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6月18日星期四

猥琐的“民运”和“民运”的猥琐

猥琐的“民运”和“民运”的猥琐
----读《大梦谁先觉----〈中国之春〉与我的民主历程》

近年来,肇始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的中国海外“民运”日显颓势已是不争的事实。昔日的“民主斗士”或苦撑危局,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或摇尾乞怜,四处碰壁,或勾心斗角,争权夺利,或贪图富贵,醉心于金钱,或蝇营狗苟,沉迷于性爱,一句话,日益变得猥琐、没落,毫无生气和希望。近读中国海外著名“民运人士”、中国民主团结联盟(简称“民联”)重要成员、《中国之春》杂志前主编丁楚,撰写的《大梦谁先觉—〈中国之春〉与我的民主历程》一书,我忽然发现,“民运”的猥琐并不自今日始,在从娘胎里出生时本就是猥琐的,带着明显的劣根性。

《大梦谁先觉》从亲历者的视角,详细描述了1986年1989年间,中国海外第一个“民运”“民联”及其机关刊物《中国之春》大量不为人知的内幕。作者不惧非议,不避事实,亦不矫揉造作,对“民联”高层人物和事件进行了解剖和“晾晒”,极具真实性和可读性。适逢中国“民运”30年,该书的出版为我们深入反思、总结中国“民运”30年的历史,提供了一个生动、难得的个案和样本。

作者丁楚初到纽约,“民联”主席王炳章就迫不及待地深夜来访,后经常硬邀丁楚为“民联”和《中国之春》做事。忽一日,王炳章拿出一张入盟表格让丁楚填,并称都是自己人了,其实填不填表格都一样,但最好还是填一下,显得正规。丁楚意识到,人都掉到井里了,填就填吧。一个宣称追求民主、自由、法制、人权的政治组织,竟然用这种“落井下石”的办法发展盟员,真让人大跌眼镜。从世界上大多数政党的发展来看,凡入党者,皆基于信仰,出于自愿,采取严肃、正规的手续办理,象“民联”这样发展盟员,不是小人作为吗?

既然要搞“民运”,就要有正当的理由,能拿出比现实更加合理的民主构想,也就是说要有明确而科学的政纲,否则,搞“民运”何为?当留学生质问“民联领袖”们要搞的民主是什么样的民主时,他们除了反复念叨从西方老师那里学来的诸如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等抽象、干瘪的概念外,再也说不出更多东西。为了应付民众的质疑,王炳章授意丁楚编写《民主运动一百问答》和施政纲领。丁楚绞尽脑汁草拟出了施政纲领,其政治纲领并未超出西方民主思想的窠臼,也未超出中共对中国民主发展的认识,其经济纲领也没有什么中比共采取的改革措施更高明的地方,连丁楚自己都承认,“很难再提出什么新的东西”,从此对“起草纲领的天真主张厌恶透顶”。既然没有高明主张,为什么要搞“民运”?究竟想把群众往哪里引?历史经验表明,一个没有头脑的政党是最危险、最可怕的。其实,那些“民主斗士”之所以走上“民运”道路,有理想主义的成分在,大多是因为在大陆受到了所谓的“不公正”待遇,愤懑淤积难解,最后扎进“民运”窝而不回头,真正的铁杆理想主义者并不多。

正是由于缺乏正当性,中国“民运”不仅在大陆没市场,就是在海外华人、留学生中也没多少号召力。许多海外华人、留学生对“民运组织”存有戒心,躲之唯恐不及。王炳章深知华人、留学生对“民联”不欢迎,对一些讲演、研讨、交流等宣传鼓动活动都不亲自出面,而是指使不讨人嫌的人去。王炳章为了获得留美中国同学政治学会研讨会的内容,甚至指派丁楚带着答录机参会,暗地里把会议发言录下来,拿到《中国之春》上发表。一个在海外搞“民运”的组织,周围没有“白色恐怖”,竟然沦落到“偷听”的地步,岂不悲哉?为国家和民族争取民主,首先要赢得民众的支持和拥护,大张旗鼓地去干。缺乏群众基础,干些偷偷摸摸的勾当,搞什么“民运”?算什么英雄?

没有群众支持,又硬要搞“民运”,“民运组织”和“民运人士”也只能投靠洋人和台湾情治机关了。“民联”就主要依靠台湾情治机关的养活,台湾情治机关一旦“断粮”,整个“民联”架构就无法运转,惶惶然不知所踪。接受正义之士的捐助从事正义之事,这在历史上并不鲜见,也无不可。但是,拿台湾国民党的钱,去干反对大陆、分裂中华民族的事情,这是什么“民运大业”?明明靠台湾国民党的钱活命,却又不敢声张,“金钱来源成了组织最高的机密”,还信誓旦旦地宣称,不接受任何有政治条件的捐款。做贼往往心虚,心虚就会拼命掩盖,结果就变成虚伪的组织和虚伪的人。民主是建立在正义基础之上的,丧失正义性的“民主运动”,注定要走上邪路,沦落成邪恶的力量。

这种“邪”会体现在方方面面,“民联”的组织架构和运作模式就很“邪”。“民联”总部是不能随便进的,只有王炳章的亲信人员才允许进入。对让进入总部工作的人,那是一种荣耀,说明王炳章信任你、器重你。《中国之春》编辑部里的人各把一摊,互不说话,互不交流,更不允许侵犯各自的“领地”。“民联领袖”与盟员之间采取单线联系,高度保密,好像真把自己当成台湾的特务组织来管理。总之,“民联”的组织架构和运作模式让人感觉神神秘秘,充满封建派阀和阶层区隔的气氛。开展民主运动首先要实现人的自由与平等。一个标榜追求民主的政治组织,却最没有民主气息;作为人类文明追求之目标的民主,在他们手里被庸俗到如此地步,岂不是对民主的嘲弄?

更“邪”的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已争得你死我活。对此,丁楚在《大梦谁先觉》中作了浓墨重彩的描写。“民联”高层之间互不信任,互相猜忌,凭空制造出“特务案”、列出清理名单,暗施黑手,暗下绊子,企图排除异己。王炳章通过垄断财权来控制组织,在其任满交由胡平任主席后,又想尽办法架空胡平,为重新夺回最高权力,甚至在达到长期控制组织的目的,他先是其后任主席,继而在“民联”四大上演窃取总部经费的闹剧。负责财务的林樵清与新设的办公室主任呼延民“争风吃醋”,负责发行的薛伟利用其作为台湾向“民联”送钱管道的有利位置要挟组织,打击同事,等等,不一而足。他们争的是什么呢?无非是所谓的“主席”、“主任”之类的虚名,无非是对那点乞讨来的可怜经费的占有、使用权。“民主斗士”们被称为“社会的精英”,大都有北大、清华等名校的教育背景,在权力与金钱面前也是如此得不免俗,竟然为蝇头小利煞费心机,互相倾轧,怎不令人心寒?指望这样的人推进中国民主,能可靠吗?

大梦谁先觉。丁楚在书中并未明确说明,他反思上世纪八十年代“民运”发展的历史具体觉悟到了什么,但我们从其字里行间会发现,他作为亲历者,对中国海外“民运”衰落的原因已有所警醒。我读此书,强烈地感受到中国海外“民运”的可怜、可悲和可叹,来时鄙陋、蹩脚、猥琐,此时愈加鄙陋、蹩脚、猥琐,其没落就是必然的了。

(纵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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