刘晓波真是不打自招和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刘晓波不是不明白,开国领袖毛泽东是讲民主的典范。为什么美国纠集了那么多的虎朋狗友想占有晓波娘却每每败下阵来,关键他娘爹的民主集中制利害着哪,为什么中国人常说:三个臭皮将,赶过诸葛亮,何说他们两三倍的常委和几十名政治局委员呢?英明领袖毛泽东创造并倡导的支部建在连上,加强党委一班人的领导,发挥其集体的智慧被实践证明是行之有效的方法。毛泽东为中华大地的崛起牺牲了六位亲人,他终生没为自己和家人存一分钱,直至为中华大地的崛起,为老百姓的幸福生活奋斗到最后一刻钟。就连美国获诺贝尔和平奖的国务卿基辛格都说:“见到毛主席我才感觉到女儿常说的触电的感觉的感受。。。。。。毛主席是全世界历史长河中伟人中最伟大杰出的伟人。”在他老人家的教育和影响下连在物欲横流的今天他老人家的后人也没一个人为金钱去出卖国家的利益,出卖国家情报,出卖自己的人格和国格。反看受惠于毛泽东恩惠的精英子民反而谩骂,诽谤恶毒攻击毛泽东,为什么以美国为首的资产阶级反动派和国内的反动分子总是诽谤毛泽东是“独裁专治?“一言堂”,这是美帝国主义和一切国内外反动派多年的捣乱经验得出:要想打败中国并拢断中国,只有把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混淆颠倒,批倒搞臭,把中国人弄懵搞晕才能实現。

刘晓波在写给美国总统的效忠信坦言:悲愤,难以想象!难以言表!我想为死者献血!我想参加反恐怖部队!无论是哪里组建的,只要能够消灭恐怖主义,我都参加!我想跨过太平洋,参加全纽约市动员的救助!我想把我的生命当作救援的天梯,伸向从高楼中求救的人们,让那些绝望中的无辜者在遮天蔽日的浓烟中看见曼哈顿上空的蓝天!我想化为一棵常青树或一捧泥土,在坟墓上为那位52岁的飞行员守灵!世贸大厦坍塌的一瞬间,我想化作一块坚硬的石头,与大楼一起沉下来……短的几句话就看出刘晓波对他美国主子的諂媚和厚爱。更看出刘晓波是一个彻头彻尾甘愿为美国主子做传教士,披着人皮的狼,是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卖国贼。

一向以全世界道德大佬自居的挪威诺委会或出于意识形态偏见和政治需要、或为了取悦某国领导人,闹出无数可笑与尴尬,严重损害了诺贝尔和平奖的公信力,也玷污了诺贝尔先生的荣誉。众所周知,著名的印度“圣雄”甘地,以和平手段成功争取印度脱离英国殖民统治,实现民族独立,他五次被提名为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却从来没有得到过这个奖。但上个世纪这个奖项却多次颁给萨哈罗夫这样反对苏联国家的人,包括一手将自己的国家解体的戈尔巴乔夫。1961年美国派兵侵略越南,打了十多年仗,失败后不得不停火、撤军,但是挪威诺委会却以越战停火为由,将1973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同时授予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和越南领导人黎德寿,出现了战争的发动者与战争的受害者同时成为和平奖得主的怪事,最终越南领导人拒绝领奖。

刘晓波获奖后,10月8日俄新社一篇评论尖锐指出:诺贝尔和平奖一贯被政治化到极致,该奖主宰者的取舍和好恶取决于美国、北约和西欧的态度。这方面的例子很多,看看刘晓波前面的3个获奖者就足够了。第一个是美国前副总统戈尔,他的获奖理由是关注“全球气候变化”;第二个是芬兰前总统,而他是强硬解决南斯拉夫问题的组织者,积极支持轰炸塞尔维亚,是科索沃独立的促成者;第三个是去年获奖的美国总统奥巴马,提名的时候他上任还不到两周,包括美国在内的全世界都搞不清楚他究竟为世界和平做了什么贡献,从而导致嘲笑四起。连续3任获奖者都与和平无关,却有一个共同点,即都是西方国家的总统、副总统,其中美国占两个。奥巴马倒是有点自知之明,不好意思起来,赶紧表态自己还没有资格领这个奖,挪威诺委会泰然处之,坚决将马屁拍到底,非把这个奖塞给奥巴马不可。如果按照挪威诺委会选择达赖的标准,凡是分离主义者均有资格当选,那么也不失为某种“公正”,但是挪威诺委会迄今也没有胆子从欧洲国家众多分离主义组织中找一个头目来授和平奖。诺贝尔和平奖被糟蹋成这个样子,不知诺贝尔先生泉下有知,该作何感想。但“帝国主义老大”指示并操纵却要授给宣传暴力,挑动事端和分裂国家諂媚并投靠美国主子脚下的叛党叛国的李x志,达赖,热比娅,刘晓波等支流。究其原因李x志和邪教“xx功”顽劣分子散布歪理邪说,给无数家庭和个人带来灾难,侵犯他人人权,践踏他人生命,破坏社会秩序,扰乱社会治安,非法集会围攻私人住宅、企事业单位、政府机构,激起民众极大的公愤,是不争的事实。而美国一些议员却偏偏漠视事实。与其说“李洪志和邪教‘法轮功’可协助促成中国更加开放、容忍的社会,是社会变革不可抗拒的力量”,倒不如说“李x志和邪教‘xx功’可协助美国某些势力施行颠覆中国政府的阴谋,是美国反华势力不可缺少更不会放弃的一粒棋子”。 80年代中后期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推行对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的总战略,特别是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国际格局改变,冷战终结。1989年北京“xx”政治风波之后,某些西方国家把主要矛头对准中国,妄图将“西藏问题”作为分裂中国,搞乱中国的突破口,于是重新支持达赖集团,利用达赖喇嘛。国际反华势力一方面重新给予达赖集团大量资助,一方面把诺贝尔和平奖赏给达赖。达赖集团一改几年来的求好态度,对国内加紧渗透,制造多起骚乱,在国外推行西藏问题国际化。这期间,达赖不断以所谓“西藏宗教领袖”、“和平卫士”、“人权活动家”、“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头衔,频频出访欧美和亚洲一些国家,会见各国政要、议员,举行记者招待会,发表讲演,以及利用联合国人权会议等重要国际会议,各种国际学术研讨会等讲台,大肆进行“西藏独立”宣传,秉承国际反华势力的旨意,在国外推行西藏问题国际化。

热力娅1951年出自一个普通的家庭,借改革之机投身商海打拼十年,身价过二亿元,成新疆首富。先后任新疆工商联副主席和全国政协委员等职,被树为成功人士和组织上的大力培养。但她并不领情,而是大力宣传民族主义分裂,出卖国家情报,制造事端,于1999年8月判刑。在她服刑间“拉夫托人权奖”就授予她。后于2005年”保外就医“到美国后就大搞分裂活动,攻击祖国。2006年在美国成立“国际维吾尔人权与民主基金会”并担任维吾尔人协会主席。同年11月担任“世维会”主席。2007年6月美国总统布什接见了热力娅并称赞她是维吾尔族人的优秀代表,是一个出色的民主斗士。因2006年热力娅分裂活动有功被提名诺贝尔奖侯选人。更让人百思不解的是以反恐英雄为耀的美国竟将在2002年9月已被联合国安理认定国际恐怖组织并列入黑名单。但另人费解的是,东突厥斯坛伊斯兰运动头目的热力娅接纳定居在美国。2009年5月第三次“世维会”竟在华盛顿美国国会大厦南会议厅召开。美国为何把在新疆杀人,放火,抢劫等一次杀死197人,重特大伤害2000多人的异常暴力活动的头目捧为坐上宾?名眼人不看就明,美国所为的恐怖组织是以是否有利于美国或说是美国所代表的资本家们的利益为准则的,其次都是虎人的。

综上所述, 毛泽东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以他的宏才大略,聪明才智, 中国就能崛起,就能民富国强,就是美国逞霸世界的绊脚石甚至于扼制住美国的逞王逞霸。所以美国不择手段的加大操纵刘晓波,达赖,李洪志,热力娅等资产阶级反动分子与国际反华势力遥相互应,不失时机的造谣诽谤,杀人放火扰乱社会秩序或造成社会动乱。打破利用和平环境发展国民经济的个别人的痴心妄想。刘晓波,达赖,李洪志,热力娅等反动分子获诺贝尔奖的背后很明确的告诉人们,凡是拥护美国的,都是自由民主的文明人,凡是在中国内搞捣乱破坏的都是民主的斗士。都能得到美国的庇护,都能得到美国的绿卡和住居。

从获诺贝尔奖的中国人可看出,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反动派从没放弃对社会主义国家包裹中国的颠覆,瓦解,分裂的野心,他们丝毫没想让中国人民平安幸福的生活,更怕中国的崛起。

革命导师毛泽东早在1949年8月14日《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中就告戒我们:帝国主义是很凶恶的,就是说它的本性是不能改变的,帝国主义分子决不肯放下屠刀,他们也决不能成佛,直至他们的灭亡。

附录:

刘晓波典型言论辑录(扩充版)
  转载自西西河社区
  作者 [ 进步社会 ]
  
  整理:刘晓波典型言论辑录(扩充版)
  看二胡网友的刘晓波言论摘录后,很好奇翻了刘这二十多年的文章,确实发现了不少好东西。
  当然,这1152篇文章里面,肯定还有太多漏网之鱼,没有被及时筛选辑录,哪位网友有发现,尽管补充。

  感言:
  在忍着恶心梳理刘晓波这些言论时,不断感慨,美国人如此积极在幕后推动此人成为炸药奖得主,委实太正确了,又委实太愚蠢了。

  为何说正确呢?纵览刘晓波这二十多年言论,就没有一次见过他不站在美国等西方立场上的,简直是篇篇扮白人来打中国的脸。任何事件他都逻辑始终如一的千方百计寻找西方的美和中国的丑,哪怕类似撞机事件这种明摆的事件,刘殖民都很有勇气的跳出来咒骂“极端民族主义”,没有任何身为中国人的“政治正确”忌讳,表现太卖力了。对表现如此出色的走狗,美国只是通过NED基金会给些固定薪水还不够,要是不用个耀眼头衔犒赏下,做个千金买骨的姿态,如何能吸引更多鼹鼠来为自己的渗透和颠覆大业出力卖命。美国人赏罚分明这一点很正确。

  为何说愚蠢呢?那就是刘晓波有太多言行,完全突破了身为“中国人”的底线,让一个正常的、还愿意承认自己是“中国人”的人,都会感到触目惊心、望而却步。选择如此累累硬伤的极端叛徒,来作为挑拨内讧的标杆,固然能激起一些早有异志小人的反华热情,却瞒不过、也没法说服更多其他中国人。司马南老师评价是“获奖的汉奸依然是汉奸”,更进一步说,中国的汉奸居然也能获奖,那可想而知这么个奖是什么东西了。萨特拒领1964年诺贝尔文学奖,理由之一是,“诺贝尔奖已经沦为冷战的工具。”可见,明眼人全世界都有,可不止在中国。

  最直观的前车之鉴当然是毛子。35年前的1975年10月9日,炸药和平奖授予了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萨哈罗夫,20年前的1990年10月15日,炸药和平奖授予了苏联最高领袖同时也是首席瓦解者戈尔巴乔夫。炸药和平奖见证了、也不遗余力参与推动了苏联瓦解。毛子国家失败惨烈后果之一是人均预期寿命从1990年的69.2岁,下降到2001年的65.3岁,而伏尔加格勒州男性人均寿命降低了整整10岁。其它还有黑社会化(叶利钦在1996年国情咨文中承认:俄罗斯当时己超过了意大利,成为国际社会最大的黑手党王国),从 1991年到20世纪末,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比1990年下降了52%,工业生产减少 64.5%,农业生产减少60.4%,卢布贬值,物价飞涨五千多倍,而这种趋势直到被西方诟病不已的专制普京上台才有所遏制。

  “苏联的解体,是20世纪最严重的地缘政治灾难;对于俄罗斯人民来讲,它是一场真正的悲剧”,这就是普京在2005年国情咨文中的总结。

  感谢西方,每次我们稍有茫然、稍有困惑、稍有淡忘时,他们总会很及时的做出一件事,简洁而有力的教育了我们。自上世纪八十年代我们再一次幼稚的陷入西方新蒙昧主义陷阱以后,这种教育这些年一波又一波,1993年银河号事件,1996年台海事件,1999年五八事件,2001年南海撞机事件,2008年三一四事件和奥运火炬传递事件,2009年七五事件,2010年炸药奖事件……

  真的,太感谢了,真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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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扬台湾独立】

  “台湾新政府承诺不进行公投,是迫于复杂的历史和现实而做出的决策。这并不等于台湾人民没有用公投来决定自己归属的权利。”
——刘晓波:《自治的权利》,2000年11月24日

  “自秦始皇通过武力征伐统一中国之后,大一统观念就变成中国文化中不容置疑的绝对正确——最高善,直到今天仍然占据着道统制高点,而从来不问:1,如何统一,是武力强制下的统一,还是自愿结成的政治共同体?2,生活在大一统中的国民,是主人还是奴隶?3,如果统一意味着武力吞并和更深重的奴役,这样的统一还有必要和道德正当性吗?……人的自由,有着远比民族或政权或国家更神圣的价值,不仅高于统治权力、国家或民族的利益,甚至高于人之生命本身……中共的政治制度和统治方式仍然处在中世纪的帝国时期,至今仍然没有放弃建立更庞大帝国的中世纪迷思,对内不给少数民族以自治的自由,对外不承诺放弃用武力统一台湾,以独裁强权干涉实行“一国两制”的香港自治,致使香港的政治民主化进程举步为艰。”
  “二战后,现代文明的一条重要原则就是“住民自决”,它是由个人自由乃天赋人权的价值观中引申出来的,并得到最权威的国际组织联合国承认。在此一原则下,任何统一的达成和民族冲突的解决,皆不是取决于强势一方的武力强制,而是取决于少数民族的自愿选择,一旦强势政权依靠武力来解决民族争端和统独之争,必然造成大规模的种族歧视、人权灾难和社会动荡。特别是当两地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差甚远、政治制度截然对立的情况下,如果强势一方不尊重弱势一方的民意而采取强行的武力统一,一来现在的国际社会决不会漠然视之,二来现行国际规则允许国际社会进行人道主义干涉。如果统一只能意味着强制和奴役,那就宁可不要这样的统一。”
  “具体到两岸关系,象台湾这样在事实上已经脱离大陆本土100年的地区,能否最终回归大陆,应该完全尊重台湾民众的自由选择……现在的世界已经进入了人权(住民自决是基本人权之一)高于主权的时代,台湾也已经成为世界主流文明中的合格成员,台湾民众终于享有了不受任何强权强制的自由。在此情况下,对台湾民众如何选择两岸关系,台湾政府不能实施强制,其它政权就更不能!”
  “在两岸关系的处理上,要面对历史和现实,但这种面对不能只讲无原则的实力主义或实用主义,即谁的人多、地大、武力强就由谁来主导。而应该在尊重历史和现实的同时,在大原则上不违背普世道义的前提下,从两岸的民众福祉、社会稳定、品质提升、区域及世界和平、未来远景出发,经过对等的协商、谈判来解决问题……如果大一统只意味着面子上的民族尊严而无视具体个人的尊严,只为了一党政权的利益而无助于民众的福祉,只是强权大国武力威逼下的统一而不是平等协商下的统一,那么这样的尊严、利益和统一还是不要的好,哪怕它是以高尚的民族尊严和国家利益为诉求的。”
  ——刘晓波:《如果统一就是奴役》,2005年12月20日

  “一个被岛内主流民意自我认同为事实上的主权独立的国家,却无法在国际上获得合法的主权国家身分,不仅被排除在只有主权国家才能参与的主要国际组织之外,而且其主权身分也不被绝大多数国家所承认。在住民自决权原则得到国际公认的今天,台湾人却要面对四面楚歌的国际环境,其屈辱感之深重,绝非局外人所能体验。如果台湾主流民意屈从这样的国际现实,也就等于接受了永远被排斥在国际社会之外的屈辱……现在的台湾已经是自由民主社会,在岛内,台湾人已经是拥有平等尊严的自由人,而在国际上,台湾作为一个政治实体,却没有这样的平等尊严,也就等于台湾人的民族尊严得不到世界的尊重,如何能不悲情……尽管,黑金和民粹、劣质口水和局部暴力、国民党老朽和民进党的稚嫩……皆是台湾朝野必须加以不断克服的弊端,事实上,岛内对这些弊端也一直有不断深入的反思。然而,环视当今世界,在如此有辱尊严的外部环境下生存,台湾人的自尊怎能不受到极大的伤害!”
  ——刘晓波:《台湾恶劣环境中的优质民主》,2004年3月23日,《观察》2005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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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颂扬香港毫无民主的殖民史】

  “香港人太知道,港英政府的背后是一个具有悠久的自由法治传统的民主国家,港督的施政必须受制于母国的宪政体制,对香港的管理决不会乱来,港人尽可以放心自己的权利和自由不会被任意剥夺……香港回归后,自由政府被独裁政府代替,傀儡港府对北京惟命是从的拙劣表现,其管理在经济等方面一塌糊涂,在政治上助纣为虐,试图把严重损害港人自由的23 条立法强加给自由港,如何能让港人满意?港人越发觉得钦定特首的不可靠和无能,就越要争取到由全体港人自己来挑选代理人的民主权利。也就是说,民主政治是港人已经拥有的自由的最有力制度保障,也是防止独裁权力在香港的滥用的最佳方法,港人才会比较放心。所以,在民主制度建立后是平等参与的选举政治,而在独裁政权不准民主的当下香港,在香港的民主化没有明确的时间表之前,街头政治必然成为港人行使民主权利来反抗专制的主要方式之一。”
  ——刘晓波:《谁在乱港害中?》,2004年5月6日

【支持藏独】

  “达赖喇嘛提出西藏在政治上完全自治,也是一种制度性诉求……这种政治诉求,要求的仅仅是对各自的未来归属的自决选择,既对中国的未来大有益处,又符合国际正义原则,顺应人类主流文明的发展潮流,无论在道义上还是在现实上,都有着勿庸置疑的正义性。”
——刘晓波:《如果统一就是奴役》,2005年12月20日

  “被迫流亡的达赖喇嘛,不仅是雪域文化之魂,更是弱小民族反抗大汉族强权的最高象征……明示着一个难以被物质利益同化、更难以向强权镇压屈服的宗教民族的灵魂。这种来自信仰的虔诚和坚韧将使任何世俗手段失效。”
  ——刘晓波:《西藏危机是唯物主义独裁的失败》,BBC,2008年3月31日

  “二战以后,随着自由民主制度在世界的普及,随着‘人权高于主权’原则的深入人心,解决由少数民族要求自治和独立而引发的民族矛盾,全民公投越来越成为具有权威合法性的通行手段,住民自治也逐渐成为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共识。这是自由主义价值观及其制度安排在族群权利上的应用──在尊重大多数的同时更要尊重和保护少数──全民公投体现了尊重多数的民主原则,住民自治体现了保护少数的原则。而那些仍然沿用殖民时代的弱肉强食法则、对要求独立或自治的少数民族进行强制压服的政府,越来越遭到国际社会的道义谴责和实际制裁。 ”
“在世界范围内,大凡信奉自由主义的民主国家,在解决民族矛盾时,都遵循了住民自治的原则,都用全民公投来解决问题。独裁国家则大都相反,不尊重住民自治,不通过全民公投,而是采取强制、甚至武力解决的办法。科索沃问题最后演变成流血冲突、甚至战争,就是最近的例证。”
  “西藏、新疆和台湾的问题已经国际化,处理不好很可能成为全面危机爆发的导火线。我以为,解决这一问题的最佳方式是(该区域进行)全民公投;在现实条件还不具备之时,退一步也要在尊重住民自治权利的底线上进行和平谈判……在自由主义看来,一个人可以自由确定自己财产的归属,难道祖祖辈辈都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劳作于斯的少数民族,还没有决定自己民族的归属的权利吗?”
“达赖喇嘛提出西藏自治的要求,不仅在道义上理由充足,而且在现实上也表达了和平谈判的诚意。”
  ——刘晓波:《自治的权利》,2000年11月24日

  “以达赖喇嘛在藏人的崇高权威和国际上的杰出声誉,也由于越来越多的汉人皈依佛门,如果中共政权有足够的政治智慧,汉人有足够的心胸,那就把达赖喇嘛请回来担任国家主席,汉藏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达赖喇嘛构想的高度自治的西藏,将是一个政教分离的民主西藏。”
  ——刘晓波:《共和党对奥巴马当选的贡献》,2008年11月5日

  “中共当局已经成功地把西藏危机转化为极端民族主义的狂潮。把自由与独裁的政治冲突转化为汉藏的民族冲突。但中共无法消除境外藏人的反抗,也无法取得国际主流社会的认同……在我看来,西藏危机的根源也是中国危机的根源,大一统与高度自治的冲突,实质上是独裁与自由的冲突……如果说,截至1959年前西藏治权还部分地掌握在达赖喇嘛和噶厦政府的手中,多少还有点“一国两制”的味道,那么,1959年之后的西藏已经彻底丧失了自己的治权,十四世达赖被迫流亡,十世班禅被软禁在北京,中共中央强行夺取了西藏的治权……藏人无自治,汉人无自由。”
  ——刘晓波:《汉人无自由,藏人无自治》,2008年4月10日,《观察》2008年4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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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颂西方殖民,提出中国须被殖民三百年】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西方近代对落后民族的殖民化是一种进步,殖民化在世界范围内推动了现代化的进程。殖民化打开了一个个封闭的地域,开拓了一个个商品市场和文化市场,使整个世界、特别是东西方不再相互隔绝,而是相互开放。更重要的是,殖民化把原来只属于西方人的人权、平等、自由、民主、竞争带给了世界,形成了国际性的自由竞争。没有殖民化就没有世界化、国际化。”
  ——刘晓波,《启蒙的悲剧——“五四”运动批判》,《华人世界》1989年第3期)

  “(什么条件下,中国才有可能实现一个真正的历史变革呢?)三百年殖民地。香港一百年殖民地变成今天这样,中国那么大,当然需要三百年殖民地,才会变成今天香港这样,三百年够不够,我还有怀疑……我无所谓爱国、叛国,你要说我叛国,我就叛国!就承认自己是挖祖坟的不孝子孙,且以此为荣。 ”
  ——《文坛“黑马”刘晓波——刘晓波答记者问》,香港《解放月报》1988年12号

  “刘晓波亲口对我说的:‘美国殖民地200年是中国的唯一希望。’……(我)很当那么回事地问了句:‘你看我们国家的希望在哪里?’‘美国殖民地200年,是中国的唯一希望。’他回答得很干脆很利落,像小学生背课文般滚瓜烂熟。”
  ——成丹九哥 于名古屋2003年2月23日链接出处

  “二战失败后,日本忍受着被美军占领的耻辱,在政治制度上听由美国的安排,用了不到四十年的时间,就从战争的废墟上再次崛起世界第二的经济强国。”
  ——刘晓波:《向敌人学习——苏格拉底的爱国主义》,2006年8月13日

【张扬“叛国”和要求外国干涉】

  “我无所谓爱国、叛国,你要说我叛国,我就叛国!就承认自己是挖祖坟的不孝子孙,且以此为荣。 ”
  ——《文坛“黑马”刘殖民——刘晓波答记者问》,香港《解放月报》1988年12号

  “和平演变有什么不好?为什么被某些政权视之为洪水猛兽?莫非这是发达国家为落伍国家设下的陷阱?如果是这样,为什么全世界都在和平地向现代化演变,而只有极少数国家拒绝和平演变?一要和平,二要演变,中国执政者不是也经常把“和平与发展”挂在嘴边,说这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吗?拒绝西化、全球化、和平演变,无论在那些全封闭的伊斯兰国家,还是在中国这种经济上有限开放而政治上依然封闭的一党专制的国家,说穿了无非是专制者不愿意放弃自己的特权利益——这既不是一个文化问题,也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赤裸裸的制度问题。 ”
  ——刘晓波:《把大陆民族主义梳理回八十年代》,2001年12月30日

  “要遏制独裁崛起对世界文明的负面效应,自由世界就必须帮助世界上最大的独裁国家尽快转型为自由民主的国家。”
  ——刘晓波:《在大国崛起的背后》,《人与人权》2007年1月号

  “要消除独裁中共的崛起对世界文明的负面效应,就必须帮助世界上最大的独裁国家尽快转型为自由民主的国家。对于全球民主化的伟大事业来说,中国是整个布局上的关键一环,盘活中国,满盘皆活。所以,是任由绑架了十几亿人口的中共独裁继续腐蚀人类文明,还是将世界上最庞大的人质从奴役下解救出来,不仅是中国人自己的当务之急,也是所有自由国家的当务之急。”
  ——刘晓波:《中共崛起与世界新秩序》,2006年3月31日

  “在世界新秩序的建立过程中,中国转型的成功与否,都将具有世界性意义。如果西方找不到应对以金钱开路的中共新型独裁的有效办法,崛起的中国对世界文明的毒化就是全球化的最大负面效应;如果西方能够帮助世界上最大的独裁国家尽快转型为自由民主的国家,崛起的中国对于人类文明就将具有难以估量的正面价值”
  ——刘晓波:《文明世界VS中共独裁》,2006年3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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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张全盘西化】

  “全盘西化就是人化、现代化,选择西化就是要过人的生活,西方与中国制度的区别就是人与非人的区别,换言之,要过人的生活就要选择全盘西化,没有和稀泥及调和的余地。我把西化叫做国际化、世界化,因为只有西化,人性才能充分发挥,这不是一个民族的选择,而是人类的选择,所以,我很讨厌‘民族化’这个词。”
  ——《文坛“黑马”刘晓波——刘晓波答记者问》,香港《解放月报》1988年12号

【种族主义言论】

  “中国文化的危机不仅是民族性的问题,我甚至感到是与人种不无关系。因此,走出危机之路是十分的艰巨。”
  ——刘晓波《危机!新时期文学面临危机》,《深圳青年报》1986年10月3日)

  “我有自身无法摆脱的局限:语言问题。我没法用英语那样好的表达自己的内心世界,我将来有可能用英语表达的意思,但语言的味道会一点儿也没啦。所以,语言如果可以过关,中国会和我根本没有关系。我最大的悲哀就是因为语言的局限性,还不得不为中国说话,我是在与一个非常愚昧、非常庸俗的东西对话,这种对话只会使自己的水平越来越低”
  ——《文坛“黑马”刘晓波——刘晓波答记者问》,香港《解放月报》1988年12号

【否定中国传统文化】

  “对传统文化我全面否定。我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早该后继无人。”
  ——刘晓波《与李泽厚对话——感性·个人·我的选择》,《中国》1986年第10期

  “我承认我对中国文化的研究,最后走投无路,如果你把问题归结为政治腐败,再及文化腐败,就会问:为什么孔子的思想能统治中国这么多年,至今阴魂不散?我没法回答。我说过可能与人种有关。我绝不认为中国的落伍是几个昏君造成的,而是每个人造成的,因为制度是人创造的,中国的所有悲剧,都是中国人自编自导自演和自我欣赏的,不要埋怨别人,反传统与革新要从每个人开始。”
  ——《文坛“黑马”刘晓波——刘晓波答记者问》,香港《解放月报》1988年12号

  “中国的文学只有打倒屈原、杜甫才有出路。”
  ——刘晓波1986年12月12日在清华大学的讲演

  “从人类文化史、特别是思想史的角度看,中国的文化传统中既无感性生命的勃发,也无理性反省意识的自觉,只有生命本身的枯萎,即感性狂迷和理性清醒的双重死亡。”
  ——刘晓波《形而上学的迷雾》,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61页

  “以儒家传统为代表的中国正统文化,在高度统一、高度集权的封建等级制中,经过长期的发展,简直太‘完美’了,其力量太强大了。虽然受到过‘五四’运动的冲击,但在当代中国,从‘反右’到‘文革’,传统文化又进行了一次空前规模的大复辟,登上了它的又一个高峰。即使新时期已经开始了十年,传统文化通过‘文革’所传播的影响也很难在短期内消失,它沉淀为民族的潜意识,在不同的程度上浸透了大多数国人之魂。”
  ——刘晓波《一种新的审美思潮》,《文学评论》1986年第3期

  “在和传统文化对话的时候,就是得把这样一些东西强调到极点:感性、非理性、本能、肉。肉有两种含义,一是性,一是金钱。”
  ——刘晓波:《危机!新时期文学面临危机》,1986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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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谄媚美国】

  “1,任何国家都不会完美无缺,即便如美国这样的老牌自由国家,也会有局部性的制度漏洞和管理不善,加之人性之恶的难以根除,发生局部性的人权灾难在所难免。何况是在战争中,任何交战国都很难保证没有虐囚行为发生,只不过,美国军人倒霉,被爆光了。2,虐囚案是美国人自己揭露出的,而有多少国家的虐囚行为没有被爆光:不仅是战争中的虐囚,还有和平时期的虐囚。与那些无法爆光的国家相比,美国已经做得足够好了。美国即便出现了虐囚丑闻,但其人权保护与专制国家相比,还是有根本区别的。所以,虐囚固然要谴责,但专制国家无资格批评美国。3,冷战后,“人权高于主权”的提出,美国已经把战争的文明水平提高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尽量减少平民伤亡、没有领土野心、尽量在战后建立民主体制,然而,即便如此,在以主权国家为实体的现有国际秩序中,任何自由国家对本国人权的关注和保护,都必然高于对别国人权的关注和保护,何况是在战争时期。所以,基于以上理由,美国受到如此激烈的世界性谴责,有欠公允。”
  ——刘晓波,《把罪恶当罪恶——虐囚案评论之二 》,2004年5月18日

  “悲愤,难以想象!难以言表!我想为死者献血!我想参加反恐怖部队!无论是哪里组建的,只要能够消灭恐怖主义,我都参加!我想跨过太平洋,参加全纽约市动员的救助!我想把我的生命当作救援的天梯,伸向从高楼中求救的人们,让那些绝望中的无辜者在遮天蔽日的浓烟中看见曼哈顿上空的蓝天!我想化为一棵常青树或一捧泥土,在坟墓上为那位52岁的飞行员守灵!世贸大厦坍塌的一瞬间,我想化作一块坚硬的石头,与大楼一起沉下来……这不是文化之间的对立,不是民族之间的相残,不是弱小者在被逼得走投无路之时,向强者被迫复仇的正义,而是对生命、自由、和平的邪恶挑战,是针对无辜平民犯下的反人类罪!”
  “这是美国人民为建立和捍卫全球自由秩序所付出的超常代价,也是全世界所有享受着、向往着自由与和平的人们付出的代价。美国必须坚强,经受考验!世界必须团结,经受考验!因为自由、和平与无价的生命在经受灾难和考验。要想让自由女神手中的火炬燃遍全球,每个人都有责任向恐怖主义宣战。”
  ——刘晓波:《我想为捍卫生命、自由与和平而战》,2001年9月12日

  “今夜,我们是美国人。愿上帝保佑美国!”
  ——刘晓波等:《致布什总统和美国人民的公开信》,2001年9月12日

  “冷战后,由美国领导的几大局部战争,就是现代文明的道义规则如何约束战争行为的最好实例:在战时尽量减少平民伤亡,在战后尽量做到文明重建,最终让当地人民享有和平、自由和民主……从 911后美国及其盟国的言行中,我看到了人性的光辉和自由的力量,更加坚定了自由必胜的信念。正是对自由的信念使我相信:美英联军决不会屈从于流氓的恫吓和要挟,自由世界也决不会败于独裁残余及恐怖主义,一个自由、民主、和平的伊拉克必将诞生。”
  ——刘晓波:《美英自由联盟必胜》,2004年4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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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谄媚日本】

  “日本侵华战争期间在中国留下的遗迹多了,仅就我生长的东北而言,最初的大连市是日本人建起来的,著名的鞍钢、小丰满水电站、阜新煤矿和东北发达的铁路网……,在在都是日本人留下的……在北京人主要用无烟煤炉做饭取暖之时,长春人主要用煤气暖气。这也都是日本人留下的遗产。正如长春人所说:当年的小日本真把咱长春当自己家建了……前不久,胡锦涛甚至极端到不可理喻的程度,居然把小泉停止参拜敬国神社作为恢复中日元首会面的前提。反对小泉参拜,可以有多种方式,特别是在中日元首会晤时,既当面表达明确的反对,又不影响讨论其他问题,应该是最恰当的外交方式。而一旦把停止参拜作为先决条件,就等于彻底关闭了中日峰会的大门……随着中国国力的不断增强,在官方灌输和纵容下的民族主义,开始由怨妇防卫型转向愤青攻击型,鼓动打杀复仇和武力统一的声音日渐高涨,歇斯底里的极端者也不乏其人,而且,这样的歇斯底里也不断殃及国人。中国愤青们高举“反日爱国”的道德大棒,对国人的爱国要挟愈来愈不可理喻。当年,拳匪们杀掉的中国教民数十倍于外国人;今天,爱国愤青侮辱的国人也远多于日本人。近年来,仅媒体曝光的“国耻”事件就接二连三。 政论家马立诚提出“对日新思维”,遭到网上爱国者的口诛笔伐,还传出马先生在深圳遭到人身攻击。”
  ——刘晓波:《樱花的中国劫难》,2006年4月11日

  “日本游客在珠海集体买春事件,照中国目前的法律,至多是违法卖淫嫖娼,对买卖双方依法处罚就是了,决不应该因人数的多寡或国籍的不同而区别对待……民间的反应远比官方强烈得多,网民们的怒吼致使各大门户网站的BBS被‘涨爆’,又一轮爱国反日思潮高涨。痛心疾首者恨不得马上阉了日本嫖客并取其人头,怒火中烧者兴奋得有点语无伦次,信口胡说……看爱国愤青的们的表现,无论对美对日,在向外喊话时,尽情倾泄仇恨愤怒和呼唤正义和平,也把同等份量的语言暴力加诸于中国的‘一夜美国人’和‘对日新思维’上……某些国人的流氓化爱国主义已经到了成精的化境了。”
  ——刘晓波:《狂热到精明的爱国主义》,2003年10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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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仇视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

  “西藏危机凸显出中国人权状况的恶劣……中共当局再次玩弄"阴谋论"和民族主义的把戏。温家宝公开指控达赖喇嘛是西藏危机的操控者,央视播放了掐头去尾的"拉萨3.14骚乱"专题片,拉萨闹市区的打砸抢烧的画面,一下子激化了汉藏冲突。再加上西方某些媒体的失实报道和奥运火炬在西方国家的传递屡受骚扰,特别是中国残疾火炬手金晶遭到袭击和CNN嘉宾卡佛蒂的出言不逊,进一步刺激了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中国的官方发言人和媒体将矛头对准达赖喇嘛、西方的部分媒体和公众人物,发起一边倒的大规模宣传攻势,大量的海内外华人聚集在反分裂、挺奥运的民族主义旗帜下,掀起了反达赖反西方的狂潮。如此不可理喻的极端民族主义所凸显的,与此说是崛起大国的自信,不如说是弱国心态的又一次发作……‘爱国主义是恶棍的最后避难所’,这个避难所的主要功能就是利用爱国主义,特别是当外部压力加大时利用‘爱国愤青’,用完之后就弃之,比扔掉擦屁股纸还容易。”
  ——刘晓波:《不同于爱国颠狂的另一种民意》,2008年4月23日,《人与人权》2008年5月号

  “自从网评在中国风靡以来,其醒目的特点之一,便是文革式叫骂的泛滥。这半年来遭到这种叫骂的人,就有达赖喇嘛、CNN、家乐福、王石、莎朗斯通、范跑跑等。”
  ——刘晓波:《韩寒评“大师”已经很客气了》,2008年6月22日,《观察》2008年6月23日

  “在我看来,和平时期的独裁化爱国主义仅仅是单刃毒剑,它的锋芒来自极端的仇恨,它的闪亮来自极端的愚昧,她的杀伤力来自极端的野蛮,无论对外还是对内,它的主要手段是制造敌人,对外制造‘反华势力’,对内制造‘汉奸’……极端爱国主义还是可以让人陷入群体性颠狂的春药,无视基本事实,泯灭是非善恶,罔顾普世价值,践踏基本人权。所以,海内外愤青们根本不管王千源站在对立双方的中间仅仅是为了促成对话交流的善意,不管王千源的‘不支持国家分裂,不愿意有意识针对任何国人’的表白,更不尊重王千源的基本人权,对她发动了一场文革式的野蛮围剿。”
  ——刘晓波:《迎风而立的王千源》,2008年4月22日,《观察》2008年4月22日

  “在中国,随着近年来民族主义情绪日趋狂热,几乎所有大型国际赛事的中日碰撞,都会为中国爱国愤青提供发泄仇恨的机会。所以,中国球迷对日本女足的嘘声,绝非来自他们对德国队的热爱,而是来自一种狭隘而盲目的民族仇恨——对日本人的仇恨……中国人表现出的丑陋民族主义,引起国际社会对北京奥运的质疑。如果这种畸形民族主义得不到矫正,那么这柄单刃毒剑就会越来越寒光四溅。”
  ——刘晓波:《被民族主义狼奶毒化的中国愤青》,2007年9月20日

  “近年来,在中共官权的煽动和纵容之下,狭隘而盲目的民族主义或国家主义越演越烈,已经变成当下中国最时尚的社会潮流,爱国主义变成了中国的‘政治正确’……民族主义与新左派基本是同一批人,他们攻击的主要对象也是自由主义。他们把中国自由主义指控为西方殖民化的中国代理人,甚至直接把亲美亲西方的自由主义者称为‘文化卖国贼’或‘思想汉奸’……在根本不存在国家独立危机和独裁体制不变的当下中国,民族主义的鼓噪必然要走向独裁爱国主义,变成民间非理性宣泄的出气口,也变成恶棍的最后避难所。它是政客们弄权的意识形态工具,也是一个心智不成熟的民族坠入蒙昧深渊的标志。特别是在中国这样的民族意识极不成熟的国家,那种天下主义的盲目自傲、怨妇诉苦的仇恨情结和奴性十足的自卑心态,必然使民族主义走向或好战或犬儒的泥潭。”
  ——刘晓波:《中国自由主义的当代困境》,2007年4月20日

  “在舆论的导向上,中国的御用精英和新左派不断煽动民族自傲情绪……在反美反日反台独的民族主义狂热中,不时透出一股嗜血的味道。每逢出现中美、中日、两岸的冲突事件,网络上必然响起一片喊杀喊打之声。一些所谓的专家也加入到战争叫嚣的大合唱之中。有军事专家危言:‘中美之间必有一战’;有外交专家表示: ‘是放弃韬光养晦的时候了。’”
  ——刘晓波:《在大国崛起的背后》,《人与人权》2007年1月号

  “今日的中国民族主义已经走火入魔,而任何走火入魔都可能产生极具破坏性的后果。宗教原教旨主义以神的名义要挟其信徒去充当人肉炸弹,民族狂热也可以代替宗教狂热而发展为‘爱国教原教旨主义’,特别是当爱国教原教旨主义以主流民意或国家利益的面貌出现时,对任何人都是一种无理的却是强有力的要挟甚至敲诈。无论多么杰出的智慧,只要第一次吸食民族主义的精神毒品,就会越陷越深地驯顺于这种要挟和敲诈,自愿出卖人的起码良知和平等待人的最低公正,先在视野上变成惟我独尊的井底之蛙,最后甚至变成狂热的好战分子。 ”
  ——刘晓波:《樱花的中国劫难》,2006年4月11日

  “在日益全球化的世界上,激进民族主义往往成为抗拒全球化的野蛮价值和邪恶制度的避难所,既会造成本民族的自戕,也将对普世人权与世界和平构成严重威胁。所以,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下,最愿意高举民族主义旗子的政权,大都是政治独裁和经济落后的政权,如所剩无几的共产国家,朝鲜、古巴中国,中东地区的政教合一的国家。和平时期的民族主义,特别是独裁国家的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它既是一种自我膨胀的虚幻群体意识,也是一种为转移内部危机而夸大外部危险的统治策略,它是官方故意制造的外部威胁幻想,也是民间相信官方爱国主义幻想的盲目——国力弱小时产生封闭排外的夜郎自大和崇洋媚外的自卑自贱,国力强大时就将在盲目独裁意志的主导下,走向对外扩张的大国沙文主义、本民族文化至上的原教旨主义或民族精神的法西斯化。也就是说,独裁政权在和平时期煽动的民族主义,已经不是“善恶双刃剑”,而只是单刃毒剑——恶棍的最后避难所,既是政客们弄权的意识形态工具,也是一个心智不成熟的民族坠入蒙昧深渊的标志。”
  ——刘晓波:《独裁民族主义是单刃毒剑》,2005年10月22日

  “独裁中国的激进民族主义之害,正经多有人论及,本文不准备多言。而自由韩国的激进民族主义之害,论者不多,但我以为更值得重视,因为它能使人更清楚地看到极端民族主义的邪恶魔力,不仅可以让独裁制度下的民众被操控得颠三倒四,而且也会让自由制度下的官民混淆最起码的是非善恶……东亚文化民族至上的愚昧 在我看来,最近东亚三大国之间的较力,凸现的不仅是东亚各国的历史恩怨和制度差异,更是中韩日对现代文明的基本价值的隔阂和愚昧——爱国爱到走火入魔。 ”
  ——刘晓波:《爱国爱到走火入魔》,2005年4月14日

  “九十年代的中国大陆,无论是官方的意识形态说辞还是民间的流行思潮,无论是精英们的学理研究还是大众文化的商业炒作,无论是对“本土化”的呼吁还是“东方主义”的走红,无论是反全球化西方霸权反资本主义的新左派还是遍布全国的伪民俗时尚,无论是呼唤革命的《切格瓦拉》还是充斥电视画面的清宫戏,最具有压倒性优势的话语霸权就是狂热而狭隘的民族主义。尽管自由主义的声音一直没有中断,但持有自由主义立场的知识分子日益边缘化。这种民族主义随着中国的国力军力的提升和精英阶层普遍步入小康生活,从《中国可以说‘不’》到5.8使馆被炸风波,大陆人的民族主义情绪越来越走向非理性,以至于“爱国”成了进行政治要挟和道德敲诈的利器。及至21世纪初的中美撞机事件和美国的9.11恐怖惨案,民间的反美反西方的民族主义狂热,开始大范围溢出官方的外交定调,甚至走向丧失起码人性的下流,引起了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高度警惕。”
  “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在日益全球化的世界上,只能越来越边缘化,反美反西方对于第三世界的任何国家都是弊大于利的选择。特别是对于第三世界国家民众来说,极端的民族主义只能使之在没有任何自由选择的被强制状态中,成为独裁者维护其统治方便说辞。”
  ——刘晓波:《把大陆民族主义梳理回八十年代》,2001年12月30日

  “目前的大陆,‘爱国’主义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变成了精神流氓从事语言杀戮和人格猥亵的道义合法性来源。他们打着‘爱国’主义的旗号,以匿名的方式进行野蛮的人身攻击、人格侮蔑、兽欲宣泄和道德审判的利器。‘爱国’主义不止是恶棍们的最后避难所,而且已经沦为恶棍们手中挥舞的大棒。”
  ——刘晓波:《大陆“爱国者”的流氓相》,2001年12月13日

  “撞机事件所激发出的爱国王义或民族主义,在公开的媒体上或网络上表现得相当强烈。但是,由于大陆民众获取的讯息只能仰仗官方来提供,听到的只是一面之词,所以这种狂热的实际证据肯定有很多水分,其效果也是负面大于正面……对于充满爱国热情的中国民众来说,首先要争取的,是可以自由表达的权利,而不是隔着太平洋发泄对美国军事霸权的愤怒,是对各种社会问题和国际问题的充分知情权,并根据事实进行自我判断的权利,而不是被动地只听执政党操控的一面之词,别无选择地接受他人的现成结论。与其在官方允许的网站发泄非理性的愤怒,不如理性地勇敢地抗议钳制网络自由的体制。”
  ——刘晓波:《爱国主义是中共的工具》,2001年4月24日香港信报

  “撞机事件使中美之间的敌意徒升……流行于西方自由世界的愈演愈烈的‘中国威胁论’,决不是没有任何根据的虚构敌人和制造围堵中国的口实……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恰好有利于独裁政权把制度之争变成民族之争。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作为大陆中国的民众之所以得不到善待,决不是大洋那边的美国政府,而是我们头上的一党独裁。”
----刘晓波:《是制度而不是民族之争》,2001年4月21日

  “在人类价值谱系的排序上,人权具有至高无上的普世价值,人权高于主权和政府利益,也高于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不能以任何藉口来忽视之、践踏之。种族、信仰和财富等差别,不能构成在人权上实施差别对待的藉口;主权、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也不能构成侵犯人权的理由。即便是其他国家的人权、甚至是战争状态中敌对一方的基本人权,也高于自己国家的利益和政府的权力。惟其如此,才真正体现出人权高于主权的普世正义,也才能为良性世界秩序的建立提供人类性的道义共识。”
  ——刘晓波:《保卫人权 即便有损于国家利益》,2004年5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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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仇视“民粹主义”】
  “绝对民主在根基上是民粹主义。从历史经验上看,民粹主义首先是一种仇恨情结,他们厌恶贵族、权势者、有产者和知识分子等精英,而同情平民、无产者、甚至流氓地痞,也就是无产业无知识的大众。更有甚者,民粹主义不光是同情,还特别煽情地在道德上无限制贬低精英而无限制地抬高大众,赋予了大众以无穷的创造力和最优越的道德感,最后发展为‘大众崇拜’:大众不仅是主人,而且是创造历史的动力。换言之,民粹主义的正面是‘人民崇拜’,反面是打到精英,特别是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所以,民粹主义具有强烈的清教徒主义、反智主义和平均主义的倾向。……中国古代传统就具有浓厚的民粹主义色彩,‘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就是这种民粹主义的经典表述……毛泽东思想中的民粹主义可谓登峰造极……蒋介石败于毛泽东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蒋不善于利用传统的民粹主义资源,更不善于煽动底层的民粹主义情绪……民粹主义在今日中国已经再次出现复活的苗头,‘朗旋风’之所以尽吹,与新老左派近年来煽动民粹主义高度相关,从非理性仇富情绪和狂热的民族主义到胡温政权的亲民路线和赎买大众,民粹主义已经成为毛泽东亡灵不死的社会心理基础。”
  ——刘晓波:《民粹主义是独裁的温床》,2008年2月2日

【攻击“新左派”】
  “在中国‘新左派’的大旗上,贴着两块著名的膏药,一块是‘毛泽东主义’,另一块是‘民族主义’。前者代表着反市场化反私有化反权贵化和优先关注弱势或底层的民粹情怀,后者代表着反美反西方反全球化反和平演变和优先关注国家利益或民族利益的爱国情怀。”
  ——刘晓波:《杨帆教授又拿国家安全说事儿了》,2008年1月12日

【攻击中国立场的真正“自由主义”】
  “在现代中国,从来没有过英美意义上的自由主义,有的仅仅是社会主义、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混合体,即便是那些自由主义的坚守者,也大都服膺罗素、杜威和拉斯基的社会民主主义。由此,西方古典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命运每况愈下,甚至已经找不到真正的信徒……中国现代自由主义者大都把民主理解为帝制时代的‘民本’,用天下为公的国家利益取代个人权益……他们只强调自由的民族主义价值,仅仅着眼于自由对‘富国强兵’的工具作用,即个人自由对国家的独立和进步的价值……他们的自由主义底色是偏好社会民主主义和反对资本主义,所以,他们不相信古典自由主义而追随罗素、杜威等人的民主社会主义,大都主张政治上的民主和经济上的社会主义……中国的均贫富传统与西方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潮的结合,构成了中国现代自由主义的主流。”
  ——刘晓波:《中国自由主义的现代困境》,2006年11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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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谩骂不同主张的人】

  “李熬是个患有畸形自恋狂的戏子文人,无论走到哪,也无论讲什么,他都忘不了贬低别人和抬高自己,那种自我炫耀的无耻劲头,真是世所罕见。然而,骂遍天下的李熬,独独对中共及其领袖不骂反夸,从毛泽东到邓小平再到胡锦涛,从第一代夸到第四代。在凤凰卫视上夸还不算,来到大陆也要继续夸……李熬在台上向中南海的新旧权贵撒娇,清华学生在台下向李大师撒娇,李熬的表演就在台上台下的互媚中结束,堪称‘超级圆满’……向权势者和名流献媚早已变成中国人的第二本能了……更令我作呕的是他近于无赖式的精明,为了让肆无忌惮的媚相不太难看,他又在独裁爱国主义的煽情中撒上点自由主义的味精。”
  ——刘晓波:李熬的献媚和自媚,2005年9月28日

  “喻权域……拿起“爱国主义”的大棒,准备向人大提出《惩治汉奸言论法》的议案……喻权域的提案,无论打着多么高尚的旗号,都是公然为文字狱张目,堪称左派们迄今为止发表的最野蛮、最荒谬、最疯狂的言论……在中外历史上,凡是和平时期鼓吹爱国主义的人,大都要走向癫狂……左派的偏执和爱国的狭隘,导致了喻权域对言论自由和自由主义知识人的仇恨,仇恨使之疯狂,使之丧失了起码理智,走向丧心病狂!”
  ——刘晓波:《老左喻权域的野蛮和癫狂》,2007年3月5日

  “朱的核恫吓言论,主要是针对美国而发,用不惜打核大战来显示统一的决心,来阻吓美国协防台湾。但我以为,他的言论不仅是针对台湾问题,也不仅是代表了中共“鹰派”的立场,而且是中共的一贯狂妄思维,其鼻祖就是毛泽东。再往深里追溯,这是所有极权者的共同狂妄逻辑……沉浸于大国崛起幻觉的弱智民族 妄得目中无人的老毛,亏他当政时中国的实力太弱,再想通过核大战称霸世界,也只能快快嘴皮子而已;崇拜老毛的李敖,亏他只是个狂傲的文人,只能说大话惑众;放言对美国进行先发制人的核打击的朱成虎,亏他只是个不掌兵权的少将,口出狂言发飙,还不会变成中共现政权的决策……如此冷血的公开叫嚣,只能以‘战争狂’ 名之。”
  ——刘晓波:《朱成虎不过是个小毛泽东》,2005年8月15日

  “如果硬要把毛泽东实现其无限制的权力野心也叫做‘理想主义’的话,那么这样的理想主义之成立,只能是最机会主义的‘成王败寇’逻辑的产物。换言之,尽管理想主义者常常具有狂妄的倾向,然而,极权者的狂妄并不能等同于理想主义,狂妄一旦完成与政治权力的结合,知识狂妄和道德狂妄就将转化为权力狂妄,导致为实现个人权力野心的极端统治,其不择手段的厚黑就会产生极为可怕的毁灭性力量:极端的暴力、谎言和权术,极端的偶像化崇拜和救世主人格,极端的不宽容和冷血残暴,并将这一切极端野心诉诸于极端的社会运动,以自上而下的发动掀起自下而上的洪峰……毛只相信权力,相信自己的权力野心能够实现,而再无其他发自内心的信仰。就毛意欲‘解放全人类’的权力野心而言,他想统治天下的‘帝王梦’也只实现了一半:毛是中国特定土壤中的成功帝王,仅仅在国内一言九鼎,而在国际上则彻底失败,最终不能不向其对手妥协。遗憾的是,在毛已经死去27年后的今天,国人仍然把一个无信仰的暴君神化为满怀理想主义的政治家,实在是中国人和中华民族的最大悲哀!毛思想之于中国文化,使民族精神迅速走向粗俗化、痞子化、犬儒化,当下的毛热再为毛对民族精神的毒化提供最新例证。”
  ——刘晓波:《昨日小延安 今日大中国——毛泽东批判》,2005-05-08

  “近两年,清华学者康晓光先生以赤裸裸的权威主义立场而声名鹊起,他提出的‘国家合作主义’……独裁制度所造就的敌人意识及仇恨心理对人性的毒化既深且剧,这毒化,曾经把大陆知识人的头脑变成智慧和良知的屠宰场……利益至上的逐金大潮已然冲垮了一切道义坚持,却仍然洗不净敌人意识的余毒,一有机会,哪怕不是机会的机会,毒性便会发作,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成狼对人的撕咬。”
  ——刘晓波:《康晓光的狂妄和阴招》,2004年3月20日

  “汪晖……在一个文明国家的知识界是不可想象的,而在中国这样的酱缸文明中,御用的学霸或学痞当道却是再正常不过的了。”
  ——刘晓波:《中国自由主义的现代困境》,2006年11月21日

作者:阿弓ABC
文章发于:乌有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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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0-1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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丑类聚集奥斯陆 闹剧违普世价值

丑类聚集奥斯陆 闹剧违普世价值

 诺委会主席贾格兰声称,颁奖给刘晓波就是传达一个讯息,那就是诺贝尔和平奖推崇的价值,是普世价值和普世人权,而不是西方的标准云云。这位唯美国马首是瞻的政客,所言完全违背事实。实际上,诺委会颁奖给刘晓波,恰恰违反了普世价值。看一看刘晓波与聚集奥斯陆弹冠相庆的所谓「民运人士」到底是什麽人,就知道诺委会今年炮製的和平奖闹剧,是对和平奖的亵渎,对人类正义与良知的挑战,完全违背了人类的普世价值。

 昨天在挪威奥斯陆上演的诺贝尔和平奖颁奖礼反华闹剧,受到国际社会普遍杯葛和抵制,全球有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明确支持中方反对今年诺贝尔和平奖的立场。出席颁奖典礼的外国政治人物,包括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等反华政客,但人数最多的却是所谓海外「民运人士」和一些香港「支联会」成员,这些「民运人士」和「支联会」成员,与获得诺委会颁发和平奖的刘晓波,都是靠美国和台湾情报和间谍组织资金豢养的反华走卒。这些「民运人士」,不仅是一群货真价实的反华僱佣军,而且其中人品低劣、财色皆贪之徒不胜枚举。

货真价实的反华政治僱佣军

 波兰着名钢琴家说过:「爱祖国高于一切。」美国前总统甘迺迪也有一句名言:「不要问国家为你做了什麽,要问问你为国家做了什麽。」热爱自己的祖国和民族,毫无疑问是一种普世价值。

 刘晓波作为一个中国人,却声称「与中国不得不有关係很丢脸」,甚至不屑于提到「中国」这个字眼。他诋毁自己祖国,鄙视中国人种、肆意丑化中国文化。他污衊「中国人99%的萎靡状态」,「从肉体到精神统统阳痿」,鼓吹「中国应分裂为十八个国家」,主张「用西方文化代替中国传统文化」,中国要「引进总理」,「改变人种」。刘晓波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即任职于有美国中央情报局背景的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资助的「民主中国」公司,定期领取薪水。对于西方施捨的各类「人权奖」、「民主人士奖」、「言论自由奖」、「新闻大奖」等等,刘晓波趋之若鹜,拚命以攻击自己的国家、民族来赚取这些廉价的奖项。刘晓波吹捧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诋毁中华民族,以造谣、诽谤等方式辱骂和否定中国政府和中国的社会制度,以博取西方的青睐,他的政治投机得到了西方给他的政治「犒赏」,这一方面暴露刘晓波缺乏做人起码的道德操守,一方面说明诺委会炮製的和平奖闹剧违反普世价值。

 香港《苹果日报》透露出席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颁奖的一份嘉宾名单,其实此外还有诺委会已发出邀请因其他原因未能出席的如王丹等一些「民运人士」。这些「民运人士」和分裂祖国的头面人物,与刘晓波一样,都是货真价实的卖国贼和美国的反华政治僱佣军。这些民族败类和人品低劣之徒聚集奥斯陆,为另一个民族败类和人品低劣之徒刘晓波得奖弹冠相庆,上演的是一幕挑战人类正义与良知,违背普世价值的闹剧。

拿人钱财卖国行径令人不齿

 「民运人士」不断从美国民主基金会等机构获得资金支持。刘晓波、海外「民运人士」和一些香港反对派的共同「金主」,就是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NED)等外国机构。投机成性的「民运精英」精明地领悟了NED等机构的宗旨,他们建立网站和组织以申请NED的项目资金,进行的都是反对中国政府和社会制度的活动。

 香港获邀出席颁奖典礼的嘉宾,几乎都是「支联会」的骨干,包括「支联会」副主席李卓人、秘书何俊仁,常委梁国雄,以及作为「支联会」和反对派喉舌的壹传媒老闆黎智英。获得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资金支持的香港政治性团体,都与「支联会」关係密切,与「支联会」是「两块牌子,一套人马」的关係。「支联会」以「结束一党专政、建设民主中国」为纲领,一贯进行旨在否定宪法、反对中国共产党领导、颠覆中央政府的活动。

 「拿人钱财,替人办事」,「民运人士」拿了美国的钱,卖起国来特别卖力,并不择手段。例如,「民运人士」吴弘达亲自供认,他炮製出骇人听闻的「中国移植出售死刑犯内脏器官」的新闻,是这边到监狱拍下一些警戒设备,那边到商业街拍一些商品镜头,再将事先准备好的监狱标志贴到某个商品上,用特写镜头拍下这个商品,于是就造出了所谓的中国「劳改产品」。卖国到如此地步,诺委会却邀请他出席颁奖典礼,如此宣扬「普世价值和普世人权」,令人匪夷所思。

 海外「民运人士」之所以众叛亲离、人心尽失,还与他们支持「藏独」和「台独」密切相关。例如,1997年在日内瓦举行联合国人权大会期间,一些「民运人士」公然参加「藏独」举行的集会,公开支持「藏独」。

王丹和胡平干上了特务勾当

 民进党在台湾执政期间,与民进党当局打得火热的「民运分子」,有王丹、曹长青、阮铭、王军涛、林保华、杨建利、张伟国、胡平等。吾尔开希在「六四」后逃到了美国就参加了中央情报局(CIA),然后就到了台湾,在台湾的「军情局」担任协调新疆东突伊斯兰运动的负责人。王丹和胡平分别是《北京之春》杂志社的社长和主编。《北京之春》,是由台湾「国安局」出资两亿多新台币设立的,其主要任务是在「支持民运」的名义下,为「台独」、「藏独」、「疆独」、「蒙独」等势力或组织製造舆论,并替台情治单位收集两岸及美国的情报。据有「台独」背景的台湾《自由时报》披露,《北京之春》每年负责为台湾「军情局」收集的250件情报,为此「军情局」专门设立「二王专桉」和「文正专桉」,资助王丹、胡平分管的间谍网络。王丹和胡平都是「民运精英」,却干上了特务勾当,这真是对「六四」的莫大讽刺。

人品低劣、财色皆贪者不胜枚举

 「民运人士」中人品低劣、财色皆贪的市侩小人不胜枚举。从王炳章假护照事件、彭明假钞票事件、王希哲大闹国会、魏京生自我沉沦、吾尔开希夜总会召妓、胡平虐打前妻致残,到柴玲信用欺诈、刘青私吞公款等等,「民运人士」的丑闻不胜枚举。王丹还经常光顾台湾的同性恋场所寻欢,与一批又一批男同性恋者约会,直至被台湾《TVBS》周刊曝光。

 聚集奥斯陆的这批民族败类,以及曾被诺委会邀请因其他原因未能出席的同类,他们20馀年前在北京曾经把自己打扮成「反腐败」的英雄。经过20馀年的反覆表演,恰恰充分证明,他们本身就是一股最为腐败的政治势力。一位曾是「圈裡的人」,把这帮人搞的所谓海外「民运」形容为「奸商宵小贻害无穷」的「丑陋的海外民运」,「差不多成了几个争地盘的流氓团伙」,「在海外中国民运的大本营美国,就又上演了一曲令人噁心的丑剧」。「民运人士」王希哲也曾自揭说,民运中百分之九十五都是「坏人」。

 诺委会主席贾格兰声称,颁奖给刘晓波就是推崇普世价值和普世人权,但诺委会颁奖给刘晓波,恰恰违反了普世价值。看一看刘晓波与聚集奥斯陆弹冠相庆的「民运人士」到底是什麽人,就知道诺委会今年炮製的和平奖闹剧,是对和平奖的亵渎,对人类正义与良知的挑战,完全违背了人类的普世价值。

黎子珍
2010-12-11
摘自《文汇评论》
http://paper.wenweipo.com/2010/12/11/PL1012110001.htm

2009年6月29日星期一

《民運精英大起底》內容簡介

中文畅销书《民運精英大起底》
编著者:武闻
澳門南天國際有限公司出版
电子版网址: http://boxun.com/hero/xiaoxiaofengyuqing

《民運精英大起底》內容簡介

第一章 柴玲:民運的彗星

  草根女學生变身學生領袖

  歷史曝光鏡頭 領袖成為禍首

  “讓別人流血,而自己求生”

  夢想一夜暴富 經商一敗塗地

  柴玲分不清現實和夢境

第二章 民運二王

  民運二王之王丹

  民運二王之王軍濤

  臺灣軍情局控制主流民運組織

  臺灣設立“專案”資助二王和楊建利

  台美撒錢 防止民運失去控制

第三章 胡平:追求權力的民運理論家

  胡平其人

  內鬥專家 導致民運兩次重大分裂

  心胸狹隘 容不下言論自由和正常批評

  曹長青的文章爲什麽激怒了胡平?

第四章 《北京之春》雜誌與民運的腐敗

  《北京之春》的由來

  曹長青揭露《北京之春》黑幕

  胡平回應曹長青:從紅衛兵變成政治傀儡

第五章 劉青:以人權的名義作惡多端

  “中國人權”的由盛轉衰

  劉青發家史:人心險惡和道德淪喪

  劉青辭職,但問題並沒解決

第六章 魏京生:從“民主之父”到“民運王倫”

  四面楚歌,疑神疑鬼

  魏京生的罩門:無知、固執

  “因出賣情報獲刑”被證實

  為發財設立基金會

  打压异己的“民主之父”

  嫉賢妒能的“民運王倫”

第七章 吳弘達:虛構的“英雄”

  吳弘達其人

  忘恩負義,嫉妒成性,排斥異己

  吳弘達被抓:痛哭流涕、悔罪認錯

  為保權勢打压异类,沽名釣譽

  吳弘達真面目:弥天大谎、自相矛盾

  法輪功動了吳弘達的乳酪?

  揭穿法輪功謠言 意在丟卒保帥

第八章 倪育賢:無惡不作的“勇士”

  倪育賢其人其事

  上海來信拆穿倪育賢的畫皮

  劉賓雁:倪育賢是一個“有問題”的人

  民運是賈府:只有門前的石獅是乾淨的

  無惡不作的倪育賢

  博士造反 海外舉義旗

  假闯关 胆小鼠遭彈劾

  民聯陣拒交出“中春”

  二王落獄造勢代價大

  唱高調找靠山自封王

  鳩占雀巢搶政庇生意

  清門戶猶盼分久必合

第九章 紐約“政治庇護”行業形同黑幫

  民主黨創始人痛批“鳩占鵲巢”

  倪育賢、劉東星狼狽為奸

  民主黨真假難辨 相互指責

  被美國法庭當場揭穿的“双面諜”

  民運又內訌 倪育賢涉“窃盜罪”被捕法辦

第十章 彭明與“中發聯”的悲劇

  其一,政治投機,不得善終

  其二,烏合之眾,敗事有餘

  其三,利令智昏,窮途末路

第十一章 獨立筆會的黑幕

  高寒案揭開獨立筆會的黑幕

  幫派內訌 爭權奪利

  刪名有過節 爭名沒商量

  揮棒收拾你 還要你道歉

  貧富不均 紛爭之源

  義工圖利 坐地分贓

  財務拒公開 假賬名堂多

  民運有幫規 順服成大老

  制度成擺設 權力更傲慢

  高寒撤訴,轉往高等法院控告筆會

  內訌官司逼出胡平

第十二章 “齷齪小人”徐水良

  王希哲的一張大字報

  徐水良在王若望葬禮上大打出手

  徐水良一心抓“共特”抓成精神分裂

第十三章 民運人士當特工(一)

  “逐案審查 臺灣情治單位為民運供血

  有錢能使鬼推磨 民運成傀儡

  敲詐勒索 不給錢就曝光“特殊合作”

  民進黨執政 民運由反共變支持台獨

  台獨大老:“要讓大陸忙不過來”

  民運貴族從不擔心“斷奶”

  《北京之春》雜誌社的內幕

第十四章 民運人士當特工(二)

  秘密文件頻繁曝光

  為錢而支持台獨

  台獨要求民運從空談轉向實際行動

  臺灣當局對民運的“用防結合”

  臺灣特工操縱民運黨同伐異

  民運開會拉人湊數

  陳水扁當局操縱民運的經典模式

第十五章 民運人士當特工(三)

  臺灣與民運合作卅年簡史

  王丹承認接受臺灣經費

  王炳章被臺灣出賣,遭大陸“綁架”

  楊建利被林保華出賣被捕

  陳水扁接見民運人士,隱密間諜浮出水面

  陳水扁私吞臺灣海外民運經費

第十六章 樹倒猢猻散,猴子成大王

  傅申奇:靠散兵游勇“翻盤”

  陳破空:民運和尚嫖妓

  李洪寬:曇花一現的“民運超人”

  伍凡、唐柏橋:“中國過渡政府”領袖

  傳倪育賢的太太是馬英九的表妹

民運應反思:為何中國進步,民運退步?

附錄一

  曹長青《權力夢對人的侵蝕》

附錄二

  曹長青《台灣經費和民運腐敗》

附錄三

  華裔瑞典女作家茉莉2006年在劉青宣佈退休后發表的文章

附錄四

  2000年11月15日《華爾街日報》發表的關於魏京生的報道(摘譯)

附錄五

  曹長青《民運人士,丟死人了》

附錄六

中國民主論壇 (紐約) DFC-NY通訊錄

(澳門南天國際有限公司)

《民運精英大起底》後記

後記

  二十年多來,中國的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中國的國民生產總值GDP連續超過加拿大、義大利、法國、英國、德國和日本,成為僅次於美國的世界第二;中國的外匯儲備更跳躍式接連超越香港、臺灣和日本,成為世界第一;在其他各方面,中國在都以驚人的迅度發展並日益成為名符其實的世界大國。

  而同一時期,海外民運卻在貪污腐敗和內鬥不息中,土崩瓦解、江湖日下。時下的民運人士幾乎已經成為人人喊打的過街老鼠。而二十多年來的海外“民主運動”的歷史,實際上正是“六四事件”的一個延續,是所謂“激進民主化”道路的真實模擬。

  相信絕大多數人,看到這些六四精英們、民運精英們在海外自由民主的環境下,上演的這一幕幕醜陋無比的鬧劇,以及慘不忍睹的悲劇,在大夢初醒之際,都會嚇出一身冷汗,慶幸當年這些人沒能在中國得逞,慶幸當時中國政府所採取果斷選擇,否則,今日之中國,將是一副亂相,國之命運、民族之命運、民眾之命運都堪虞。

  中國總理溫家寶曾經明確指出:“民主化是我們追求的目標”。這些年來,包擴民主化在內的大陸的各方面改革,正在循序漸進並形成良性循環。

  近年來,隨著互聯網在中國的普及和發展,言論自由和民主監督在網路上蔚然成風,貪官污吏和司法不公等醜惡現象,被一一揭發出來,並從法律上得到及時糾正,亦在促進相關的制度化建設。“網路民主”正成為新時代的民之喉舌和參政議政的有效管道。

  更重要的是,中國政府以強大的財政實力為後盾,在全國實現了免費義務教育,從根本上提高國民素質,為“人的現代化”準備了必不可少的條件,為良性循環、可持續發展,為中國的民主化奠定堅實基礎。

  二十年來,中國的迅速崛起和海外民運的日漸式微,是兩條道路的選擇和實踐的結果。而兩種不成比例的實踐結果之間的鮮明對照,不言而喻,讓所有關心中國的人們,對中國正確的發展道路更加清醒堅定。

中文畅销书《民運精英大起底》
编著者:武闻
澳門南天國際有限公司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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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運精英大起底》第十六章 樹倒猢猻散,猴子成大王

第十六章 樹倒猢猻散,猴子成大王

  這些年來,海外民運每況愈下,情形恰似樹倒猢猻散,各自奔東西。現下的海外民運,正如俗語所說,呈現出一種“山中無老虎,猴子為大王”的態勢。一些濫竽充數之輩,自封出一大串嚇人的“民運”頭銜,他們自立山頭,相互貶斥、傾軋,使海外民運進入混亂且式微的“五代十國”時代。

  以下介紹其中現下知名的幾位民運人物和山頭,以便讀者認識其“英雄本色”。

  傅申奇:靠散兵游勇“翻盤”

  傅申奇,1953年生,上海人,初中文化,工人出身。他參與過中國大陸1970年代末的民主運動;主編過“中華全國民刊協會”機關刊物《責任》,曾三度被捕入獄,在監獄及勞教所度過十年歲月,因此被海外媒體帶上一個“民主勇士”的頭銜。

  1997年,傅申奇流亡美國。在美國民主自由的環境下,他身上那層閃耀的光環很快褪色,並暴露出其志大才疏、江郎才盡的本來面目。在美國,他不僅很快就貧困潦倒,而且還染上賭癮。整天坐著往來與紐約和大西洋城的免費巴士,泡在大西洋城的賭場裏做“發財夢”,結果輸得一貧如洗。他控制不住賭癮,就偷太太的信用卡再去賭,更輸得一家人都債臺高築。後來,得了重病也沒錢治療,直到自己和家人“信用破產”,老婆為此大鬧離婚為止。

  傅申奇一不會英文,二沒有技術,在美國連臨時性的工作都找不到,最後只能加入“老鼠會”搞傳銷,還在民運人士中推銷“人壽保險”等,以此圖得安身立命。

  在海外民運中,他先後加入好幾個民運組織,最先與陳軍、郭岩華、吳學燦組織“中國論壇”;後來又與王炳章聯手成立“民主正義黨”;再後來又參與“海外民主黨”。在山頭林立的民運派別中,與其他民運對手不是打得頭破血流,就是進行“你死我活”的鬥爭,但從來沒贏過。

  2008年初,傅申奇與王軍濤、李進進、項小吉、唐元雋、潘晴、劉念春、郭岩華、呂京花、高光俊、陳破空、易改、金岩、王書軍、陳立群、宋書元、魏泉寶、傅申平、劉路,以及臺灣軍情局特工曲工等三十余人(成員通訊錄見本書附錄六),在紐約法拉盛等地頻繁聚會,搞起一個“中國民主論壇(紐約)”的組織,企圖重新彙集這些年來被各派系沖散打垮的民運遊兵散勇,在紐約這個大本營重新集結,準備“再出發”。

  這一次,傅申奇還像在大西洋賭場裏那樣,夢想在最後的孤注一擲中“翻盤”,或撈回本錢。正如其中成員所說,如果在紐約民運界這夥人中“論資排輩”,傅申奇應排在十幾名以後。但目前民運處於沒錢、沒人、也沒影響的“非常狀態”,所以要做事就得憑“臉皮厚,嘴巴甜,還得熱臉貼人家冷屁股”,所以這差使就非“小傅“莫屬了。

  但傅申奇可不這麼想,他以為自己就是這夥人的老大。雖然王軍濤“許諾”傅申奇的任期只有一年,到期改選。但傅申奇有自己的打算,他對朋友私下透露,到時候就由不得王軍濤指手畫腳了,這些人還得乖乖聼他的指揮。

  當傅申奇到處炫耀自己是“召集人”時,人們不能不想起前些年在網上曝光的一份由他親筆簽字的“招供書”。從日期上看,這份供詞應產生於他因召集國內的異議分子鬧事在上海第三次被抓的時候,當時,為了向上海警方爭取“寬大處理”,他做了徹底的“交代”。如果這份供詞被他“召集”的人看到,必將嚇得面面相覷,一齊做鳥獸散,因為當年的傅申奇把所有罪責都推給他的同黨,還主動檢舉、揭發了那些仍未被警方發現的“戰友們”。

  據知情者透露,傅申奇等人搞“中國民主論壇(紐約)”,其實另有打算。他們暗中與從事“政治庇護”及移民生意的李進進、高光俊、項小吉等人訂有密約——以“民主論壇”名義召集民運人士開會,來吸引申請政治庇護的客戶上門,並提供客戶照相和“會員身份”等政治庇護“證據”,而這些客戶的案子就由李、高、項三人經營的律師事務所辦理。私下裏,李、高、項三人每得到一位客戶,就付給傅申奇等人500美元。

  但是,“論壇輪流主持人”高光俊近日忽然失蹤。知情人士稱他出事了,據稱,他經手的兩位“政治庇護”客戶,被美國移民局發現申請資料“弄虛作假”,不僅沒能拿到綠卡,還被下達了驅逐令,隨時面臨被移民局“逮捕和遞解出境”的危險。而高光俊辦理的這兩個客戶正是傅申奇介紹,資料也是由“民主論壇”提供的。這兩個客戶一怒之下,向美國法庭舉報高光俊、傅申奇等人涉嫌詐騙。目前,高光俊正因涉嫌“欺詐和作假證”被美國司法機構傳訊及“協助調查”。其他負責人包括傅申奇、王軍濤、李進進等人也可能面臨刑事究責。

  “中國民主論壇(紐約)”的民主集結還沒有“再出發”,就先出了這樣的大醜聞,所謂的“民主論壇”成了一個名不符實的老鼠會。原來被蒙在鼓裏的論壇成員,現在人人自危,不知道這背後還隱藏著什麼陰謀、以後還會再出什麼事。

  陳破空:民運和尚嫖妓

  陳破空,原名陳勁松,四川人,曾在廣州一間大學讀書。後來因在海外媒體上造謠,並企圖偷渡境外,被大陸當局判處三年徒刑,並因此未能獲得學位。陳破空出獄后曾出家當過和尚,法號“破空”,這也是他現用名字的由來。

  1995年,陳破空在海外民運人士的資助下流亡美國。十幾年來,他與大陸一起出來的妻子馬利,馬拉松式地打打鬧鬧、分分合合,終於在2005年離婚,但後來因為要看望孩子,又重新同居。

  陳破空熱衷於發表一些極端和誇大其詞的謾駡文章,並自我標榜為“著名民運評論家”。据知情人士透露,陳破空最大的嗜好是嫖娼和編“黃段子”,並到處向人炫耀他那本以“東方千仞”筆名出版的色情小說《趙飛燕》。但讀過此書的人都說,書中除了千篇一律的下流描寫外,沒有什麼東西。

  2005年12月上旬,臺灣國安局、陸委會等機構邀請大陸海外民運、法輪功及藏獨人士以“觀選”為名,赴台協商合作事宜,並編列下一年度的專案經費預算報表。陳破空亦在受邀訪問臺灣之列,在此次訪問中,因參訪人士內訌,其嫖妓醜聞意外曝光,名噪一時。

  其實,當時這一批參訪者中有些人並未如期到臺灣各個選舉站“觀選”,而是趁機逛街購物和搭車遊玩,甚至去色情场所尋歡,令主辦單位甚為尷尬和惱火。臺灣國安局接獲招待組工作人員密報後,遂派員跟蹤查訪,揚言要對“外國越軌人士”取消其參訪待遇。

  此時,陳破空指控一名參訪者外出深夜未歸“行跡可疑”,結果卻引起參訪團內訌。法輪功“退黨服務中心”副主任梁裕峰對陳破空的做法不滿,認為陳破空一貫“賣友求寵”,是“十足小人”,盛怒之下,梁裕峰向臺灣國安局告發了前一夜陳破空嫖妓賴賬遭追討一事。

  雖然當時島內各大媒體都忙於採訪藍綠兩大陣營的競選拼殺,臺灣國安局官員也及時出面幹預,試圖息事寧人,但這件醜聞還是被部分媒體曝光出來,參訪團的內訌糾紛和“大陸民運人士在台嫖妓”的醜聞,於是在島內外迅速曝光,陳破空也因此名聲大噪。不過有海外民運團體表示,陳破空不能算是“大陸民運人士”,而是臺灣方面監視和離間民運的一名職業間諜。

  李洪寬:曇花一現的“民運超人”

  李洪寬,山東菏澤人,貧苦農家子弟;南京大學畢業後,考入紐約“愛因斯坦醫學院”攻讀生物化學碩士。原本美好的前程,卻他的一個愚蠢的“低級錯誤”自我毀滅。自那以後,他從未再與身在大陸農村的父母作任何聯繫,家人以為他早死在海外了。

  據稱是他的“同學”的網民在網上貼文說,李洪寬來美後,因“精神偏執”開始荒廢學業,熱衷於在互聯網上衝浪,並“走火入魔”,致使各科考試都不及格,他賴以生存的獎學金也被學校中斷。就在他而走投無路時,他在學校使用過的一台電腦被盜,學校保全部門通過翻查錄影,發現正是李洪寬所為,他就這樣被開除了。

  此後,李洪寬一度失蹤。當同學們再次發現他在學校附近出現時,他的腿瘸了(有人說偷東西跳牆摔的,他自己說是在路上“跌倒骨折”),沒有身份、也沒有工作,貧困潦倒。

  但是與此同時,互聯網上卻出現一位心理變態、極端仇視一切美好事物的電腦狂人,他在網上可以不分晝夜地連續24小時、以低俗髒話對所有看不順眼的“政敵”攻擊謾駡,造謠誹謗。他就是已成為“民運人士”的李洪寬。他憤世嫉俗,敵視所有著名民運領袖,並抱怨自己“懷才不遇”。

  1999年,這位“大才”有幸被魏京生發現,並從美國和臺灣情報機構為其申請每月兩千多美元的生活費,資助其搞電子新聞報《大參考》。此後,李洪寬每天花費十幾小時,在網上搜集各類民運資訊,通過電子信箱發給數百個網友。他還透過互聯網路搜集大陸情報,送給臺灣特工。網上有民運人士說,臺灣軍情局用一座舊別墅,外加一位老妓女,就收買了李洪寬。

  不久,李洪寬就在《紐約時報》等主流刊物上出現,他在“幾百個信箱”後面加上一些零,說成“幾十萬、幾百萬個大陸民眾信箱”,把自己吹捧成“民運超人(Superman of Democrcy)”,名氣一時間竟然超過魏京生等所有著名的民運人士。這惹得魏京生妒火中燒,但李洪寬卻混然不覺。於是,“基金”很快被中斷,李洪寬和《大參考》曇花一現後,也很快銷聲匿跡了。據說,時下李洪寬正到處找些閒散零工糊口,恢復了“流浪漢”生涯。

  伍凡、唐柏橋:“中國過渡政府”領袖

  伍凡,海南文昌人,三十多年前赴美留學。六四事件發生後,他為辦“政治庇護”綠卡自編故事,謊稱自己在中國因政治迫害坐過20年大牢。實際上,伍凡年輕時即參加解放軍,並從軍隊保送到學校讀書,來美國也是因為讀書。他在加州的一家機電公司工作多年,直到中年過後,才娶了一個臺灣寡婦,並繼承了別人的一雙兒女,算是成家立業。

  伍凡的知識與文采都很一般,但內鬥功夫了得。他在加州與幾乎所有民運人士都進行過“殊死搏鬥”;曾同時與馬大為(民陣副主席)、莫逢傑(政治受難者協會會長)、劉欣虎等民運組織和個人,展開口誅筆伐,頗具文革遺風。當年,加州民運圈內的莫逢傑等人彙集材料,印發了一本名為《揭開伍凡的畫皮》的書。此書把伍凡描繪成一個無惡不作的“專制暴徒”和偷雞摸狗的“下三爛”。這本小書約五萬餘字,本書無法在此披露細節,有興趣的讀者可以自己去找來一觀。

  近年來,伍凡把最後一個盟友徐邦泰揭發批鬥成一個帳目不清、貪污腐敗和“勾結中共”的叛徒,並奪得《中國之春》雜誌刊名,將這份當年民運的著名刊物劃歸自己名下,但孰料卻被臺灣斷了資金。伍凡試圖在網上辦刊,但沒有爭取到任何資源助其發行,這樣《中國之春》就爛在他手裏,從此,他沉寂多年。

  唐柏橋,湖南人,哥倫比亞大學國際關係學碩士。他在幫派林立的紐約民運中混跡多年,加入過幾乎所有民運組織,都無法真正出頭或成為老大。於是,幾年前,他自己成立了一個叫“中國和平”的民運組織,並自任主席,成員除了自己老婆外再無別人。他沒有其他特長,主要以“作假證”幫助偷渡客申請“政治庇護”維生。2003年,他與“中國人權”進行“項目合作”,獲得過幾萬美元資助,但項目結束後卻欠了一屁股“稅債”,到處求人借錢,才避免了吃官司和離婚。

  2008年,伍凡僵屍復活、再度出現在互聯網上或地方性媒體上,這時的伍凡已經是所謂“中國過渡政府”的總統了。唐柏橋透露說,這個“總統”是伍凡花了1000多美元買來的,——這是租場地開“成立大會”的全部費用,別人不願意出這點錢,自然就沒當上這個“總統”;而唐柏橋花錢少,就成了“副議長”。

  所謂“中國過渡政府”,主要由伍凡、唐柏橋兩人組成,拉來湊數的袁紅冰等人只出名字,不做任何事情。該“政府”沒有任何資金、組織和群眾,甚至其不斷發出的“總統令”, 因為沒有報刊願意發表,都得靠伍、唐二人自己動手往網上貼。這成為近年來海外民運中最大的一則笑話。

  劉國凱:與家人組建“社民黨”

  劉國凱,廣東人,小學文化。文革中曾經加入過廣州造反派,當過紅衛兵。他在紐約的工作是一間華人餐館用品公司的貨車司機。他目前在美國扯起“中國社會民主黨”的大旗,聲稱這是“結合社會主義和民主自由的政黨”。但長期以來,主要成員是其兒子、兒媳等自家人。有時候該黨也發佈新聞,公佈人頭一長串的“社民黨中央委員會名單”等等,但那只是借用別人名字和邀請幾個私人朋友裝點門面而已。

  劉國凱這個社民黨的指導理論,就是“造反有理”的文革思想。眾所周知,十年浩劫的文革給中國民眾帶來深重災難,但作為那個時代的造反派,劉國凱、王希哲等人卻大唱反調,還創造出所謂“人民文革”論,認為文革讓底層人民獲得民主,有機會翻身做主等等。這正是典型的“為了反對而反對”的造反派邏輯,這跟其他幾個民運精英的高論如出一轍,如北明、遠志鳴等人所說的“八國聯軍火燒圓明園是正義行動”;項小吉等人主張的“南京大屠殺是中國人咎由自取;日本首相參拜靖國神社無可厚非”等等。

  在2006年的“柏林民運大會”上,劉國凱再次兜售其“人民文革”理論,卻遭到康正果、茉莉、馮國鏘、黃翔等人的批駁。對此,劉國凱懷恨在心,居然列了一份黑名單張貼到互聯網上,對他們經行“批鬥式”攻擊。劉國凱聲稱,否定“人民文革”並不是認識問題,“因為屬於認識觀點問題的,從行文上是可以看得出來的,如澳洲張鶴慈、國內的鄧煥武(他們的特點都是文革時期在獄中,沒有參與文革的造反運動)”。接著他指責一名批評者:“其他的如貴州的曾寧,其行文幾近狂亂般的叫嚷。我很奇怪,去信問貴州諸友。他們說,他們早都知道,曾寧早已被國安局收攏。”

  曾寧是否真的“已被國安局收攏”?其他民運人士紛紛不平而鳴,此人曾因為反對中國政府而入獄十多年,是一個名副其實的老民運。而劉國凱呢?民運人士指責說,充其量不過是一個“文革造反派”而已,如今作為海外情報機構的小特工,有什麼資格詆毀那些留在國內堅持抗爭的民運人士?劉國凱平時裝出幾分卑謙、老實模樣,可是一旦觸犯到自己那點“利益”,遇到稍微的反對意見,便立刻露出青面獠牙,容不得任何批評,非要置人於死地而後快、徹底清算不可的本性,其身上的“文革”惡習已是病入膏肓。民運人士感歎,這些人真要掌權了,恐怕比任何人都專橫。

  民運應反思:為何中國進步,民運退步?

2008年六四前夕,中國自由民主黨主席倪育賢到香港訪問。香港媒體報導說,倪育賢這下可要“發達”了,因為民運人士私下傳言,倪育賢的太太就是馬英九的表妹;馬英九在臺灣執政,中國自由民主黨從台灣拿到資助是沒問題了。

  民主中國(香港)促進會召集人甄燊港問倪育賢究竟有沒有從馬英九那裏獲得幫助。倪育賢說:“沒有。馬英九是公私分明的人。”言外之意是默認了他和馬英九之間有關係。事後,甄燊港說:“倪育賢也不願意像乞丐一樣,透過某種關係去獲得資助。民運朋友連這樣的裙帶關係都想到了,可見多彷徨,多無奈。倪育賢對我說,他至今還看不到有什理由要通過家人關係,讓台灣政府資助中國海外民運。” 而這番話又讓人懷疑所謂“倪育賢的太太是馬英九的表妹”這一傳聞的真實性,因爲以倪育賢過往的所作所爲,是不會輕易放棄利用這樣一種裙帶關係為自己謀利的。

  馬英九執政臺灣之後,香港媒體曾報道,民主中國(香港)促進會召集人甄燊港說:“馬英九競選時承諾要與大陸創造共贏局面,齊手拚經濟,還會不會資助中國海外民運?這令大家擔憂。現在各地民運朋友聚在一起,話題離不開如何獲得資助,以後的路該怎麼走。中國海外民運目前進入瓶頸階段,進退兩難,前路茫茫。”

  資金匱乏是現下海外民運組織運作的一大困擾。甄燊港還透露,原計劃2008年5月在東京舉行第三屆全球支持中國和亞洲民主化大會,因資金沒有到位而臨時取消。中國自由民主黨同年6月在新西蘭舉辦紀念六四研討會,邀請香港等地的民運人士參加,主辦方負責食宿,與會者自己解決機票,不少人接到邀請卻因費用問題而無法成行。同年六月中旬,澳洲民陣要舉辦民運大會,希望各地民運朋友前去,不少人也因資金費用的理由而選擇不去。

  甄燊港介紹,現下海外民運人士主要分佈在美國、歐洲、日本、新西蘭、加拿大、澳洲、泰國等地,參加活動的約有二千人,其中骨幹三四百人,這些人大致分兩類,一類是1980年代開始的“中國之春”那一代人;另一類是1989年六四事件之後流亡海外的一批學生與知識分子。他們主要分佈在中國民主陣線、中國民聯、中國民主黨、中國自由民主黨、中國社會民主黨、中國海外民運聯席會議、公民力量、自由中國運動及中國憲政協進會等組織裏。

  2008年六四紀念日前後,網上多個論壇出現了比以往強烈得多的聲音,呼籲海外民運反思:“無論六四是否平反,與民運人士關係已經不大,民運搞了那麼多年,越搞越差是因為中國進步了,民運卻退步了”;“值得思考的是,六四紀念活動規模搞得一年比一年小,好像日子快要過不下去的感覺,真讓我們曾在天安門廣場上奮鬥過的人,有點淒涼感”;“很多民運人士逢中必反,一再站在國際反華勢力一邊,任何民運,如有西方人在背後支持的影子,它肯定不受大多數中國人歡迎”;“民運中很多人出現爭權奪利、經濟貪腐問題,讓人感覺天下烏鴉一般黑,甚至比中共還差”;“民運人士嚴重脫離華人社區,就像魚離開了水,在主流華人社區格格不入,就難有人氣和經濟援助”。

  應當承認,這些出現在網路上要求海外民運反思的聲音,其實是逆耳忠言、苦口良藥。時值六四二十周年之際,海外民運的領袖們、精英們、大老們,是該考慮一下前途問題了,否則,海外民運的前途堪虞,一代又一代人的為爭取民主、自由、平等所付出的艱辛努力亦會付之東流。


中文畅销书《民運精英大起底》
编著者:武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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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運精英大起底》第十五章 民運人士當特工(三)

第十五章 民運人士當特工(三)

  臺灣與民運合作卅年簡史

  1982年11月,大陸派往加拿大的公費留學生王炳章在美國紐約發起“中國之春”運動,並創立政論性雜誌《中國之春》。臺灣軍情局當即派員與王炳章直接聯絡,王也派寧嘉晨去臺灣洽商合作。這成為臺灣與海外民運“合作關係”的開始。

  當時,臺灣軍情局經國安局核定後,決定以政府名義與“中國之春”秘密合作。1983年,臺灣軍情局派翁衍慶上校(後晉升至中將,並於副局長任內退休),化名“翁遠書”,赴美擔任聯絡指導。當時,翁衍慶在臺灣軍情局内部的職務是軍情局駐美東工作組長,對外的公開身份則是“君平公司”負責人。

  1982年到1985年,是臺灣軍情局與海外民運合作的第一階段,主要接觸對象是王炳章。臺灣軍情局每年提供大約五十萬美元活動經費,匯給王炳章虛設的“貫中公司”,另外付給王炳章每月一千美元的個人津貼。這個階段的專案代號稱為“移山專案”,臺灣軍情局借用“愚公移山”故事,自比“愚公”,希望能藉海外民運人士之力“移山”,撼動中國大陸內部的社會制度。

  台灣軍情局歷時二十餘年,與從大陸出走海外的民運人士接觸、聯絡及合作,前後分別歷經“移山專案”、“文正專案”、“崑崙專案”、“致廣專案”和“致遠專案”等四個階段,剛好也代表了海外民運人士的興起、轉移、發展與沒落的四個時期。

  1984年到1989年,是臺灣軍情局與海外民運合作的第二階段。1984年10月,發生了“江南案”,臺灣軍情局駐美情報員奉命撤離。經國安會、國安局與國民黨文工會商議,並報請當時臺灣的總統蔣經國核定,自1985年12月起,與海外民運的合作轉為文工會接辦。當時的文工會主任是宋楚瑜;由於實際工作仍由軍情局負責,故翁衍慶借調文工會,但仍具軍職身份。

  1986年5月,FBI約談翁衍慶,指明其身份為臺灣軍情局駐美代表,希望翁能與美國方面秘密合作,翁未允諾,於是,被迫在兩周後離美返台。翁衍慶返台後,王炳章趁機坐大,還有意在台灣組黨,由於當時還處臺灣的“戒嚴”時期,人民不能自由組建黨團。爲了阻遏王炳章的這種“野心”,於是,軍情局停止與其合作,切斷經費資助,並運作與“民聯”合作,阻止王炳章勢力的進一步發展。

  1988年,為防止民運失控,臺灣軍情局命令胡平“做掉”王炳章。這是海外民運的第一次分裂,胡平由此取代了王炳章。同年8月,胡平派林樵清到臺灣與軍情局洽商,軍情局旋即恢復了已停止一年的對海外民運的經費援助。

  1990年至1993年,是臺灣軍情局與海外民運合作的第三階段。1989年,六四事件發生後,臺灣軍情局主動與胡平建立“策聯”,並在大陸展開積極活動。期間,大陸逮捕了十名台灣軍情局的間諜,這些人均獲刑八到十年。

  1999年6月,于大海取代胡平擔任民聯主席,臺灣軍情局順勢停止資助民聯,僅經援《北京之春》雜誌。這是臺灣軍情局第二度中止資助民運的經費。

  從1994年到2000年,則是臺灣軍情局與海外民運合作的第四階段。這個階段,大陸當局有計劃地切斷海外民運人士的聯絡管道,並且釋放魏京生、王軍濤、王希哲等人。這些人到達海外後,讓民運派系變得更加複雜,於是臺灣軍情局也不可避免地攪進了海外民運的“戰國時代”。

  1996年,大陸試射導彈,台海危機爆發。臺灣軍情局的任務改爲以軍事預警情報為重,並大量派遣情報員登陸。至此,海外民運人士的角色越來越邊緣化,終至沒落。2000年,民進黨執政後,臺灣軍情局大幅削減民運經費,僅存少數的個案合作。

  王丹承認接受臺灣經費

  目前,仍在接受臺灣資助的民運人士中,王丹就包括在內。幾年前,曾有記者在美國加州的一個公開場合以此問題質詢王丹,當時王丹堅決否認“拿了臺灣當局的錢”,還信誓旦旦地說,“不信可以查我的銀行帳號了”。如果陳水扁的貪腐弊案沒有爆發,王丹的“誓言”也許永遠不會漏底,某些彌天大謊也許永遠不會被揭穿。

  後來,王丹接受媒體訪問時,間接表示收過數筆來自“臺灣友人”的捐款。有媒體更直接指出,王丹所收受的20萬美金,是來自臺灣的陳水扁當局。面對這樣的報導,王丹在臺灣東森電視臺的訪問中,鄭重否認他知道捐款的來源是來自陳水扁的“國務機要費”。

  但陳水扁忽然自身不保了,“國務機要費”裏終於露出王丹的名字。在推脫了一陣子之後,王丹終於公開承認他拿了那20萬美元。

  2006年3月8日,民進党特意安排王丹、胡平以“外國友好人士”的身份到臺灣立法院演講,為此前不久陳水扁終止“國統綱領”,亦即“廢統”,站臺鼓氣,抗衡外界反對聲浪,激勵島內台獨士氣。

  王丹和胡平分別是《北京之春》雜志社的現任社長和主編,據臺灣《自由時報》披露,《北京之春》每年負責為臺灣軍情局收集250件情報,為此臺灣軍情局專門設立“二王專案”和“文正專案”,資助王丹、胡平分管的間諜網路。

  眾所周知,王丹每月都要定期進出臺灣。當時記者也爆出他“計畫之中的臺灣之行”不受影響。人們有理由懷疑:他是否因救駕有功,去臺灣領取更多的獎賞去了?

  王丹當時曾經辯稱,其實資助海外民運人士的資金來源本來就很多,但是只要沒有特別的政治目的,他們也都不會去詢問捐款的資金來源。

  台諜李少民、高瞻在大陸竊密被捕案

  2001年2月,在臺灣軍情局與海外民運合作蕩到低點,並大砍援助經費之際,大陸警方開始動手抓人,逮捕涉嫌“從事間諜活動”的外籍學者與民運人士,李少民與高瞻案件就是在這時發生的。面對大陸警方的“台諜”指控,李少民與高瞻均極力否認,僅承認接受臺灣“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大同盟”經費贊助,單純從事與兩岸有關的研究活動,而臺灣軍情局則對此事件保持緘默。

  李少民與高瞻案,引起美國高度關注,包括當時的布希總統與國務卿鮑威爾,都公開對中共喊話。事實則是,李少民曾與臺灣軍情局“接觸”,高瞻則不曾與臺灣的情報人員碰過頭。李少民與臺灣軍情局接觸的時間極早,中間介紹人是當時“中國之春”雜誌社社長王炳章。1989年六四事件後,在王炳章安排下,六月底,李少民飛到泰國曼谷,與臺灣軍情局情報員曹某某見面。

  大陸警方是在2000年底盯上此案的。2001年2月11日,赴大陸探親的高瞻從北京返美時遭逮捕;而具有美國公民身份的李少民,則在同月25日由香港進入大陸時遭拘禁。至於交給李、高文件的曲煒,時任大陸“全國臺灣同胞聯誼會”宣傳部副部長。曲煒在2000年隨團訪台時,曾經脫隊“失蹤”過,傳聞他曾與臺灣情治單位“接觸”,並接受新臺幣十萬元的見面禮。曲煒交給高瞻的機密文件中包括當時大陸國台辦新任副主任周明偉的一份內部講話資料,據稱這份文件在當時被列爲“機密”,於是,曲煒亦于同月被捕,而這份文件由於高、李、曲三人的被捕,亦未能流出。

  該案的結局是,曲煒以間諜罪獲刑十三年,高瞻以間諜罪獲刑十年,隨即獲准保外就醫,驅逐離境。李少民、高瞻被大陸警方監禁約五個多月,均於當年七月獲釋返美。由於民運人士均居海外,臺灣軍情局與民運長年合作,鮮少傳出“失事”案例,此案堪稱首回。

  王炳章被臺灣出賣,遭大陸“綁架”

  最早與臺灣軍情局合作的海外民運人士王炳章,2002年7月就遭大陸警方監視,同年12月被正式逮捕。臺灣情報界不少人認為,王炳章是在越南邊境遭大陸警方綁架抓走的。2003年2月,王炳章在深圳受審,以間諜罪獲無期徒刑。

  根據大陸司法當局公佈的刑事判決書,王炳章搜集的情報內容包括“中越邊境自衛還擊作戰戰例選編”等機密文件。王炳章被捕的過程,相當戲劇化。據臺灣情報界知情人士稱,按照大陸警方的說法,王炳章因涉及一件綁架案,在廣西邊境的一座小廟躲藏,被人發現並意外遭捕;但臺灣軍情局內部沒人相信這個說法,傾向於認為是大陸警方掌握了王炳章的行蹤,直接派人到越南邊境將其綁架到廣西,然後由大陸國安單位順理成章地抓人。另有知情人士透露,王炳章的被捕,實際上是被臺灣情治單位有意出賣給大陸的。

  1998年1月,王炳章化名“樓開文”,自廣東珠海潛入大陸活動,並安全出境。王炳章被捕前,曾托人帶信到臺灣,要求臺灣軍情局或國安局向其資助情報經費。不過,當時臺灣軍情局對大陸的情報工作重點,已調整為預警情報優先,對所謂“兵運”或“恐怖活動”,興趣不大。據知情人士透露,臺灣軍情局怕王炳章事件引火燒身,成為大陸攻打臺灣的藉口,壞了大事,就向大陸當局做了一個“順水人情”;這樣也一勞永逸地省去一大把麻煩。

  楊建利被林保華出賣被捕

  楊建利,44歲,山東臨沂人,哈佛大學政治學博士;美國“二十一世紀中國基金會”主席,曾因間諜罪被判刑五年。出獄後,獨自成立“公民行動”組織。現居美國波士頓。楊建利長期領取臺灣情治單位的經費和津貼,並經常赴臺北述職,這在海外民運圈內早已不是秘聞。

  2002年,楊建利接受臺灣當局的任務,潛入大陸東北地區,暗中收集大慶工潮以及油田防空部署等情報,並資助遼寧工運。因其冒用他人假護照,並且訓練有素,因此一路上未被大陸有關當局察覺,任務完成後順利抵達雲南邊界準備離境,基本接近大功告成。

  當時,正值時任中國國際副主席的胡錦濤訪美前夕,陳水扁當局急需製造一、兩宗“大陸踐踏人權”的新聞事件,來幹擾胡錦濤訪美的政治氣氛。於是決定在楊建利離境前夕,由林保華故意暴露楊建利的行蹤,讓大陸當局抓捕楊建利。林保華曾撰文指稱,他在楊建利即將離開大陸前,明明知道海外電話會被大陸國安部門監聽,卻不斷從美國打電話到楊下榻的賓館,故意讓大陸國安部門注意到楊建利的行蹤。

  《北京之春》雜誌社與“民運聯席會議”在楊建利被捕後不到兩小時,即向美國媒體發出新聞稿,聲稱“著名異議人士”楊建利因“考察大慶工運”而在大陸被捕。此舉正好給大陸當局彈壓大慶等地工潮以藉口,指認工潮背後有“黑手”,即“境外敵對勢力”,而非所謂油田下崗工人為爭取生存權益而發生衝突的治安事件。這樣一來,海外民運便也終於撈到了一點表功領賞的資本。真可謂各得其所,兩全其美。但是,這份新聞稿在楊建利被捕後不到兩小時就發不出來,卻從一個側面證明了海外民運與臺灣當局之間的密切合作。

  順便提一句,當時抗議胡錦濤訪美的示威隊伍僅剩藏獨組織和法輪功兩家,海外民運再度缺席,原因不外乎臺灣“國安秘件曝光”後,臺灣情治單位經費大幅縮水,且面臨人事調動,自顧不暇。多年前,臺灣出錢讓海外民運在紐約抗議李鵬訪美,因半數以上經費被林保華等人在法拉盛“都一處”酒館酒足飯飽後私分了,結果導致實際參加示威的民運人士寥寥無幾,令當時的臺灣陸委會主管人丟了面子。有鑒於此,這次林保華索性叫民運組織不要再去公眾場合出洋相了,只要炒作好楊建利事件,就算可以交差了。

  陳水扁接見民運人士,隱密間諜浮出水面

  2006年4月,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訪美。陳水扁當局對胡錦濤此次訪美極爲焦慮,時任陸委會主任委員吳釗燮曾向臺灣媒體表示,“儘管我們收集的情報顯示布希不會和胡錦濤一起發佈聯合聲明批評臺灣當局,但當局仍然非常焦慮”。4月18日,臺灣當局還曾力勸華盛頓不要在胡錦濤訪美期間不要批評“有獨立傾向”的陳水扁。時任臺灣駐美代表的李大維也證實,臺灣駐美人員已受命高度戒備,密切注意胡錦濤訪美的動向。

  4月20日,當時的美國總統布希在華盛頓會見胡錦濤。台灣當局為了幹擾國際輿論對此次中美兩國首腦峰會的關注,推行“去中國化”政策,於是特意安排他們鐘意的“中國民運人士”抵達台灣,接受陳水扁的召見,並授意台灣媒體進行現場采訪。

  據悉,當時被陳水扁欽點召見的“中國民運人士”有阮銘、林保華(化名淩鋒)、楊月清、曹長青、胡平、王策等人。這就暴露出他們在海外支持台獨、藏獨,以及監視和控制海外民運的間諜身份。盡管當時陳水扁向記者介紹說,訪賓都是“異議分子”,也是他所崇敬的“政治良心犯”,但是,其中衹有王策一人真正有過在中國被判刑和囚禁的經歷,勉強稱得上“政治良心犯”(1998年,持西班牙護照的王策受台灣情治單位派遣潛入浙江省,企圖控制大陸異議人士所組建的“中國民主黨”,結果被判刑五年,後提前釋放)。

  林保華(淩鋒)因受到陳水扁的親自召見而激動萬分,他熱淚盈眶地向記者表示,對他而言,世界上“任何自由民主的地方”都可以是他的“祖國”,所以他准備“把自己的晚年獻給台灣,希望能為台灣做一些事”。林保華還呼籲陳水扁帶領“執政團隊”明快地解決當時台灣政局的紛擾(即肅清島內反獨呼聲),並指出衹有堅持“台灣的主權地位”,才能堅持“台灣的民主自由”。

  時任陳水扁總統府國策顧問的阮銘,則當面向陳水扁提議,台灣應制定一部“政治庇護法”,收留從大陸投奔來台的“中國民運人士”。阮銘還強調,台灣應聯合全世界的“自由力量”,“不讓專制的中國來吞併台灣”。這位阮銘,曾在中共中央宣傳部、中央黨校任職,後流亡美國,曾指使《北京之春》、中國人權等組織對著名民運人士鮑戈展開圍剿,是臺灣情治單位控制海外民運的幹將,阮銘曾先後在共產黨、國民黨、民進黨混過,被人稱為“戲路廣,適演角色多”的投機分子。

  曹長青則向陳水扁提出三點看法:第一,“中國不可信”;第二,“中國不可躲”;第三,“中國不可怕”。他聲稱,中國目前正採取“以經促政”的統戰策略,想把台灣納入其“獨裁政體”,因此,他支持陳水扁嚴控兩岸的經貿往來,以免讓中國“掏空台灣的經濟”。

  隸屬台灣軍情局的《北京之春》雜志主編胡平,則向陳水扁匯報了自己的觀察和憂慮。他說,未來中國要麼政治連同經濟一起崩潰,要麼就會發展成為“更為龐大的怪獸”,這樣“對人類文明的發展恐是一大危機”。其言外之意是,為了不讓中國成為“人類文明”的“危機”,就必須得讓“龐大的怪獸”中國徹底崩潰。

  王策這時也趕緊表示,他非常贊同陳水扁此前接受法國《費加羅報》訪問時提出的五點主張,包括“中國不再打壓台灣”、“中國公開宣示放棄對台動武的企圖和准備”、“中國撤除對台所部署的全部飛彈”、“中國取消反分裂法”、“衹要中國一日不實現民主,兩岸就沒有談判的空間”等等。

  在接見的最後,陳水扁做了總結性的發言,他說,昨日的蘇聯或許就是明日的中國;鑑於蘇聯已經解體,中國難免也將步其後塵。陳水扁大聲強調說,從“公投”到“終統”,他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民主,也就是要讓台灣不能衹有“終極統一”的唯一選項。這也再一次暴露了陳水扁以“民主”作幌子,妄圖實現“終極分裂”的夢想。

  當時,許多身居海外的大陸民運人士從台灣電視節目中看到這幕醜劇之後,都感到非常氣憤,紛紛指出,林保華、曹長青、胡平、阮銘、王策、楊月清根本不能代表“中國民運”,他們其實是台灣間諜。還有一些民運人士指出,上述幾個人此次去台灣的真正目的,是為了配合陳水扁打所謂的“民主牌”,從而向陳水扁討賞錢。

  有民運人士指出,王策當年贈給浙江民運人士王有才的一千美元根本就是作秀,非但幫不了國內民運什麼忙,還給大陸當局全面鎮壓中國民主黨提供了藉口。還有民運人士指出,胡平、阮銘等人詆毀王炳章,挑起海外民運內鬥,他們是民運的罪人。知情的民運人士指稱,“文革”造反派出身的阮銘一貫多變,不是極左就是極右,如今又變成“急獨”;阮銘的個人品行也十分卑劣,曾猥褻六四學生領袖柴玲,強奸未遂;還組織他人對反台獨的民運人士鮑戈進行圍攻,充當民進黨的打手。

  另外一些民運人士還指出,林保華的老婆楊月清平日裏驕橫跋扈,對海外民運罵個不休;據知情的民運人士透露,楊月清還誘惑民運人士趙品潞為其提供性服務。民運大老魏京生則指出,曹長青、林保華在民運人士面前向來自稱“不是民運人士”,還動輒“譴責”民運人士,但是他們每次去台灣,卻都大吹自己就是“中國民運人士”,以謀取台灣當局資助的經費。

  陳水扁私吞臺灣海外民運經費

  然而,這些所謂民運人士在陳水扁面前搖尾乞憐之際,可能萬萬不會想到臺灣以“國務機要費”名義發給他們的賞錢,已被陳水扁背後裏“黑吃黑”。

  2008年,陳水扁被收押後,特偵組查出臺灣給“海外民運”編列的經費,竟也被陳水扁等人私吞。臺灣媒體報導,以“國務費”中的“機密費”資助海外民運人士(王丹)案,過程涉及核銷不實,甚至懷疑有部分資金交由扁家大帳房陳鎮慧經手挪於私用。

  臺灣特偵組深入調查“國務機密費”核銷過程的偵察中,發現當年高檢署查黑中心調查認定屬於機密外交的“資助海外民運人士案”,其核銷過程疑涉不法弊端,認為有重新調查的必要。據臺灣高檢署查黑中心調查,陳水扁當年提出的六大“機密外交”中,“資助海外民運人士”共有兩次給付,都是付給同一人(王丹),金額約六百六十多萬新台幣,皆由陳水扁的親信馬永成所指示,由“國務機要費”中的“機密費”中支出。

  特偵組依據領據核銷及相關證人資料,發現用來資助海外民運人士的六百六十多萬元並非全部匯出,有部分(三百三十萬新臺幣)資金事後交由扁家大帳房陳鎮慧經手處理,流向不明,當年核銷過程疑點重重,懷疑其間有人謀不臧弊端。

  現在,扁家貪腐弊案的審理正在進行中,這些“黑吃黑”的貪腐情事正在一步步趨向水落石出,相信案件總會有真相大白的一天,到那時,當年海外民運與臺灣情治單位的關係亦有可能會水落石出。不知道這樣的真相會否給已經式微的海外民運施以再度的重創?


中文畅销书《民運精英大起底》
编著者:武闻
澳門南天國際有限公司出版
电子版网址: http://boxun.com/hero/xiaoxiaofengyuqing

2009年6月19日星期五

《民運精英大起底》第十四章 民運人士當特工(二)

第十四章 民運人士當特工(二)

  秘密文件頻繁曝光

  2004年,六四事件十五周年之際,一份秘密文件被媒體曝光,這是《北京之春》雜志社社長王丹及主編胡平寫的一封密信,收信人是時任臺灣民進黨副秘書長的李應元,内容是要求民進黨每年向《北京之春》雜誌社提供10.8萬美金的補助,按每月9000美元的額度付給。

  這封信一共四頁,全文為簡體字。從第一頁上方印有《北京之春》聯絡電話及網址的格式來看,極像一份傳真文件。向媒體提供這份文件的消息來源表示,這是一份傳真稿。信的台頭為“尊敬的李應元先生”,文末的署名則是“北京之春雜志社王丹社長,胡平主編 23/05/2004 於紐約”。

  王丹長期從台灣當局秘密領取巨額經費,自稱給了《北京之春》等組織,但他所提及的民運團體都表示沒有見過這些錢。人們不禁要問:這些錢去了哪裡?

  2005年,台灣民主基金會與《北京之春》雜志社簽訂的一份契約書,又被媒體爆料。爆料媒體指消息來源是“知情人士”。在這份名為《財團法人台灣民主基金會補助出版事業契約書》的文件中,甲方是台灣民主基金會,乙方是《北京之春》雜志社,主要内容是甲方在審核同意乙方的出版計劃基礎上,為其提供一年的出版經費共計5 萬美元。

  其時,海外民運組織接受台灣當局資助已經不是秘密或者新聞,就連《北京之春》雜志社是由台灣國安局出資設立的内幕,也已經經由媒體爆料而爲人所知。但是,這些消息曝光出來,仍然令人感到訝異。

  為錢而支持台獨

  1990年代末,台灣李登輝當局取消了對民運的計劃性資金支持,這讓海外民運失去了可靠的財源,如涸轍之鮒。為維持生計,陳水扁當局上臺之後,某些民運人士不擇手段,想方設法向民進黨靠攏,向陳水扁當局伸手要錢。

  2004年11月,民運人士秦晉以籌辦“中國民主運動2005年澳洲大會”為由,寫信給當時台灣的總統陳水扁尋求資金支持。為了與陳水扁當局“套近乎”,秦晉開篇就把自己的組織與民進党說成是“完全應該同病相憐,同命相惜”的夥伴,還盛贊民進黨由反對派成為執政黨“業績輝煌”;聲稱民運組織“亟需在新形勢下調整策略,重新集結”;並聲稱“渴望中華民國政府能為中國的民主化進程伸以援手”,幫助民運“在困厄中重新崛起,巧借歷史的機遇挺進中原”。

  作為交換,秦晉對陳水扁當局一向關切的台獨立場也有所表態。在信中,秦晉暗示,衹有當“民進黨的政治理念可以得到合情合理的商定”,“兩岸的戰時狀態才會真正結束,中華民國的歸宿才有最終完滿的結果”。

吃人嘴軟,拿人手短,這就是為什麼民運分子自甘淪為台獨工具的原因。據知情人士披露,就連《北京之春》雜誌的編委會成員都須由台灣國安局定案,社長王丹在人事方面的安排也須經過臺灣國安局核准後方可施行。

  台獨要求民運從空談轉向實際行動

  正如定居美國的獨派大老洪哲勝所說,台灣之所以應該支持民運,就是要“讓大陸忙不過來”,大陸一亂,台灣就有機會實現獨立了。

  東歐的“顏色革命”相繼發生以後,為了“把錢花在刀刃上”,當時的台灣陳水扁當局表示,對民運的支持要更加務實,不論錢多錢少都要注重實際效果。據此,他們對民運人士提出要求,要他們借鑑美國非政府組織的運作經驗,從空談民主、單純製造輿論轉向實實在在的行動,把戰場從海外移到中國大陸。

  具體來說,陳水扁當局針對民運的做法有四個方面:一是支持民運成立海外“反對黨”,透過政治運作,團結一批有影響力的、對中共不滿的知名人士;二是想辦法把民運活動延伸到中國大陸,並製造中共打壓民主和人權的國際形象,不斷給中共製造麻煩,形成對中共的國際壓力;三是利用民運人士進行情報搜集工作,主要是在大陸留美學生中發展情報組織;四是培養民運分子的台獨意識。

  按照這些要求,2005年1 月,王丹等人到美國國家民主研究所瞭解有關如何在中國開展項目的問題。他們提出把工作重點放在炒作中國國內弱勢族群問題上,具體計劃是透過國內調查機構進行調查,同時資助部分學者撰寫報告,製造輿論,以引發民眾對北京政府的反感。這些建議得到了陳水扁當局的認同,臺灣國安局亦表示會全力支持。

  臺灣當局對民運的“用防結合”

  台灣情治單位與大陸海外民運之間的聯繫,開始於1980年代初。據估計,到民進黨上臺前,台灣軍情局在民運身上的花銷共計500 萬美元。2000年民進黨執政後,放棄了國民黨時期“反攻大陸”的策略,曾一度對海外民運失去興趣。但經過一番評估之後,陳水扁當局認為,這些民運人士還有可資利用之處,於是把“定額補助”的方式改為“逐案審查”,並開始積極拉攏王丹、王軍濤等人,還爲此專門設立了“二王專案”。

  除了為台灣搜集情報外,陳水扁當局利用民運做的事情,主要是在輿論方面抨擊大陸,為其台獨助陣。他們企圖透過民運之口,藉由批判“國家主義”、“民族主義”,來淡化大陸民眾的“國家意識”、“民族情結”,在“人權高於主權”的理論基礎上,否定大陸對台灣擁有主權。

  但是,陳水扁當局並沒有真正把民運人士當成自己人,在提供資助的同時,也增加了苛刻的條件。以前面提到的台灣民主基金會對《北京之春》雜誌社的資助為例,這個資助協議的前提條件是:“甲方就乙方所提之出版計劃書(包括目標、方法、內容、進度、經費等項目)進行審核後,認為該項出版計劃符合本會補助宗旨,並同意予以補助”。該協議的有效期僅一年,而且對乙方《北京之春》雜志社的要求非常具體,如“乙方必須按計劃執行進度檢送出版刊物……每逾期一日,扣除總經費千分之一違約金”;在雙方發生爭議時,“調解或仲裁之地點為臺北市,第一訴訟管轄法院為臺北地方法院”;等等。

  當時的臺灣陳水扁當局雖然口口聲聲要跟民運分享“民主經驗”,但實際上採取的策略是“用防結合”。在他們眼中,民運人士是異類和禍水,要堅決防止其入島,以免引火燒身。民運人士曾提出在台灣建立聯絡據點,結果被台灣當局拒絕。

  王希哲、魏京生爭當臺灣特工

  1999年末,當時的李登輝當局安排魏京生訪台時,魏京生曾當面向李登輝索要兩百萬美元的資助。此事見諸報端後,正在紐約聯合國大樓前為大陸逮捕中國民主黨主席徐文立等人進行絕食抗議的王希哲,立即發表聲明,公開指責魏京生四處要錢衹是為了滿足其個人的揮霍。魏京生則通過台灣的媒體對王希哲的指責進行反駁,聲稱王希哲背景可疑,因為只有中共才一直破壞他的籌款努力。這種民運人士之間赤裸裸地爭奪資源的事件,屢見不鮮。

  其實,王希哲本人在剛到美國後,就宣佈要參加台灣的中國國民黨,並公開表示,拿台灣情報機關的經費理直氣壯,當台灣特工很光榮。但臺灣有關當局在處理王希哲、魏京生“申請入黨”之事時,採取了不同方式。當時的國民党婉拒王希哲的申請,是因為王希哲事先就將此事向新聞界作了公佈,令國民黨為難;而魏京生則能聽取忠告而“審慎為之”,這樣就使問題迎刃而解了。

  但是,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同樣,海外民運也決不可能白拿臺灣情治單位的支票。

  據媒體爆料,李登輝時代,台灣操縱海外民運的正式機構是中華民國行政院陸委會的對外聯絡處,以及海外工作委員會及僑務委員會,還有中國青年團結會、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大同盟等非官方民間團體。李登輝當局主管這項工作的最高級別的行政官員,是陸委會的兩名副主委林中斌和鄭安國,其經費直接由李登輝的親信之一劉泰英撥發。

  2000年9月中旬,臺灣陳水扁當局的陸委會對外聯絡處召集“大陸海外民運工作管理協調會議”,宣佈由當時的海基會副秘書長許惠佑擔任新一屆“民管會”的主席,金堯如、林保華(淩鋒)、王元泰(薛偉)、伍凡、蘇嘉宏任北美地區專員。經過一番內部鬥爭後,海外民運聯席會議主席魏京生和二十一世紀基金會會長楊建利等幾位重量級民運人士,則反而因“事務繁忙,無暇兼職”等原因,僅列入“民管會”的一般成員名單。

  臺灣特工操縱民運黨同伐異

  當時,臺灣有關當局評估“民管會”是否實現了“主導民運”的一個重要指標是,海外各個民運團體的領導權是否已經掌握在可靠的親台人士手中;如果尚未“達標”,則務必採取行動使局面改觀。

  當年,臺灣曾根據密報,認為當時的民聯主席王炳章一貫對臺灣當局陽奉陰違,還私下將臺北撥出的巨額經費另立帳戶,並隱瞞多名民聯國內成員的資料等,由此決定由胡平在民聯代表大會上發動“倒王”,將王炳章開除出局。又如,嚴家其當選民陣主席之後,由於他處事過於迂腐,還自命清高,不願與臺北全面合作,所以臺灣最後決定推萬潤南出來競選主席,將嚴家其拉下馬來。

  不過,有時候也會出現民運團體的新任主席抗拒臺灣幹預的情況,對付這種局面,李登輝當局通常會採取分裂團體的手段,另立領導機構,如此一來,民聯、民陣、自民黨、民聯陣、民聯陣-自民黨等民運組織都陷入“雙胞胎”的怪圈之中,不斷的內訌和分裂讓外界恥笑不已。

  臺灣陸委會“大陸海外民運工作管理協調會”有一份文件曾指出,海外民運“必須以向國際揭露大陸地區不良的人權記錄為己任,支持台灣、西藏、新疆、內蒙古爭取獨立的正義鬥爭,推動西方民主國家從政治、經濟、軍事、外交等方面形成對中共的有效的壓力,促使其最終走向解體,從而自然解除其日益對台灣所形成的威脅”。

  在1999年的年度工作總結報告中,“民管會”高度肯定了當時海外民運的發展狀況,認為當時海外民運的主流團體都能夠“同國府維系緊密的聯系”,並透過加強互訪、簽訂合作協議、共同抗議大陸領導人訪問西方國家等活動,完成了同西藏、新疆、內蒙古要求獨立的海外組織的“合流”。至於談到“民管會”工作的不足之處,報告承認“民管會”當時仍未能將中國民主黨、法輪功納入“主流團體”之列,以及由於投入海外僑社的工作力度過於薄弱,致使許多原先親台的僑社被大陸當局所“統戰”。

  領取臺灣經費的標準

  據知情的民運人士透露,李登輝時代的臺灣海基會副秘書長許惠佑曾經在向總統府匯報“民管會”的工作情況時特別強調,1999年4月《北京之春》雜志社代表大陸海外民運同“東土耳其斯坦民族中心”簽訂合作協議,此舉標志著民運工作的新起點,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而魏京生、王丹等知名民運人士在歷次活動中,也能“協助國府文宣”,贊同台灣擁有決定是否獨立的自決權,並呼籲美國制裁中共;此外,“海外民運聯席會議”等“主流團體”的領導人們都十分關心2000年3月的台灣大選,表示他們將自覺同宋楚瑜陣營劃清界線,堅定地支持連戰競選總統。有鑑於此,當時臺灣的總統李登輝同意,待大選結束後再增撥二十二萬美元投入海外民運。

  另據知情人士透露,截至1999年,以“海外民運工作需要”為由而定期從李登輝當局那裏領取津貼、工資或報銷開支的民運人士,主要有:文權、薛偉、王涵萬、唐柏橋、伍凡、徐邦泰、倪育賢、齊墨、汪岷、林樵清、萬潤南、蔡崇國、黃慈萍、楊建利、莫莉花、謝選駿、魏京生、盛雪、吾爾開希、陳錫錚、徐水良、項小吉、張偉國、王丹、胡安寧、林保華、辛灝年、于金山、胡平、于大海、馬克任、金堯如、曾慧燕、司馬璐、劉泰、張英、陳勁松、高寒、張菁等。

  由於台灣島內對於當局資助大陸海外民運一事素來存在爭議,因此當時“民管會”要求上述領取款項的人士務必恪守機密,不准對外作任何宣示。

  當時,臺灣情治單位判斷某位民運人士是否“可靠”、是否能夠與之長期合作的依據,主要是來自其安插在海外民運中的情報人員所提供的報告。民運圈內人士對于這類秘密報告的可信度素來存有非議和抱怨,而且這種工作機制有時極易引起那些為爭寵而傾軋的情報人員之間競相向台灣寫“黑函”告狀、互揭陰私的亂象。不過在李登輝當局看來,情報人員的私人操守是一個次要的問題,關鍵是要考量他們能否兢兢業業地工作,為“二千一百萬台灣人的前途”而打拼。至於情報人員貪污若干款項或者玩幾個女人之類的事,李登輝當局則從不計較,只是將這些把柄當做控制他們的緊箍咒。

  雖然當時的李登輝當局並不要求所有的民運人士都能夠象魏京生那樣公開宣示“山東也可以獨立”、“澳門的主權一旦回歸中國就會任憑中共宰割”、“美國沒有必要讓中國先於台灣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之類的話,但是,對於那些被認為“有狹隘的國家主義立場”或者“有大中華情結”的民運人士,則已經研判為完全沒有“合作”的餘地。對於這類民運人物,“民管會”認為,盡快讓他們從海外民運的舞臺上消失“未必不是一件好事”。

  民運開會拉人湊數

  二十多年來,台灣情治單位在資助和控制海外民運方面的經費投入,高達十幾億元新台幣。臺灣的軍情局、國安局、情報局先後派遣和收編間諜、“民幹”、“聘幹”多達七十餘人。時下在海外民運公開場合拋頭露面和幕後串聯的人,幾乎都以領取台灣情治單位的活動經費或項目津貼為主要的經濟來源。凡與台灣當局沒有合作關系的民運人士,不是被硬排擠出民運界,就是自行脫離,極少數自立門戶者則遭到敵視。

  時下在北美、歐洲、澳洲及東南亞等地時常參加海外民運組織的各種活動的人,總數不足百人,其中,原來參加過大陸國内民主運動者還不足三分之一,僅僅成了點綴。為了充實會場,法輪功學員、藏獨人士、台灣特工以及申請政治庇護的偷渡者們,時常充當“臨時演員”。為了避免出現空場的尷尬局面,分散於各大洲、各國的所謂民運人士會不遠萬里趕來赴會,機票和食宿都由台灣情治單位提供報銷,權當作出國旅遊、購物和會友。

  王希哲:民運中95%都是“壞人”

  民運人士王希哲曾經對香港《星島日報》的記者說,民運中百分之九十五都是“壞人”。後來,他在詮釋“民運壞人論”時,更進一步指出,民運人士多為社會的邊緣人物,由於他們遭到社會主流的排擠、歧視和壓迫,因而不滿社會,報複社會,有些還是犯罪人物,可以被認為都是“惡人”、“壞人”和“刁民”。王希哲還認為,1989年六四期間北京出現大批主流人物參加民運的情況,是因為那時社會主流人物怕錯過“四五運動”那樣的表演機會,以為民運要成功了才參加進來。但隨著中共的轉型,以及民運前途無望,這批人都相繼離去,使民運隊伍又衹剩下“壞人”,而且“壞人”的比例越來越大。

  在王希哲看來,當年大批社會主流人物參與民運帶有某種投機目的,而少數的社會邊緣人物參與民運才合乎常理。但時下海外民運裏面所剩下的那些“壞人”們,又何嘗不是一些投機分子呢?他們不打工、不經商,透過投靠台灣情治單位,也照樣發家致富、購豪宅、包二奶,終日遊手好閒,還可以免費國際旅遊。他們所要做的就是經常性、習慣性地叫嚷幾下“中國很快要崩潰了”、“中國威脅世界和平”、“台灣有權決定獨立”、“幾千萬人已經退黨”等等千篇一律的口號,然後就是編寫幾份經費開支報告發給台灣。

  也正是由於這份差事油水太肥,所以才在海外民運中不斷掀起你爭我奪、相互傾軋、彼此詆毀的風波。而能不能拿到經費,完全取決於台灣情治單位對其的信任程度。已經拿到經費的“壞人”,最擔心飯碗被民運人士分走,於是,挑撥離間、拉攏分化、造謠誣蔑的手段無所不用其極。最後,經不住這麼折騰的民運人士就衹好對這夥“壞人”退避三舍了。

  陳水扁當局操縱民運的經典模式

  2006年5月14日至19日,被稱作“首屆全球支持中國和亞洲民主化大會”的海外民運大會在德國柏林召開,台灣民主基金會、民陣、柏林歐洲研究會、人權無疆界等組織共同舉辦了這次會議。當時的台灣駐德代表謝志偉,陳水扁總統府的國策顧問阮銘和金恆煒,台灣世盟總會長饒穎奇,台灣民主基金會代表董立文和Kay Moller,日本國會議員、前法務部次長牧野聖修,香港立法會議員、“長毛”梁國雄,歐洲法輪大法協會主席吳曼揚,民陣主席費良勇,人權無疆界組織主席Willy Fautre,以及澳洲參議員Victor Perton、Michael Danby和Bob Brown等人到會,並作了發言。

  雖然組織者聲稱,“這次大會將深入探討專制制度不能解決的重大社會問題,和平演變進程、維權運動、海內外民運的分工合作,民運的困境和機遇等”重要問題,然而,在會議議程上他們卻做手腳,淡化這些公開宣稱的議題,而突出呼籲西方國家阻止中國吞併台灣,反對中國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以及譴責所謂中國摘取法輪功學員器官等內容。大會拿出早就準備好的決議,讓人代讀一遍,而且根本“不允許討論”就通過了。這次會議是當時的陳水扁當局操縱海外民運的一個經典模式。

  組織者更在會議結束之後的兩個星期,未與與會各方商量,突然以“民運柏林大會”的名義,發表了一份極具爭議性的宣言,聲稱“在兩岸關系上,我們堅持三個原則:人權至上、和平至上、人民的福祉至上。同時,我們認為歐盟賣武器給中共,會加劇兩岸戰爭危機。中共購買先進武器的最大可能性就是發動台海戰爭。如果中共用武力攻下臺灣,就是專制戰勝民主,野蠻戰勝文明,落後戰勝先進。所以,我們堅決反對歐盟解除對華武器禁運。”

  這份宣言在互聯網上出現後,立刻遭到人們的批評。2006年6月15日,民陣澳洲理事黃濟人撰文指出,近年來中國國內的政治環境有了很大變化,“維權運動”有燎原之勢,海外民運還沒有針對這種變化有組織地進行相應的討論,“民運柏林大會”卻把主要議題限定在台海領域,不能不說是一種遺憾。

  黃濟人一針見血地指出,“為什麼會如此?根本原因是‘民陣’中的個別人為了迎合台灣民進黨的需求。‘人權高於主權’的潛台詞在這個特定環境裏其實就是台獨的合理性。同樣,在‘宣言’中強調反對歐盟對華武器解禁也順理成章了。這個現象在去年的澳洲大會上也出現過。” 他痛心疾首地說,“如果運用自己所掌握的海外民運組織的資源,利用民運組織決策機制的不健全,將支持台獨的個人立場塞入海外民運的政治理念,最終可能是挖掉了中國海外民運的生存土壤。成就個人名利,卻丟棄海外民運的核心價值,何其忍哉?”

  黃濟人在文章中質問會議組織者:“凡是中共反對的我們就應該擁護嗎?這種簡單的思維,相信沒有人會認同。但是事實上一些現象表明,這種思維方式卻依然存在。專制的中共反對台獨,並不意味著民主政治力量就應該支持台獨。中共抓了一個小偷,我們當然不能因此而賦予這個小偷以‘政治小偷’的榮譽。同樣,賴昌星也不能因為是中共政府通緝的走私集團首腦的嫌疑人,而可以成為‘政治走私犯’。同樣的邏輯,我們不能因為中共在台海問題上堅持主權而因此偏激地踐踏國家主權。”

  無獨有偶,陳水扁當局操縱海外民運的這個經典模式在2007年海外民運的布魯塞爾大會上再一次出現。

  2007年5月14至16日在歐盟總部所在地布魯塞爾舉行的這次大會延續了2006年柏林大會的名稱,稱作“第二屆全球支持中國和亞洲民主化大會”;由全球支援中國和亞洲民主化論壇、民陣、柏林歐洲研究會、人權無疆界、國際人權組織、臺灣民主基金會共同主辦,並由民聯、記者無疆界、民聯陣、中國民主黨海外流亡總部、中國社會民主黨、中國民主黨協調服務平臺(海外)、民聯陣-自民党、全美中國學生學者自治聯合會、全德中國學生學者聯合會等組織共同協辦。

  布魯塞爾大會發佈的公告稱,“2007年全球支持中國和亞洲民主運動布魯塞爾大會是柏林大會的繼續。繼續搭建一個國際的民主論壇,廣泛邀請歐洲、北美洲、澳洲和亞洲民主國家和地區的政界人士、人權專家、學者等;中國大陸、越南、北朝鮮、緬甸、老撾、新加坡等專制國家的異議人士;中國各海外民運團體、宗教信仰團體、新聞媒體以及僑團組織的代表,聚首一堂,交流資訊,介紹經驗,探索方略,共商國事,有計劃、有步驟地推動中國和亞洲的民主化,結束中國的專制制度,走和平發展,富裕繁榮和諧的康莊大道。大會將再次成為海外民主運動的一團火焰,在歐洲自由的土地上燃燒,它的火光和火種將給中國大陸的民主進程再添一份熱力和生機”。

  然而,據知情人士透露,2007年的布魯塞爾大會實際上是由臺灣民主基金會資助,而且這次資助附加了苛刻的條件,即:大會必須邀請美國、歐洲、日本、澳洲的政界人士參加。爲什麽要附加這個條件呢?實際上陳水扁當局關切的不是海外民運,而是企圖利用這次大會的機會,由臺灣的參會代表與出席會議的各國政界人士“拉關係”,進行“民間外交”,希圖以此拓展臺灣日益逼仄的“外交空間”。

  布魯塞爾大會對外公開的四個主要議題是:1、新聞自由和信仰自由;2、依法治國和維權運動;3、亞洲民主化與區域安全;4、北京奧運與中國民運。但這些議題如同2006年柏林大會的議題一樣,都是形同虛設,都被偷梁換柱,圍繞著臺灣的外交和臺灣獨立大做文章。因此,布魯塞爾大會不過是陳水扁當局操縱海外民運的經典模式的重演。

  近年來,海外民運加強與台獨、藏獨、疆獨合作的主要理由是,“凡是中國反對的我們就支持”。例如,中國要抓遠華案走私犯賴昌星,阮銘、魏京生、盛雪等人就跑到加拿大法庭為其辯護,把賴昌星稱爲與劉少奇、“四人幫”一樣的“政治犯”;中國譴責李登輝的“兩國論”,魏京生、盛雪等人就跑到台灣向李登輝說“山東也可以獨立”;中國反對陳水扁廢除“國統綱領”,王丹、胡平等人就跑到台灣說“廢統衹有李肇星不高興”;中國抓了台灣間諜高瞻、李少民、程翔,劉青、吳弘達等人就在美國吹捧他們是“良心犯”和“英雄”。如此極端的邏輯和荒謬言行,讓人不得不對海外民運失去希望,甚而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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